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省委財貿部的工作
1956年10月，陝西省正式決定撤銷關中平原的渭南、寶雞兩個行署，由省上直管各縣（原鹹陽地區行署早在1953年就已撤銷，所轄縣分給渭南、寶雞等）。
經過四個月的工作移交，劉邦顯到新的工作崗位，省委財貿部任部長。副部長是由省供銷社主任位置上調來的一個山東籍的老同誌林茵如，這是他們的第一次搭檔（第二次是在省人委，兩人同任副省長）。
財貿工作是關係人民生機、國家發展的重要工作。劉邦顯對這一工作並不很熟悉。上任初，他一方麵向前任代部長嚴克倫虛心學習，向搞過供銷工作的副手林茵如請教，也經常向部裏的其他工作人員了解、詢問。工作出現了問題，他敢於麵對和承擔責任，總結經驗教訓。在一次為把“死寶變活寶”的工作中，省內個別地區的具體工作人員做法過了頭，一些民主人士有較強烈的反映。此事反映到省委。在一次省委召開的會議上，一些人員就此事圍攻了劉邦顯和林茵如兩人，說他們工作有失誤，給黨的威信造成損傷，破壞了黨的光輝形象。當時，兩人心情既沉重又委屈。會上，劉邦顯主動承擔了領導責任，會後，安慰了林茵如，接著與具體工作的同誌總結了教訓，彌補了損失。省委書記張德生又及時地給大家解釋說，財貿工作複雜難搞，下邊同誌的做法是上邊要求的，不是省委財貿部的別出心裁，此事才算平息。
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等過激做法嚴重破壞了農業和財貿等戰線的工作。一次，劉邦顯到三原縣去檢查工作、了解情況，看到地裏的棉花已熟透，但是無人采拾，一問才知道社員們都煉鋼去了。他急在眼裏、痛在心裏，思前想後，冒著承擔破壞大煉鋼鐵、“大躍進”的罪名，立即給張德生書記進行了彙報，張德生馬上召開全省電話會議，糾正了一些地區在大煉鋼鐵中忽視，甚至放棄農業生產的錯誤做法，使1958年陝西的糧棉產量損失的程度及時降低了，也使財貿戰線的矛盾有所緩和。
工作中的具體問題能協商協調，但那幾年的政治運動確令大部分黨員很難完全明白。
1957年春夏，“反右”鬥爭迅速席卷全國。起始，劉邦顯和許多領導幹部一樣，認為中央發動廣大群眾，幫助全黨整風，這是一件大好事。共產黨已執政八年了，需要認真聽取各種意見。在提意見中，絕大多數的同誌意見都是指出本地區、本單位黨的工作的一些失誤。也有一些人的言辭過激，甚至提出“輪流坐莊”等錯誤的意見。當時中央反複要求大家廣開言路，並一再強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多次申明“不打棍子，不揪辮子，不戴帽子”。劉邦顯一邊以部長的身份反複發動群眾，講明上述政策，一邊考慮是否也出來，提幾條他認為應改進的工作意見。強烈的組織觀念使他向張德生書記彙報了自己的想法。張德生真誠地告誡他：這場運動是什麼結局，他也不了解。但是，黨員領導幹部最好不要在這時表態，如有想法和意見最好在整風運動之後，在適當的黨的會議上提出。劉邦顯采納了張德生的意見。不久，風向大變，幫助黨的整風運動變成了“反右”運動。不但打了棍子、抓了辮子，還給不少人戴了帽子。令人難解的是不少單位竟然分配了戴右派帽子人數比例，湊不夠數就得硬湊。這中間有不少劉邦顯熟悉的、人品很好、對黨的工作曾大力支持，甚至做過重大貢獻的黨內同誌和黨外朋友。劉邦顯沉默了，他開始了前所未有的深思。
1959年，“大躍進”的弊端，已很明顯地顯露出來。表麵的巨額數字已無法掩蓋國民經濟的實際困難，人們的不滿漸漸公開化，饑荒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作為財貿部長的劉邦顯比誰都明白，這些弊端對全省經濟發展、人民基本生活會帶來的是什麼。財政貿易的基本數據反映的就是四個字：非常困難！這時，中央多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要求各省區開展必要的調查研究。不少黨的各級領導者，開始了調查研究準備材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給毛澤東的萬言書。陝西省不少領導幹部也寫了調查報告，以大量事實披露了國民經濟的實際情況和老百姓的悲慘生活。誰也沒有想到，本來安排糾偏防“左”的廬山會議，突然風向一改，全麵批右，不但在中央揪出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所謂的“反黨集團”，在各省也開始揪所謂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陝西，一批經過調查研究、真誠反映情況的領導幹部也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中，包括劉邦顯幾十年的好友、同學、西安市委書記處書記陳元方。劉邦顯更沉默了，言行更謹慎了，遇事給領導的請示彙報也更勤、更多了。
二 擔任省委常委兼秘書長
1960年9月，劉邦顯被任命成陝西省委秘書長，並在隨後召開的黨的陝西省第三屆代表大會上，當選為陝西省委常委，進入省委的最高決策層。這是他始料不及的。因為，他是當時省委領導班子當選人中除楊拯民（楊虎城的大兒子）以外的年齡最小、黨齡最短的一個成員。素有“少壯派”之稱。
在常委、秘書長的崗位上，劉邦顯更加謙虛謹慎，更加埋頭苦幹。不久，由於省委組織部長羅文治調往江蘇省工作，他又兼起了組織部代部長的擔子。省委辦公廳，省委組織部兩副重擔壓在他的肩上，經常是，辦公廳這邊的朱平、白瑞生副秘書長與他正在研究工作，那邊組織部副部長習仲凱、白友三副部長又等著他彙報有關情況，看似緊張繁忙，實是令他感到狼狽不堪。這期間，一封他當時並未非常重視的絕密文件正在孕育著一場風暴，這份文件說，高崗等人的問題在陝北仍未得到有力地貫徹，一些陝北老鄉仍在懷念劉誌丹、高崗等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這時，全國範圍進入三年最困難的時期，老百姓到了“低標準，瓜菜帶”餓肚子的年份，劉邦顯也進入了他政治上、發展上重大問題接踵而來的時期，他對一些棘手事件的處理埋下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