使性。曹植的行為舉止一任自己個性，這也是非常突出的。他非常厭惡禮教，因為禮教就是用各種規範製度限製人的自由，也就是限製人的個性。他聽到別人告訴他一個故事，一位男子喜歡鄰家姑娘，但是沒有找到合適的媒人，不成“禮”，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心上人被有媒人的其他人娶走。曹植於是感而賦焉：“思同遊而無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於永絕，悲莫悲於生離。……去君子之清宇，歸小人之蓬廬。欲輕飛而從之，迫禮防之我拘！”“妾穢宗之陋女，蒙日月之餘輝。委薄軀於貴戚，奉君子之裳衣。”盡管作品因殘缺而難得其意，但是他反對禮教束縛，提倡婚姻自由的崇尚個性精神還是很明白的。他也崇尚超俗境界。“實淡泊而寡欲兮，獨怡樂而長吟。聲皦皦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內含和而弗食兮，與眾物而無求。棲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兮，快閑居而遁暑。”（《蟬賦》）那種離群超俗之誌，以蟬而出。他借鰕鱔出遊，“俯觀上路人，勢利惟是謀”，（《鰕鱔篇》）抨擊社會上到處都是“勢利”的庸俗之人。然而，社會眾生唯利是圖確也是其普遍現象，如他這樣心純情潔之人，自然難以適應社會生活了。他還無度，行為任性而有，幾乎沒有什麼限製。曹操規定，夜間不允許開宮門出入，但是他就不管，偏在夜裏出去，以致曹操殺門人以立威。他飲酒無度，以致曹操欲任以重任而罷休。他對人毫無“防人之心”，在立太子的生死大戰中，他根本沒有“競爭意識”，一任別人從自己手中奪去了至尊位置，而毫無覺察。曹操在世期間，從無後慮，以致自己後來處處受窘；受窘時候也沒有思慮自己為什麼會如此，一味怪罪眼前的隨從。他本來思想簡單，心地純潔，再任性而為，其嚴重後果不難想象。
曹植的使性，是相當徹底的，是有力度的，剛性的。屈原作有《橘頌》以明誌，曹植也作有《橘賦》以明性：“稟太陽之烈氣，嘉杲日之休光。體天然之素分，不遷徙於殊方。播萬裏而遙植，列銅爵之園庭。背山川之暖氣，處玄朔之肅清。”這是一個與世俗相異，具剛烈性情，堅定不移的形象。他的《鶡賦》塑造了這樣的形象：“美遐圻之偉鳥，生太行之嵒阻。體貞剛之烈性，亮乾德之所輔。”“甘沈隕而重辱，有節士之儀矩。降居檀澤，高處保岑。遊不同嶺，棲必異林。”堅貞剛烈，不同流俗，而且“期於必死”。這樣一種善鬥又置生死於度外的猛禽，不是曹植那堅持自己個性，置利害生死於不顧的自我寫照嗎？他“履先生之正路，豈淫徑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恥幹媚而求親！”（《九愁賦》）他決不願意為了利而犧牲自己的正氣，決不願意為了避免責罰而低聲下氣，他的使性有著自己的人生原則，有著自己的人格準則！
曹植的這種個性及其堅定的表現，在魏晉名士的人格史上具有很高的示範意義。他的這種精神以及在文學作品中的表現，正是“建安風骨”的傑出體現，使建安文學在曹操之後多了許多剛烈之氣，堅貞之情，鍾嶸言其“骨氣奇高”的“建安之傑”，良有以也！
簡放。曹植的簡易疏放也是很突出的，《三國誌》本傳言其“性簡易，不治威儀”，“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所謂的簡易疏放，其實與其純情與使性有著密切的聯係的，言行處事一任自己好惡，不作細究深思，與世俗的“三思而行”，計慮利害得失不同。曹植的簡放，與其貴公子的地位與身份有關，也與他逸群之才有關，與當時社會風氣關係也很大。更重要的是，這是他純情與使性的性格所決定的。他的簡放表現很多，如無節製地飲酒。建安文人飲酒成風，這是曆史事實，有曹操的禁酒之令與孔融的言行等等為證。作為曹氏集團的中心人物之一，甚至可能成為第二代領導核心的人物，飲酒無度顯然是不妥當的，不應該的。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建安二十四年，曹仁被關羽所圍，曹操欲以曹植為南中郎將領兵救曹仁，可是“植醉不能行受命，於是悔而罷之。”（《三國誌》本傳）飲酒無度以致他基本不能擔當重任，在政治上完全是個無用之人。這就決定了他政治前途暗淡。此次醉酒，據裴鬆之注所引《魏氏春秋》當與曹丕有關：“植將行，太子飲焉，逼而醉之。王招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這樣更可見曹植性格的簡放已經到了毫無頭腦的地步。他也參與鬥雞等浮華勾當。建安後期至魏明帝時期，魏國境內還算太平，社會上流行鬥雞，狂飲，清談等等所謂“浮華”風氣，曹植肯定也是其中一員。他作有《鬥雞》一詩，形象生動地描述了鬥雞情景，《鶡賦》雖不是著重描寫鬥雞的，但是對飛禽的搏鬥過程寫得淋漓盡致，可以相見他對這個玩意兒的熟識。他喜歡娛遊，幾個或者一大群文人，帶上一些侍從，或飲宴，或郊遊，或嬉戲，隨興所至，有時還興猶未盡地寫詩作文。他還喜歡各種民間俚曲俗舞瑣談，認為“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與楊德祖書》）表現出相當寬容的文學美學觀念。他的樂府詩，有許多就是當時的民間歌曲，自己所擬也頗具民歌風味，至於喜聞民間的“小說”俚語，也是有史可征的。這些表現，我們可以稱之為興趣廣泛，也可以看做觀念解放沒有貴族陋氣，從性格來說，實際上就是簡易疏放，隨行隨性，沒有人為的節製與限製。這種行為方式，對後代名士影響很大，放達或放誕是魏晉名士的基本特征之一。
壯誌。曹植一生念念不忘建功立業，至死未變，這在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這固然有時代的原因。建安直承東漢，漢末名士忘身救漢的精神與之距離不遠；儒家“三不朽”思想對文人的影響依然存在；曹植的前輩和同輩都在努力建立不朽的功業。這些應該是曹植立誌不朽的外部原因。其自身的性格也是重要因素。他具有剛烈不易的個性，因此當他早年立下宏願，在百折不撓的個性力量支持下，很難因時勢的變化而改易。比較清楚地表達他誌向的是著名的《與楊德祖書》：“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誌未果，吾道未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對這一段言論，人們曆來都很重視，隻是理解有相當的不同。其實，他首先是因贈送自己的辭賦作品給楊修看而發的議論，因此一定程度上有謙虛的意味在。其次，曹植是站在“位為藩侯”的立場，以曹氏政權的中心人物之一的責任與義務來談自己的誌向的，因此將為國家、為曹氏政權建立實際的不朽功勳置於首位應該是恰如其分的。用今天的話語來說，身在其位當謀其政，當為其事。這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曹植純情天真的表現。當然，他把“辭賦”這樣的文學創作看做遠不如建功立業那樣重要，雖說有時代的局限，但今天看來畢竟是觀念上的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