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性張揚是魏晉名士很突出的人格特征，這也是從建安名士開始就具備的。所謂的個性就是一個人區別於其他人的個別性與獨特性。這種與生俱來的特性，在大一統的政治背景下，在全社會統一標準要求下，自然會受到限製，甚至壓抑至於眾人泯滅其個性，而隻能具備社會所要求的共性。東漢後期開始，皇權受到侵蝕，宦官與外戚輪番專權，一統已經難以維持，士人的天性在黑暗腐敗的社會現實中漸漸有所顯露，至漢王朝崩潰，實際上長期束縛人的綱常自然失去了效力，因此人們的個性才真正得到了解放，可以在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中比較自然地伸展。其中相當突出的是充分肯定自我，不畏權貴，鄙視王公貴族。如出身低微的黃憲，並不因自己地位不高而屈節權貴，他的骨氣最終使得許多仰慕他的貴族不得不屈身低就。張揚個性必然要以顯示才情為主要標誌，因此建安時期開始，崇尚智慧成為社會風尚，與漢代經學的以因循為主要標準的學術風氣大異其趣。從漢末士人的各騁其才，各顯其能的現象我們可以看到新的文人風貌出現了。張揚個性還在士人生活的各個方麵表現出來。例如注重個人的外貌風致，男性也注意打扮敷粉，以粉白婀娜為美，與漢代的威武雄壯為上不同。愛好驢鳴，喜歡嘯，下棋等等。人們一直熱衷的談論中，話題的多樣化與講究語言的藝術化也是這種表現之一。漢代的談論話題集中在社會政治方麵，而建安時期話題已經拓展，孔融與禰衡雖然年齡相差很大，但是他們幾乎無話不談，甚至討論母親與孩子在生下來之前與生下來之後關係的同與不同。就是社會流行的人物品評，也從專評人物的德行，擴展到容貌、言語、行為舉止，私生活等各方麵，凡能談的都可以談。素日的生活也更多地表現出個人喜好與專長，或多著篇什，成為文學創作家，如三曹、七子；或嗜好書法，成為承前啟後的大家，如韋誕、鍾繇等等；或喜歡丹青，成為曆史上著名的畫家，如曹不興等等；當然一專多能的更是不勝枚舉。這類個性特別鮮明的文學藝術創作的繁榮正是建安時期個性張揚的充分體現，而曹丕的文論在曆史上第一次明確論述個性與作家風格的關係也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自然地出現了，劉卲的《人物誌》深入研究人的個性也就不足為奇了。
個人與社會，個體與群體，理想與現實，永遠是難以達到和諧境界的矛盾體。建安名士在麵對這些矛盾的時候也難免遭遇到尷尬。尤其是個性張揚的名士風度必然性地要與社會群體，特別是與統治階層產生衝突。衝突的雙方，顯然社會的統治力量遠遠大於個體，因此個體欲完全地張揚個性，是很難實現的。這樣，名士的人格特征中自然會出現與社會群體衝突之後的形態：變形。衝突越激烈，社會力量越強大，變形就越嚴重，甚至會有嚴重扭曲的情形。這樣的情形相當多。我們僅以兩種狀態述之。其一是飲酒。飲酒似乎是文人雅事，其實原本不然。我國飲酒的曆史肯定很久遠。西周初年周公定禮製的時候就嚴格規定不能隨便飲酒，隻有在舉行大的祭禮等重大活動之後才可少量飲酒。自此，飲酒大多與各種禮節相關聯。漢朝的飲酒應該比較多了，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青衫紅袖當壚沽酒”的美談，可以說明當時飲酒已經比較普遍了，而漢代飲宴的普遍，《古詩十九首》中飲酒的高頻率出現，可以想見當時的飲酒之風。需要指出的是，建安時期經濟凋敝，而飲酒之風更烈。曹操發布“禁酒”之令，但是建安文人的飲宴詩之多確也驚人。王粲作有《酒賦》，曹植也有《酒賦》，最有名的是孔融，他的“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後漢書》本傳）非常顯眼。對魏晉南北朝文人嗜酒的現象，王瑤先生曾作過專門研究，他認為“是在於對生命的強烈的留戀，和對於死亡會突然來臨的恐懼”。這誠然是不錯的。如果以名士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這個現象，可以說這是名士個性與社會現實之間衝突中，個體無法突破現實的變形表現。因為名士們飲酒已經遠遠超出“正常”的範圍，常常飲酒至於大醉，有的嗜酒如命，在沉醉中度過時日，在沉醉中宣泄情緒，在疏狂中顯示其個性。連曹操都說：“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短歌行》）所以說，嗜酒是名士人格變形的一種表現，而且不是個別現象。名士人格變形的另一種表現是言語激烈。這在孔融那裏很典型。孔融是聖人之後，從小就以知禮著名，但是就是他發出這樣的狂言：孩子與母親的關係猶如瓶子與瓶中之物，生下後等於東西倒出來，與瓶子毫不相關了。他的“發辭偏宕”（《後漢書》本傳）等乖戾表現，無非就是人格變形所致。這樣的現象，在禰衡、曹植等許多名士人格中都有。
建安名士的立功渴望在以後的名士那裏有所減弱，而生命意識、個性張揚、人格變形等特征則更加發揚光大了。所以，建安時期是名士人格的初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