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嚴峻與疏闊：苛條與順性。無須我們舉出大量例子，幾乎眾所周知諸葛亮執法如山，製法嚴密。他深受先秦法家思想影響，對法家也是深有研究。這方麵的史實很多。如本傳所記：“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勵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至於其所立兵法條例，至密至細，執行至謹至嚴。特別是斬愛將馬謖一事，充分體現他的“一斷之於法”的精神。因過而斬大將，在蜀國史上少有，而且是愛將；相關人員也受到嚴厲處罰，張休、李盛兩名將軍也被殺，陳壽之父為馬謖參軍，受髡刑；宿將趙雲也被貶為鎮軍將軍；丞相長史因馬謖兵敗逃亡，也免官。王平在此次表現突出，被提升為參軍。諸葛亮在治軍行政中始終如一地貫徹“法治”思想，製定法度嚴密，執行嚴厲，因此人人都明白必須依法行事，雖罰亦服。這種精神與行為的效果就是蜀國以一偏遠弱小之地，竟然可與強大的魏國抗衡，遠出於孫吳。
一般嚴峻者同時也瑣碎，因為至密至細常常會讓人主要精力放在細密的事情上。這樣的情況在諸葛亮那裏得到了合適的調節。因為他嚴密的同時也有疏闊。所謂疏闊，就是注重大略，抓住要領，忽略小節，提綱挈領。這種風度首先表現在他對天下形勢的把握上。一番《隆中對》，闡明的並不是如何擴軍、練兵、課稅等等具體細致的操作措施，而是大談目前的天下形勢與可能的發展趨勢，劉備現在的急務。這顯然是略其細節而舉其大端。他的《誡子書》也很有特色：“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複何及！”比較一下劉備對劉禪的告誡：“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複恨，不複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歡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複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曆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區別不僅在於文字多寡，主要在劉備細密，連讀什麼書都一一列舉，而諸葛亮僅以“靜”“儉”“學”數端教子，要在修身、養德，其餘則不足言。真是大要明確，小節不計。也許劉備的話更加感人，但是抓小丟大，言語瑣碎，難得教子要領。所以諸葛亮能成就大業，因為他既有戰略家的統攝眼光與能力，也有實踐家的細致入微的嚴謹審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