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153-208），字文舉，魯國（今山東曲阜）人，孔子二十世孫，“建安七子”之一。孔融幼年即以知禮與聰慧顯名於世，受到司徒楊賜、大將軍何進的辟召。曾為北海相，整頓風尚，興學教化，史稱孔北海。黃巾起義，董卓肆惡，孔融自負其才，誌欲靖難而謀略不逮，竟遭被逐，妻子被擄。曹操奉獻帝都許昌，征融為將作大臣，後遷少府，這樣就與曹操同朝。開始，孔融對曹操頗有好感，曾為其鼓吹並薦士，以為匡扶漢室有望。但是，時間一久，孔曹漸生矛盾。孔融對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頗為憤怒，而自身又深受漢末清流名士影響，恃才傲物，疏宕狂放，不識時務，故作戲侮之舉，最終被曹操以“不孝”等罪名所殺。孔融在文學創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隋書·經籍誌》著錄其集九卷，在東漢作家中僅次於班固（十七卷）、崔駰（十卷）、張衡（十一卷）、李固（十二卷）、蔡邕（十二卷）數人。其風格也頗慷慨任氣，他是建安文學的代表作家與“建安風骨”的重要開創者。
身處漢魏之際，又生於聖人之族，孔融自然更多地帶上了漢末黨人名士的風度；時移世易，天下已非舊日，孔融仍以舊習陳規應時，難免觸處抵牾，而自己也在不知不覺中染上新時代的氣息，並在盛氣激情激蕩下，不經意地發出了與傳統迥然不同的聲音，成為魏晉的新聲，對後代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孔融的過渡性人格，很突出，也很典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才異議殊。孔融是個很特別的人。他早年即以“異才”著名。《三國誌·崔琰傳》裴鬆之注引《續後漢書》曰：“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門下簡通賓客，非當時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為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嚐與仆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這樣的奇思妙想，一般成年人也不會有，何況十餘歲的孩童？宜乎眾人以奇異目之。孔融還好學博覽，《後漢書》本傳言其“性好學，博涉多該覽。”說明他涉獵廣泛，才氣高盛，視點高遠，重大略小，而思維方式在於通覽大體，而非精細。這種才能特點在他以後的生涯中多有表現。例如為北海相，所舉皆合大要，無所瑕疵，但所行均無所成，可見其宜乎言大議而不宜務實事。孔融之博覽群書熟識典故，在他的作品中有突出的表現。如《上三府所辟稱故吏事》中，言不滿二百，用典近十處；《薦禰衡疏》四百餘字，用典二十餘處；《答虞仲翔書》百餘字（殘缺）就用典九處；《上書薦謝該》文（現存）不滿四百，用典達三十餘處。在朝廷議論中也是引經據典，大發其宏論。對使山東而結納袁術的馬日磾，朝廷議欲加禮，孔融獨自唱“未忍追案，不宜加禮”（《後漢書》本傳）；時論多欲複肉刑，又是他建議不可；劉表有僭偽之行，融建隱其事而崇國防之議。值得注意的是，孔融所論，多與眾不同，卻又以大量先例為據，議論宏闊，很富有論辯力，故常常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孔融特別喜用典故，不僅因為熟讀典籍，博覽群書，而且也因喜好揚才露己，一泄其自負之氣。自然，孔融的言論大體與漢末的清議相關性更為密切，與後來的清談內容與方式距離遠些，但是清議實際就是清談的前驅，尤其是他那獨持異論，論辯靈動的特點實為清談先驅。
其二，誌高才疏。孔融的誌向很高遠，《後漢書》本傳言其“負其高氣，誌在靖難，而才疏意廣。”這是很符合他的實際的。孔融有相當深的正統思想，又深受漢末黨人影響，他的誌向是在匡複漢室，這是很不實際卻是當時許多士大夫的共同理想。為此，他在董卓手下常常大發忠君憎奸的議論，以致董卓派他到黃巾軍活動最活躍的地方去任北海相；他剛至許昌不久，就向獻帝建議在京城附近劃出一片地方直屬皇帝管轄，以分曹操勢力；當他發現曹操之意並不在於複漢，而是在於移鼎，就處處與曹操為敵，擾亂他的施政，譏諷他的行為。可以肯定，與曹氏陣營裏的大多數人不同，孔融始終是以恢複漢室作為使命的。但他是個善於大發奇論而不諳實務的人。任北海相期間，他似乎動作很大，也很堂皇，但根本不切實際，毫無建樹，一敗再敗，連自己的妻子兒女都成了俘虜。再以其識鑒看，孔融確是個不務實的人。司馬彪《九州春秋》雲：“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奸民汙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王子法、劉孔慈凶辯小才，信為腹心。左丞祖、劉義遜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三國誌·崔駰傳》裴鬆之注引）最典型的就是向曹操推薦禰衡。禰衡不失為一個具有異才的人，其文學成就也有可觀，但其性格放浪，恃才傲物，行為乖僻，根本不是一個可以在群體中立身做事的人。孔融的推薦，雖然讓這個異能之士出山了，其結果，對曹操來說任用了一個侮辱自己的人；對禰衡來說，斷送了自己的性命！這件事完全可以看出孔融的“行政能力”。從當時實際看，三國鼎立已是既定的大勢，漢室的恢複顯然是絕不可能之事，可他還在作這樣的幻想，足見他對實務的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