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顯是1975年9月，最後一個被任命兼寶雞市委書記的。到寶雞去，他先見了臨時主持工作的軍代表楊建鼎和領導班子成員，未及進入工作狀態，便急匆匆地以寶雞市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和省財辦主任的雙重身份，參加由鄧小平主持、華國鋒等中央負責人參加領導的農業學大寨工作會議。這期間，發生的兩件大事對劉邦顯的影響相當大。
第一件事：劉邦顯最愛的兒子劉少雄被迫害致死。劉少雄是劉邦顯的第四個兒子，1951年6月出生，一直生活在劉邦顯的身邊。劉少雄從小有主見，個性剛強，處事堅毅，好學上進。1964年考入西安外國語學校，擔任學生幹部，在同學中威信很高。“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也加入紅衛兵，破“四舊”、批“牛鬼蛇神”。但是，當運動進展到全麵批鬥遊街、群眾尖銳對立時，他悄悄地淡出了，開始閱讀《毛澤東選集》和馬列著作。一年多以後，他向親朋好友傾吐了他的觀點：“文化大革命”的這種做法是反馬列主義的！毛澤東發動的這場“革命”，是違反憲法的，也是違反了毛澤東思想的。他的兄長勸告他，黨內鬥爭很複雜，讓他不要亂說，因為這些言論當時是“反革命”言論啊！可劉少雄堅持：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不能顛倒黑白，把錯的說成是對的！接著，他和一些有共鳴的人竟然效仿共產黨早期的做法，進行準備，欲以實際行動反對當時的錯誤。因此1971年初，劉少雄被捕了，在陝西省體育場3萬人參加的宣判大會上，這個19歲的青年被扣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押回下放地麟遊縣劉鐵溝強製勞動改造。劉少雄仍不服氣，在勞改中，他閱讀了大量的馬列著作，書寫了數萬字的讀書筆記，越發堅定了自己的認識。他給自己更名為“明春”，堅信現在的烏雲是暫時的，未來的中華大地一定是春色滿園。可是，他住的破窯倒塌了半邊，無人問津；他不斷的申訴，無人搭理；他沒有飯吃，沒有水喝，甚至嚴寒的冬天沒有基本的防寒設施。在這個四周荒無人煙的荒溝畔，他還要被經常訓斥和批鬥。肉體的殘酷折磨、精神的反複摧殘、孤立無援的處境，致使這個年輕人的神經係統錯亂了。遠在西安惦念著他的父母毫不知情，仍把他當成一個正常人來要求，來教育。劉邦顯甚至有時用很嚴厲的訓斥或說教來對待這個他最愛的“反革命”兒子。1974年秋，省精神病院收治了這個患有重度精神分裂症的年輕人。後悔的劉邦顯雖然開始盡力予以彌補，加倍對劉少雄給予關心和體貼，可是“反革命分子”這頂帽子仍然是他與兒子無法逾越的鴻溝。1975年10月6日，劉少雄堅持著他至死不改的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帶著太多的人生遺憾，離開了人間。他那數萬字的學習筆記被抄沒後用火燒掉。四個兄弟瞞著父母，將劉少雄的骨灰撒入渭水，流入黃河，流向大海，去擁抱整個世界。從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興衝衝回家的劉邦顯聽到這個消息後，幾乎癱倒在地。整整三天，他回到家中，不說一句話。第四天，他仍然沉默著出了門，坐上駛向寶雞的汽車。
一年以後，“四人幫”徹底垮台了。兩年後徹底為劉少雄平反。不久，中央對“文化大革命”的結論和對毛澤東的客觀評價，完全證實了劉少雄當初的認識。
第二件事：在這次去寶雞前，霍士廉推心置腹地與劉邦顯交談了一次。說去寶雞兼職一事，完全是他竭力推薦。他相信憑劉邦顯的能力和作風，一定會搞好的。可是形勢又有變化，江青、張春橋一夥又大力推出“評水滸、批宋江”，把矛頭直對周總理和鄧小平。未來的風向不知會如何變。看來，此去寶雞不是他原來設想的那樣簡單了。他提醒劉邦顯，一定要謹慎。形勢真有了變化，一定要善於保護自己。劉邦顯感激地接納了霍士廉的建議。
初到寶雞，鄧小平、葉劍英兩位副主席抓整頓的精神餘溫還在。“評水滸，批宋江”的熱潮還未形成。劉邦顯抓住這有利時機，大力推行以建立崗位責任製為重點的企業整頓，決心把經濟搞上去。但是，好景不長，“評水滸，批宋江”的歪風漸漸在寶雞刮起來了。有關鄧小平幹不長的消息越傳越廣。從正常的報刊、廣播上也可以看出，鄧小平露麵的次數越來越少了。劉邦顯的心越揪越緊，他越來越替鄧小平擔心，越來越感到風向不對頭。他想起了霍士廉的臨別贈言，把市委的工作交給軍代表楊建鼎管，自己幹脆帶著一些人，對寶雞市所轄的縣一個一個地實地考察，麵對麵地解決實際問題。這樣，既躲過了令人討厭的運動，又抓了實際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中華大地，仿佛天塌了。廣大人民陷入了無限的悲痛之中，人們對國家未來的命運充滿了憂患。“四人幫”卻反其道而行之，違背民意，對周恩來的喪事作了許多限製規定。在寶雞的劉邦顯萬分生氣，他布置說：咱們一定要悼念。他在市委帶頭戴上黑紗，給周恩來開了追悼會。但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終於在全國如12級台風般刮了起來。省革委會在省上召開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動員大會，要求各地市的領導帶頭在會上洗刷鄧的流毒，一個一個表態。無奈的劉邦顯隻好在會上檢討自己，承認右傾，在寶雞執行了鄧的“整頓為綱”。他又想，回寶雞後如何貫徹傳達？於是暗下決心，反正自己決不胡說！就拿這次省上的文件和李瑞山、黃經耀、周茂芹等革委會領導的講話，照本宣科。
回寶雞後，寶雞市在鳳翔召開了“批鄧反擊右傾犯案風”的動員大會。作為一把手，劉邦顯不得不在這個會上進行了動員，但他的動員報告內容，基本是省革委會某個主要領導講話的翻版。
1976年4月5日，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國內形勢更加惡化了，正常的經濟工作，根本無從抓起。劉邦顯又聽說北京執行整頓工作頗有成效的萬裏、周榮鑫等幾個同誌再次被轟下台，被批判時，痛苦極了。公開場合，他還得說大話、套話、假話，內心深處，他痛苦極了。劉邦顯病倒了。他的愛人雷田穎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工作，來到寶雞，照顧他的病體，支撐著他堅持渡過難熬的日子。
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一舉粉碎了“四人幫”。華夏大地的天，再一次驅走烏雲見晴天。全國人民，自發地走上街頭歡慶、祝賀，被壓抑太久的人民臉上布滿了最坦誠又歡欣的笑容。一連數十天，到處是慶祝，到處是歡笑。
1977年，劉邦顯回到省上，繼續幹他的省財辦主任的工作。為了搶回失去的時間，他再次主動提出下到基層，掌握第一手的情況，指導全局工作。他帶著一些人來到了大荔，深入實際，幾乎大半年時間，他深入在基層，心裏感到踏實和欣慰。
劉邦顯沒有想到，這時，遠在北京的一個正逐漸進入中央核心圈的摯友卻在關心著他，打聽著他的情況，這個人就是胡耀邦。
1979年，在胡耀邦、王任重、馬文瑞等領導的直接幹預與督促下，劉邦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被錯誤批判的事件得到了徹底平反。中共陝西省委專門下了文件，推翻了強加給劉邦顯的一切不實之詞，取消了加在劉邦顯頭上的全部罪名，肯定了劉邦顯的工作。這一年底，作為擬產生的新一屆省政府的領導人選，劉邦顯被列為副省長的候選人。
四 再次擔任副省長
20世紀80年代初，劉邦顯再次被選為陝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同時，兼任著陝西省財貿委員會主任，掌管著全省財政經濟工作的大權。劉邦顯又恢複老作風，工作沒日沒夜地幹，經常加班加點，經常下鄉到基層。一個顯著變化是，他深知自己這一代人年齡大了，事業要後繼有人，就得選年輕人上來。他把自己在工作中考察過的人品端正、懂業務的中青年，不斷地推薦給組織部門。不久，一大批中青年幹部進入廳級領導崗位，不少青年也任縣處級的部門領導。為了使這些新一代的領導有一個好的作風，他在生活作風中，堅持艱苦樸素，帶頭勤儉節約。公車不準私用，公家的禮品要繳公，一滴水、一口糧、一度電，他都帶頭節省。事事以身作則，處處起模範作用。社會上逐漸興起的請客送禮之風，他在機關帶頭拒絕接受，拒絕參加，並要求子女絕不能倒在這股歪風邪氣之下。家中的正廳裏，他仍然掛著那幅邊框已泛黃的毛澤東手寫體的題詞“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麵”，時刻提醒著他和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