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一統崩壞 士人個體的自覺(2 / 3)

這方麵的表現是很多的。經學盛行的時代,人們的思想與行為以遵守傳統為優,不可能有崇尚創造力的社會氛圍。但是從漢末開始,士林開始漸漸地尊崇個性,尊崇創造性。清議以議論的犀利和準確為標準,而不是簡單地符合某種傳統的信條為上;個人風度自然以獨特為上品,而不是以某種綱常為準的;士林的勇敢以大膽和出眾為賞,而不是以跟風從眾為高。就以孔融為例,他年僅十餘歲,去拜訪名士李膺,門吏因其幼小而拒之門外,但是他巧妙地以自家(孔)與李膺家(李)似乎有老子與孔子的關係使門吏不敢不讓他進去,而李膺家的客人們都因此稱讚孔融的機智,而太中大夫陳煒以“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不以為然,孔融卻隨即說:“想君小時,必當了了!”(《世說新語·言語》)諷刺意味非常濃重。這在儒家倫理非常嚴格的時代那是不敬長輩,但是孔融在此際卻獲得神童的美譽,得到普遍的讚賞。漢末對兒童的機智特別讚賞,對成年人的創意也是很重視的。這方麵的過度表現就是出現許多獨行怪僻的人和事,且以此為高。顯而易見,漢末的人們已經對具有創造性的行為表示了更高的興趣和肯定。

這時期的個性意識還表現在價值觀念的變化上。兩漢期間,士人的自身價值主要體現於或者通經致仕,或者以遵守儒家倫理道德達到驚人的地步而被舉薦出仕。這樣的社會氣氛,自然是鼓勵人們消弭自己的個性特征為代價,以服從社會普遍認可的標準為時代風尚。在兩漢,士人的普遍價值取向是儒家的“三不朽”中的“立功”一項,因為“立德”已經不可能,立言為最次,隻有立功為士人的最佳人生價值體現,可以光宗耀祖,可以揚名百世,可以給自己家族帶來書香門第的傳統乃至使自己家族名列顯族之列。但是立功必須得到相應的機會,得到最高統治者的賞識,有很好的家族與師友關係才行。黃巾起義後,天下分崩離析,軍閥混戰,以經學名世已經不可能,以建功立業需要冒險投主,隻有“立言”這樣充分個性化的活動是士人們比較容易實現的。所以漢末、魏初,子書普遍比兩漢(漢武帝至漢靈帝)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立言”的範圍也比以前擴大了,從單純的議論性文字擴大到文學創作。曹丕就是專門作了《典論》一書,以示對立言的看重,其中雖不免仍以子書為高,但是把習慣上的文學創作也列入“立言”的範圍,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變化。文學創作本身應該是個人化的活動,其社會影響也非如“立功”那樣明顯且可以衡量。這種比較非功利化的文學創作被列入“不朽”,開啟了我國文人創作的方便法門,提高了文人的社會地位及其價值。建安文學的繁榮應該說與這種價值觀的轉變有著極大的關係。與此相聯係,書畫創作也出現繁榮興旺景象。兩漢期間自然也有不少書法家,如被稱為“草聖”的張芝,書法、音樂大師蔡邕等,但是此間的書畫主要是服從於儒家的教化與經學發展的需要,甚至還有人從儒家的功利觀出發批評當時人熱衷缺乏實用價值的草書。建安時期,書法已經成為人們的欣賞美、創造美的重要活動。曹操經常在帳內掛上名家字畫,與僚屬賞評;鍾繇、韋誕等等大師可以說癡迷於書道,我國的書畫高峰實肇始於此。此外,圍棋等競技類活動,在兩漢被蔑視為小道、喪誌之道,在建安年間漸漸也在社會上普及,出現了許多以此著名的人物。這些與兩漢不同,甚至有些地方截然相反的價值取向,應該說這是人們從儒家的價值觀念中解放出來了,重視個性很強的活動,提高創造性強的文學藝術的社會地位,並且大力從事這類活動,士人的個體自我意識覺醒並得到明顯增強,從而促進了“人”的自覺,因此“文學的自覺”歸根到底是“人的自覺”的一個部分,或者說是“人的自覺”的一種表現。這方麵的表現還大量存在於人們的家庭倫理之中。如荀粲:“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自熨。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世說新語·惑溺》)對妻子如此體貼愛護完全超出儒家的倫常,而重色甚於重德,更是與儒家思想背道而馳。此間人們父子直呼其名,夫婦相親如友,都已經很廣泛地出現於社會。

士人的自由性得到了很大發展,重視自我的精神感受,重視主體精神的自由。在倫理規範一統之下,在思想統一之下,人們或許也會因習慣成自然地安於這樣的生活狀態,甚至不思改變。但是,全社會整體的長期“統一”也會扼殺人的創造性,扼殺人應該有的自由,包括思想與行為等方麵的自由。由於經學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全方位地統治,漢代人的學術與思想受到了嚴格的限製,一切以“聖人”的是非為是非,其他的思想或許在偏遠的山野還有不盡的野火,而在稠人廣眾之中肯定已經沒有市場了。隨著大一統政權的倒塌,經學這種完全靠政權扶持的學術也就失去了存在和發展的根基,隻能靠學術發展的慣性力和個別崇信者維持其殘喘。在西漢初曾風行一時的道學沉寂了數百年之後又得到了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名學、法家、兵學等雜學都因人的精神自由,選擇自由而獲得發展的機會。建安時期,社會思潮的主流不再是爛熟經術,而是各人有無新穎獨到的思想。蔡邕因在民間看到了思想犀利、思辨性很強的《論衡》而一時談鋒銳利,辯才劇進,使學界驚訝。可見此時人們的喜尚已經產生了巨變,崇尚的不是一成不變的聖人思想,而是具有活力的新思想。這種新思想自然隻有在思想獲得解放之後才可能出現的。建安時期,各種思潮的湧現,思想的自由,為以後玄學的產生準備了條件。“荊州學派”可以說是玄學的先導,與王充《論衡》同時流行的各種雜家之書,都是當時士人喜好的思想材料,而其中打破儒家神聖統治的精神與膽識,給學人的精神解放影響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