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形勢的確很難立即解決問題。
首先，正值抗美援朝戰事吃緊，西北局的主要負責人彭德懷親自在朝鮮戰場指揮；其次，新疆局部地區出現民族糾紛，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勳飛抵新疆，就地解決問題；第三，全國範圍正開展著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運動，省委書記又是西北局副書記的馬明方坐鎮西北局，指揮著全區的這一運動，無法分身。所以，聽了省委劉邦顯的意見後，一方麵組織人員去渭華地區調查基層黨員反映地委、專署時任主要領導的問題；另一方麵，先按劉邦顯的處理意見辦理。
直到1952年夏季，西北局和陝西省委在基本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對這一問題才有了初步的解決意見。即：地委書記白清江、專員張俊賢、地委組織部長李森等三人先後調離渭南地區，另行分配工作；渭南地委由劉邦顯全麵主持工作，雷振東代理專署專員。不久，正式的文件下發，劉邦顯任地委書記，雷振東任專員，白興武任地委組織部長。但對前任領導上報的把數十名黨員打成“反黨反革命宗派集團”的報文未有答複。一些直接受到傷害的幹部仍持續不斷地給渭南地委、省委、西北局、中央反複寫信要求徹底平反。
1956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八大閉幕後，中央委托習仲勳、賈拓夫兩同誌召集有關同誌座談，集思廣益，取得共識，形成了《座談會紀要》。明確指出渭華問題的錯誤“是屬於地委領導上壓製民主，壓製批評的性質，而不是渭華幹部反黨反領導的問題，省委的《結論》上沒有明確這一點，是不妥當的”。195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這個《座談會紀要》，並派賈拓夫同誌到陝西傳達這個紀要。劉邦顯和絕大部分在渭華問題上受到迫害的同誌聽了後，對中央專門召開有關會議，傾聽不同意見，作出客觀結論的做法，非常感激。所有受到牽連的人員均獲得徹底平反。至此，這件被廣泛傳播為“渭華事件”的事件，徹底畫上了句號。
上個世紀90年代，在已離休去深圳探望習仲勳的時候，劉邦顯與習仲勳再次聊到當年的“渭華事件”。習說，他從新疆回到西北局後，聽說了這件事和劉邦顯當時的意見及擬采取的做法，他很讚同劉的意見。調查了情況，當時在渭南工作的那幾個陝北老同誌確實犯有錯誤，影響很壞，所以在和馬明方等人交換了意見後，采取了必要的組織措施。隻是當時各項工作頭緒太多，忽略了對反映問題的同誌們行個文，這是個教訓。不久，從遼寧省人大離休的白清江回到陝西，提出希望見到劉邦顯一敘，劉邦顯和劉庚一塊，到他的駐地西安人民大廈，三個老同誌都已鬢發斑白，真誠問候談笑了一番，一切盡在談笑中。
四 宣傳貫徹《婚姻法》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這是新中國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規定：“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製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製度。”但是，因三年恢複時期（1949-1952年）的工作千頭萬緒：反霸、土改、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再加上“渭華事件”，到1952年劉邦顯擔任地委書記時，新婚姻法仍未在渭南地區廣大農村得到很好宣傳，舊的包辦婚姻製度仍是主流。劉邦顯深感大力宣傳新婚姻法、提倡自由戀愛、反對包辦婚姻這一課一定要補上。他在給各縣的婦聯、宣傳部長的講話中，正式提出了這一要求（此時，他兼地區婦委會書記，直到1952年年底），並且提出，要用廣大農民喜聞樂見、容易接受的各種方式去宣傳，一定要使新婚姻法深入到每一個農戶之中。這時，有人反映華縣有一對青年人鬧自由戀愛，在當地反響很大，有人讚揚，更多的人是指責，或冷嘲熱諷。劉邦顯當即指示宣傳部和婦聯，到華縣去實地了解情況，和華縣婦聯一塊兒，把他們作為典型，進行正麵宣傳。渭南地委宣傳部和婦聯的同誌約華縣的同誌們一塊兒調查，掌握了情況。隨後，又和省上的有關劇團共同整理，在劇團的具體編導下，以這對年輕人的自由戀愛為生活原型，用廣大人民喜歡的陝西眉戶曲調為形式，一部宣傳婚姻法的眉戶大戲《梁秋燕》在極短的時間唱紅了三秦大地，唱紅了晉南、甘肅。新婚姻法迅速被廣大農民接納了。渭南地委一個搞過婚姻法宣傳的幹部曾說過：一部《梁秋燕》頂我們100次宣傳。
五 狠抓糧棉生產
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黨在整個過渡時期總路線也開始醞釀提出，1954年2月中國共產黨正式確認了“一化三改”的總路線（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