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樸的人民公仆
在工作上，我深深體會到，劉老確實是任勞任怨、兢兢業業、默默無聞、辛勤耕耘的老黃牛，是不記名利，無我無私，一心獻身事業的忠實淳樸的人民公仆。
劉老工作起來有點“忘乎所以”。隻要有工作，不管周末、周日、節日、假日，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達旦。原因是工作任務量大，再是他要求嚴密細致，在審定簽發文件材料中，字酌句斟，一絲不苟，甚至一個標點、一個符號也緊握其手，不輕易放過。當然，根本還是他的事業心、責任心。為這事，劉老夫人雷田穎同誌極體貼又埋怨他說，國家規定的節假日為什麼？就是讓人們適當休息，有張有弛，才能更好地工作。隻張不弛久而久之弦就會繃斷。再說你一工作，興漢就要身跟影隨，你的衣服、家務有人代勞，興漢總得有一點時間辦個人的事吧。劉老往往是一笑置之。
上世紀60年代前半期，黨的工作重心是農村。劉老的工作重點也在農村。每年約有三分之二的時間下基層、跑農村。有時成年累月的蹲在農村，對農民感情極深。他覺得在農村耳聰目明、眼界開闊，心底踏實。1963年農村社教，他不住機關，帶領一班人馬到渭南山張村蹲點，直接麵對群眾、了解群眾、發現問題、及時引導，掌握第一手材料，對指導渭南地區社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65年陝北大旱，不少地方莊稼顆粒未收，出現了嚴重災情，群眾生活在死亡線上。省委決定成立救災領導小組。劉老當仁不讓的擔當了救災領導小組組長兼榆林社教總團團長，帶領一班包括有關廳局長參加的同誌，赴榆林蹲點救災。在榆林地委、行署設立了救災指揮部和社教總團。由地委書記、專員任副總指揮處理日常工作。劉老則帶人直接選擇了災情最嚴重的鎮川堡公社、葛家圪嶗生產隊作為蹲點基地。他帶去的20多名幹部和他一起分別住在葛家圪嶗大隊農戶家，既搞社教又搞救災。白天他和群眾一起生產勞動，了解群眾的實際問題，晚上在大隊或生產隊開會，發動群眾、動員群眾、引導群眾，正確對待災情，樹立抗災的信心，積極開展生產自救。當時在這個大隊的群眾生活確實非常困難，一日兩頓都是野菜、酸菜、稀糊糊。在劉老帶動下，都住在社員家裏吃派飯。劉老和我、司機馬文祥三人同住在一社員家窯洞的土炕上。一日兩餐和社員一起圍炕喝糊糊，偶爾吃上一頓“茬茬飯”或是沙蒿麵就很好了。真可謂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在這裏劉老和社員關係很親密，每到一處他總是問寒問暖問困難。社員說：“老劉就像自家人，說的話叫人心裏暖烘烘的。”這裏由於吃水困難，社員衛生環境差，人們常常幾天不洗臉，汗水加黃土，臉上道道痕跡。為改變這種狀況，劉老給工作組同誌規定，和社員見麵打招呼，不準問吃飯沒有，要問洗臉沒有。很快就改變了社員常常不洗臉的習慣。劉老肩負全地區的救災任務，因此每半個月回地委開一兩天會。掌握全局情況。有時還到各縣、社巡回檢查，了解情況。這次救災，國家給調撥了大批救災糧、款，對緩解災情起到了關鍵作用。但還顯不足，劉老請求省委動員省級機關、單位幹部、職工、市民捐獻食品、衣物用品支援災區。為幫助災民渡過困難，起到了一定作用。這年12月，省委派專機接劉老回省委開會，我同機返回，榆林地委書記楊沛琛也同機到省上開會。在飛機上劉老和楊沛琛交談救災，劉老指著機下一座座光禿禿的山頭說：你看，整個山都是一片黃土，既沒有草更沒有樹。沒有植被，水土難保，這是大旱成災的重要原因。這就是對陝北災情的深刻總結。
1966年4月，省委根據西北局的指示，要求全省抽調幹部下鄉蹲點。省上成立蹲點領導小組和指揮部。劉老被任命為省蹲點領導小組組長、總指揮。省蹲點指揮部設在長安縣郭杜公社郭杜大隊。劉老和在陝北救災一樣，不住機關而住在郭杜五隊一戶社員家裏。這裏比陝北條件好多了，我和劉老住在一人一間有土炕的廈房。從省級機關帶去的約三十多位幹部，一部分留蹲點指揮部辦公室，大部分分到郭杜公社住隊蹲點。主要三大任務：一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發動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二是宣傳貫徹中央“二十三條”，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三是抓革命，促生產，開展科學種田。劉老和其他蹲點幹部一樣，與社員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白天下地幹活，晚上在生產隊開社員會或幹部會，發動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二十三條”，開展科學種田。他在五隊搞了三畝棉花試驗田。從選地、畫線、打埂一直到下種管理各個環節，他都親自參加。後來棉花長勢很好，個大、枝繁、棉桃又密又大，起到了示範作用，周圍社隊多次派人參觀學習（後來因“文化大革命”開始，蹲點工作隊撤回，具體產量不得而知）。劉老在這裏和幹部社員打成一片，建立了深厚感情。這個請老劉給他講毛主席詩詞，那個請老劉給他家講毛主席語錄，劉老緊張忙碌，但熱情很高，心情愉快。特別是每到吃飯時，管飯的社員站在我們住的門口高聲喊“老劉，吃飯了”，聽多麼淳樸、親切的鄉音。這就是一位堂堂省長和社員群眾的真情實感的生動寫照。當工作隊撤離時，社員群眾拉著他的手，含著淚說：“我們真舍不得你走，以後有空就回來。”劉老也是流著熱淚、賠著笑臉與大家惜別了。
大風起兮人遭殃
正當蹲點工作山花爛漫時，“文化大革命”風起雲湧，一舉摧毀了劉老統帥的蹲點大軍。1966年11月，郭杜蹲點幹部撤回，長安以至全省蹲點幹部全部撤回。
“文化大革命”之初，先是大字報，矛頭指向省委、省人委及一些領導。劉老還以正常群眾意見的態度對待，讓我看了有關對他的意見、批評，並抄錄給他，以便研究改正。誰知形勢發展變化異常迅猛，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而且內容越來越廣泛、言辭越來越犀利、邏輯越來越離譜。劉老看到對省上其他領導的大字報後說，這哪裏是幫助領導，簡直是攻擊、誣蔑、陷害嘛。不幾天，省上兩位主要領導被中央點名，隔離審查。又過幾天，他自己和省委、省人委其他領導也都被一一點名。“造反派”給他戴上了走資派、反黨、反毛澤東思想、反社會主義三反分子的帽子，限製了自由，令他深刻反省，交代自己的所謂問題。而且“造反派”今天揪這個遊街，明天揪那個批鬥。為了避開喧鬧局勢，冷靜思考，劉老讓我找個安靜的地方住下來。李啟明省長在東窯洞後邊原來的廚房空著，劉老就在這裏住了近兩個月。十多平方米的房間又暗又髒，滿牆油漬，吃喝拉撒全在裏麵。劉老白天在這裏學習有關材料，夜靜無人時出來放風透氣，我給送飯、送水、送書報、送材料。這時省級機關各單位都成立了紅衛兵、“造反隊”。原省上蹲點幹部集中起來搞造反，總部設在省委西院。主要對象是省委書記霍士廉，省蹲點領導小組組長、總指揮、副省長劉邦顯。在一次批鬥會上，“造反派”揭發批判，其中有一位平常與劉老關係甚好的“造反派”，指責劉老抽調幹部下鄉蹲點，是對幹部的迫害，是為自己樹碑立傳等等。劉老非常氣憤，反駁說，共產黨人說話要實事求是。此人一邊說“難道還冤枉了你不成？”一邊上去就是一拳，打向劉老的胸口。其他幾個人湧上來有的扭胳膊，有的從後麵向腿彎蹬了一腳，硬把劉老壓跪在地上。這次批判連續數日。我因留守機關看門，中途去過幾次，見劉老和其他幾位領導被安排在一間房內，都睡在地上。而“造反派”人人都有床位。事後，劉老回機關給我說了這些情況。多麼堅強的漢子在說到這些情況時他傷了心，動了感情，流了眼淚。我幫他說了些開心的話。我說自古人生多奇冤，竇娥含冤被斬首，司馬遷含冤遭宮刑。你今天被冤算個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正如你常說的：相信黨，相信群眾。總有一天，雨過天晴，撥雲見日。
後來，在“文攻武衛”的口號影響下，“造反派”以槍炮相擊搞起了武鬥。一些地痞流氓因勢而起，搞起了打砸搶。局勢混亂不堪。這些人的目標是“走資派”。劉老曾受到嚴重幹擾。這些人連續幾個晚上從窗外砸爛玻璃，伸進魔爪，要錢要物，竭盡破壞、搶劫之能事。這種情況根本無人來管。於是，我建議把貴重東西收拾一下，放到我的宿舍（因為當時新城機關大門嚴禁“走資派”的親屬帶東西出去）。誰知，在一個夜晚，“造反派”統一行動，抄“走資派”的家。發現劉老家的東西有轉移跡象，就厲聲考問。劉老一貫忠誠，便說：擔心打砸搶分子亂來，有些東西放在薑興漢那裏。他們隨即來我宿舍打門叫窗，氣勢非常凶惡恐怖。開門後他們亂翻亂搜，從床底下拉出了劉老的三個箱子。又把東西帶回劉老家，讓其開鎖檢查，整整折騰了一夜。其實箱內就放了一些衣物、文件、資料和書籍。第二天機關大院貼滿了大字報，說劉邦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轉移財產；又說我是“走資派”的黑爪牙、鐵杆保皇，極盡攻擊、誣蔑之言辭。從此以後，劉老就被收押到建國路73號的所謂“監護管理所”，實際是監獄。從這時起，我就無法再接近劉老了。據說，劉老的兩個兒子為給劉老送東西，與監管人員發生爭執，都被關在監獄，其中一個被逼得精神失常，致死。回想起來，實在傷感、痛心，一個老革命竟遭如此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