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連同公孫臣發起的改製活動也被搭了進去，改製之事再遭挫折。
漢代改製的最後實現，還是在天之驕子漢武帝時候。
武帝即位時，漢興已經六十多年了，天下太平，國富民強，而且“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
連這些人都期望漢武帝封禪、改正度，說明改製活動在當時已經有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而漢武帝又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因此，憑著漢家王室的全盛時代，他便召集趙綰、王臧等輩儒者做公卿，在長安城南立明堂以朝諸侯，又草巡狩、封禪、正朔、服色諸種製度。
改製之事在緊鑼密鼓、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然而，漢武帝的祖母竇太後卻隻喜歡黃老之言而不愛儒術，她便借一點小事把儒生趙綰、王臧下了獄，趙、王二人遂自殺。
自此，改製之事又全然付諸東流。
但是，漢代改製的總趨勢卻並沒有因此被遏止，而是以不可阻擋的步伐向前邁進著。
漢武帝建元六年（前１３５），竇太後去世，漢武帝改製道路上的最後障礙消失了。
隻過了半年，漢武帝便詔舉孝廉，更廣泛地吸收儒生參政，商討各項改製事宜。
隻是此後十幾年中，漢武帝忙於武功，征匈奴討南越，無暇文治，改製之事因而拖了又拖。
所以，即使濟北王早就把其封地內的泰山獻出來了，但漢武帝還是沒能抽身去行封禪大禮。到了元封六年（前１１０），漢武帝終於登上了泰山，行了封禪大禮。
又經過五年的籌措，到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各方麵準備工作全部就緒後，漢武帝正式宣布改變原來承繼秦的水德製度為新的土德製度，改製最終真正實現、完成。
改製之後的漢的土德製度，同原秦水德製度很不相同。
現據《史記》《漢書》
有關記載，將漢武帝改製後的土德製度內容列表如下：
製度項目
土德的規定正朔
正月朔（建寅）服色
上黃度數
以五為紀音律。
上黃鍾也就是說，新的土德製度以正月為歲首；服色上黃；數用五，官名的印章都改為五個字，如“左丞相印”改為“左丞相之印”之類；音律上黃鍾。
改製的這一年（前１０４）改元為太初，稱太初元年。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漢武帝改製之後所實行的土德製度中的正朔一項，按照五德終始說推斷頗有問題。
因秦既建亥，那麼漢要麼建戌（以“戌、亥、子、醜、寅”為次而逆數之），要麼建卯（以“亥、子、醜、寅、卯為次而循環之），為什麼卻偏偏建寅了呢？
上文我們曾論及了由五德終始學而嬗變出的三統說。
漢武帝的改製正是把五德終始說和三統說這兩種有矛盾的學說湊合在了一起，即用了五德說中的土德的服色、度數和音律，而用了三統說中的黑統的正朔（建寅），所以漢土德製度中正朔建寅。
當時參與改製的核心人物倪寬、司馬遷等對五德說和三統說都有信仰，加之此時又改革曆法，因而才出現了這種情形。
至此，漢代的土德製度終於確定下來了。
漢初以來近百年的改製懸念終告解決。
好大喜功的漢武帝終於釋然了，飄飄然仿佛受命於上天而成為真命天子。
不過，有幾個與漢武帝改製相關的問題需要在此向讀者作出交代——其一，漢武帝的改正朔解決了當時曆法與天象相矛盾的問題。
漢初百年中所用的《顓頊曆》此時已完全背離實際，如每逢晦朔卻偏偏看見月亮，上弦下弦不見彎月而是圓月等等，弄得民眾莫名其妙。
經師們亦有“孔子傳《夏小正》”及“孔子用夏時作《春秋》”等傳說，希望把曆法改得與夏曆一致。
而這次改正朔乃是唐都、落下閎等一班天文學家精密推算的結果，所以實際上解決了當時曆法與天象不一致的問題。
其二，改製中的改曆之事與史聖司馬遷息息相關。
此事實際就是司馬遷等鼓吹起來的，新的曆法也是他和幾個天文學家合定的。
他因為做了這件事而非常高興，以為周公死後五百年而有孔子，定出了許多製度；孔子死後五百年而有他，又定出了許多製度；所以他可以直接承繼孔子的道統了。
也就在那一年他開始作《史記》
以繼孔子的《春秋》。
最後，漢武帝改製中所定的《太初曆》以建寅之月為正月，一直沿用到１９１１年，影響至深。
１９１２年，新建立的“中華民國”改用公曆後，其仍以“農曆”的形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