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之一：1957年，毛澤東明確講了，黑龍江的李範五（省長）和西藏的範明，都是極右分子。範明，是陝西臨潼人，建國前曾任第一野戰軍敵工部長。解放初，帶領第一野戰軍的部分官兵入青海，接班禪進西藏，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重大貢獻，之後，任西藏工委常務書記。後因與西藏工委書記張國華等人關係處理不睦，加上一些其他有關問題，始有毛澤東的上述講話。因當時西藏的許多地方幹部均是陝西省派出，批範明，牽扯到當時相當一批陝西派出的幹部，時任西藏工委組織部長兼西藏民族學院黨委書記的白雲峰，也被劃到範明“反黨集團”之列。白雲峰當然不服。他是1932年入黨的老黨員，建國前長期在東府搞地下鬥爭，是劉邦顯馬列學院的同學，也是當時陝西省許多在任領導的戰友。1961年，白雲峰拿著申訴材料，找到陝西省委張德生、趙伯平、方仲如、白治民、嚴克倫等書記，請求幫助打印，並代轉北京申訴。在獲得同意後，由劉邦顯具體幫他整理材料打印，加注，上報北京。就是這樣一個完全符合組織程序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列為“為範明反黨集團翻案的反革命事件”。
問題之二：1962年1月，為了渡過難關，總結1958年以來，“三麵紅旗”的經驗和教訓，在北京舉行了由中央、省、地、縣四級黨的負責人和大型工礦企業負責人的四級領導幹部共7000餘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同時，發動未參加會議的地方縣以上、部隊大尉（營）以上的負責同誌向中央反映問題，給中央提意見。當時，陝西省委的主要領導均參加七千人大會去了，劉邦顯留下主持省委的日常事務，同時，將全省給中央領導提的意見，按人分類整理。意見絕大部分集中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主要領導身上。劉邦顯根據實情歸納整理出後，多數問題集中在毛澤東身上，相反，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數量相對較少。因此事，便隱藏下劉邦顯反對毛澤東，擁護劉少奇、鄧小平，構成“文化大革命”時期被列出的一大“罪狀”，被列為反對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而被整得死去活來。
問題之三：1961年，因高崗的問題在陝北貫徹中，一部分群眾有顧慮，毛澤東等人心緒為此不好、正擬尋求解決辦法之時，劉誌丹的弟媳、劉景範的愛人李建彤在這一年寫了一部頌揚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小說《劉誌丹》，書出版前由副總理習仲勳看過，未提出什麼意見。正準備出版時，康生向毛澤東反映了。毛澤東在黨的會議上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另一說法是，康生書寫了這樣一句話，由毛澤東借用了）。由此，在全國範圍內，尤其是東北和西北，開展了批判“彭高習反黨集團”運動，將三個本無組織聯係的人彭德懷、高崗、習仲勳強扭在一起。陝西是所謂的“重災區”。西北局劉瀾濤書記積極行動，而陝西省委張德生書記愁眉不展。無奈他擬推出兩個和習仲勳較長共同工作的人，明批暗保，交代了事。一個是省委書記處書記張策，在建國後50年代初的國務院，習仲勳任秘書長、張任副秘書長，張還曾在東北和高崗共過事。另一個是陝西省委第二書記、省長、曆史上曾任陝北特委書記的趙伯平，這是一個資曆相當老的同誌，和高、習均共過事。在選取代表組織第一個發言的人選上，張德生選中了劉邦顯。趙伯平長期賞識和幫助提攜劉邦顯，在省委數次表揚劉邦顯，劉邦顯一直很敬重趙伯平，兩個人關係相當好。張德生單獨多次給劉邦顯強壓下了這個任務，使他感到非常苦悶，左右為難，一邊是恩師似的老領導，一邊是代表組織又多次幫助指導自己工作的第一書記，怎麼辦？最後無可奈何，隻有服從組織。在批所謂的“彭、高、習集團黑幹將”趙伯平的會議上第一個發了言。盡管言辭並不激烈，也未多講什麼事例，但是在趙、劉幾十年的關係上，帶來了人為的創傷。為此事，劉邦顯委托自己的兒子以同學的名義，給趙伯平的外孫女夫妻倆講明真相，同時表示了深深地致歉。此後幾十年，隻要一想到此事，劉邦顯的愧疚之情就會泛出，晚年躺在病床上回憶往事時，他不止一次地給兒子說：黨內鬥來鬥去傷人不少。對老趙書記的這件事，成了他的一個心病。
一次常委會後，劉邦顯拿回來一幅木框塗成金色的毛澤東的手寫體題詞“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麵”。他公公正正把這幅題詞掛在自己房間的正牆上，長久凝視著，回想到從“反右”以來，尤其是“三麵紅旗”以來各方麵的變化，心情格外沉重。同時他也更明白，不管形勢怎麼變，這個“立場”不能變。這才是一個共產黨員最根本的立足之點。
1960年到1962年，是我黨建立政權後經濟最困難的時期，全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不少省份都出現大批餓死人的事件。
甘肅省缺糧情況很嚴重，為了幫助甘肅省，陝西省在本省糧食很困難的情況下，由劉邦顯親自組織安排汽車、火車並頭運糧，給甘肅省支援了兩億斤的糧食。
陝西省情況雖說因省委當時在決策中沒有追風趕潮，雖沒有造成大麵積的餓死人，但也相當困難。作為省委常委、秘書長、組織部代部長，劉邦顯一方麵積極想方設法調撥汽車，聯係火車，給甘肅省支援糧食；一方麵了解到全省幾乎沒有一個縣不缺糧食，連自己的上中學的兒子也因饑餓得了浮腫病，他毅然向張德生書記建議：允許農民開墾一些邊荒山地自己救助，放鬆農民的一些個人養殖副業的管理，所謂的“資本主義尾巴”不要再割了。不久中央傳來的“三自一包”的精神使他更堅定了自己的看法。為了渡過難關，他不坐當時相對固定給他使用的小汽車，而是騎著一輛舊自行車上下班。當時，省委辦公廳和省委組織部在建國路辦公，省委常委會議室和書記處在雁塔路8號，他的家也在這兒，這幾處地點相距八九裏，每日來回奔波，是相當辛苦的。一次，組織為了照顧領導，給每個省委常委議價供應一袋麵粉，他堅決地退了回去。而他的家中一鍋吃飯的九口人中，除了四個成年人外，就是成天喊餓的五個男孩子。無奈妻子雷田穎將單位搞副業的下腳料——豆渣購回，加上自己將房前屋後開墾出種的各種蔬菜相混合後，解決糧食不足的困難。當他的通訊員劉仰民勸他不要退回那袋麵粉時，他痛心地說：你看看現在老百姓過的啥日子？我有啥權力特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