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季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邦顯同誌受到極大鼓舞，他覺得毛澤東同誌關於民主集中製的闡述十分精辟，劉少奇對形勢的估計實事求是，切中要害，認為這幾年的困難確實是對我們所犯錯誤的曆史懲罰，今後隻要認識一致了，困難會很快渡過。他用很大精力，抓七千人大會精神的學習討論與貫徹落實，並且要求辦公廳負責將討論情況及時整理彙報，堅決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把討論中對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北局負責同誌和省委常委的意見，原原本本的逐人如實上報。這本是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符合黨章，符合組織原則，也符合毛澤東同誌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精神，卻主要因為上報內容中有對毛澤東主席的意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羅織為攻擊毛主席、反對三麵紅旗的反革命陰謀事件。守一、邦顯、白瑞生等以及包括我在內的工作人員，都受到打擊迫害。我因對這一事件的定性一直持反對意見，並書麵向當時的組織提出，反而進一步受到批鬥，也因為我的一再翻案，連累守一、邦顯他們分別被從軍管的地方揪到省委俱樂部，再次受到大會批鬥。事後，邦顯同誌問我，怎麼把你也弄來陪鬥？我說都是我惹的事。當時我堅持原則，說了該說的話，雖然受到批鬥，但心中卻更加舒坦。最後也是毛澤東主席為此案說了“62年我講過話，此事不要追究”的話，才解放了包括守一、邦顯等領導幹部及我等一般幹部。
1964年12月，胡耀邦同誌受命赴西安出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時，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一位領導人向耀邦同誌介紹陝西階級鬥爭形勢時說：省委第二書記趙守一、常務副省長劉邦顯“表現很右”。此時，正值社教運動進一步鋪開，組織上評價某領導人很右，就是一種極大的不信任，無疑是一頂像華山一樣重的帽子。曆史事實恰恰相反，說邦顯很右，正是說明了他對“左”的一再抵製，也更加說明了邦顯同誌是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好幹部，是一位務實親民的領導者。
邦顯同誌是我心中敬重的領導，也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他勤政為民，求真務實的好思想好作風，將永遠留在人們的心中。
2007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