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均輸”相比，“平準”作為“國有商業實體”具有坐賈性質，主控首都零售市場，與“均輸”正好互為補充，相得益彰，聯係密切。
總體看來，“均輸”“平準”政策的正式提出是建立在一個較長時期的試行基礎上的。
元封元年向全國推行的“均輸”及在長安推行的“平準”，是桑弘羊經濟思想的一次全麵展示，具體實踐。
其基本觀點在於把帝製國家作為一個獨特的經濟實體，使其介入帝國商品經濟領域，依靠國家特權及雄厚資產，通過全國均輸、京師平準構建起一個跨越全國的商業集團；同時依托帝國法律、行政手段來直接幹預既有的商品流通形態及利潤分布格局，從而奪取原本屬於豪強巨賈們的巨額商業利潤，“與民爭利”是也。
但另一方麵，客觀上對於帝國商品流通起到了宏觀調控的作用，保證了帝國經濟秩序的持續穩定，抑製商業發展，緩解了商業資本的聚集及其向土地的轉移，有利於保持自然經濟發展，從而鞏固帝製王朝的經濟基礎，緩和社會基本矛盾。
四、算緡、告緡
在西漢中期所施行的一係列緩和財政危機的措施中，有一項“求財運動”所造成的恐慌、騷動卻也是極度劇烈的。
雖然它本身實行的時間並不長，對後世的影響也並不深遠，但確實造就了整整一代人的悲哀與慶幸、恐懼與瘋狂。
而當所有的一切歸於沉寂時，人們才發現，撥動他們命運之弦的也正是這一場狂熱運動的最大受益者——武帝。
正是他和他的寵臣們，一同編織了這場浩劫與迷夢——“算緡”與“告緡”。
正如當初製作“白鹿皮幣”是為了強行索取諸侯貴族們的大宗財物一樣，“算緡”令的出發點是要富裕的中產階級直接拿出錢來讚助“雄才大略”的當朝皇帝，但範圍更廣，數量更大，手段更具強製性。
武帝的態度是堅定而又明確的，天下雖大，財富分布卻極不平均：“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
武帝聚斂與其冒著天下揭竿而起的風險去逼迫那些“無立錐之地”的赤貧農民，還不如直接向中小商人、地主、手工業主這些富裕者伸手，讓他們自動拿出一部分來助其渡過難關。
元狩四年（前１１９），經過一番精心的籌劃，武帝正式頒行新稅法。
之所以稱之為新稅法，是因為這一次納稅的標準同以前稅法大相徑庭。
它在以往所征的經營稅（如舟車稅、山澤稅等）的基礎之上，又加征資產稅，主要內容如下：
凡經營商業的商人及靠借貸生利致富之人，囤積貨物取利之人，無市籍但從事諸如販運等商業活動之人，都必須到有關部門如實申報其資產總數，並按照百分之六的稅率向政府足額繳納資產稅，即兩千錢抽稅一算（一百二十錢），稱“算緡”。
其他從事手工業品生產、售賣者，資產稅額比商人減半，按資產總額百分之三繳納；此外“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這裏所說“軺車”即是指由一馬所駕之車，亦稱輕車、小車。
“一算”“二算”的不同稅額亦是根據車船所有者的身份而有所區別。
為保證新稅製得以有效貫徹執行，又頒發詔令，對敢於違抗者嚴懲不貸：凡隱匿財產不報或呈報不實者，罰戍邊一年，並沒收其全部財產。
另又規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屬不得占有土地，違令者土地予以沒收。
在頒行“算緡令”的同時，武帝還特地樹立了一個“先進典型”，供國人仿效。
此人便是後來官至禦史大夫的傳奇性長者——卜式。
卜式以經營田畜而發家，在漢匈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曾上書官府願意把其家產的一半捐獻出來幫助國家進行反擊匈奴戰爭。
武帝聞之很奇怪，便親自召見他，詢問他是不是想做官，還是家裏有什麼冤仇需要朝廷幫助。
卜式答道：我既不願為官也並無冤仇之人，隻不過希望早日消滅匈奴，自己能為國家做一點兒力所能及的事情罷了。
武帝對他的行為很是讚賞，隻是由於當時丞相公孫弘強烈反對才未予以過多封賞，隻好把他打發回家了事。
卜式歸鄉後依舊辛勤勞作，牧羊種田而自得其樂，從無任何怨言。
兩年後，西漢財政日窘，政府動員富戶捐獻，卜式又向河南太守捐款二十萬錢。
太守將名單呈報給武帝，武帝又見到卜式之名，一下子想起從前的事，覺得有些對不住他，便又“賜式外徭四百人”，不想卜式又轉交於政府。
當時算緡之風正起，富豪大戶爭先恐後地藏匿財產，卜式這種公而忘私的行為更顯難能可貴，“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
但無論武帝方麵如何動作、號召，天下豪商仍不肯就範，緊緊抓住錢袋不肯多出一錢。
這種無人理睬的尷尬使武帝大為惱火，他決心采取一場非常運動來徹底打倒那些敢於和他這位大漢天子捉迷藏的守財奴們。
一場新的浩劫正在醞釀之中。
元鼎三年（前１１４），武帝頒發“告緡令”。
針對豪商大戶肆意隱匿財產的行為，他鼓勵全民舉報：凡能告發隱匿資產、呈報資產不實之人，經查證核實無誤，將被告資產全部沒收，其一半給予舉報人以示獎勵。
這一篇短短的詔書猶如向一個寧靜的池塘投入一塊巨石，全國一片嘩然，緊接著，一場轟轟烈烈的告密求財運動在西漢帝國的大地上迅速展開。
主持這場運動的官員名叫楊可，因此這次運動亦被稱為“楊可靠緡”。
告緡之風當中又夾雜著不斷處死私鑄錢罪徒的腥風血雨，各地局勢一片緊張。
稍有資產者無不惴惴不安，那些平日裏財大氣粗、前呼後擁的豪強大戶多閉門謝客，惶惶不可終日。
市井之徒、無業遊民糾結到一起，猶如放出牢籠的野獸橫衝直撞，同時又像饑餓而嗅覺奇敏的獵犬穿街過巷，招搖過市，而在陰暗的角落中，又不知閃爍著多少雙充滿血絲的貪婪目光，他們的目標都指向那些高大的院落，深沉的華門。
官府不斷接到告緡舉報，往往一家被告會牽扯上幾個甚至十幾個檢舉之人。
金錢的巨大誘惑使相當一部分人的精神與人格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
這次受到政府支持的暴力性財富轉移，激發了人們心地中最為自私、貪婪的一麵……最悲慘的是那些積財巨萬的豪門大戶，也許正是由於他們自己也搞不清自己究竟有多少錢，正在彷徨、觀望之際，那些如狼似虎的官吏已拿著刑具打入其華屋，稍作審訊之後，戶主便被套上刑具押往邊地，而其妻妾、家小、童仆則俱沒為官奴，一下跌入社會最底層。
而武帝特意安排的一幫酷吏（如杜周等）更是深知其中奧妙，凡被投訴立案的，就極少會有翻案的機會。
告緡的結局是極具反差的：一麵是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流放人群，一麵是憑空暴發的狂熱之徒，而最大的贏家當屬武帝。
“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
……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
在一片家破人亡者的搶天呼地的慘叫聲中，在一片幸災樂禍竊喜私笑聲中，武帝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
武帝一代“求財逐利”的一係列新經濟、財政政策，除幣製改革、總一鹽鐵、均輸平準、算緡告緡之外，還包括諸如初算商車、武功爵、酒榷、公田屯墾等單行性，區域性政策，其規模、影響及政策之連續性較以上四者為差，這裏限於篇幅，則不再進一步展開。
縱觀武帝這一係列興利政策、措施，其共同點則在於緊密與當時西漢國家的政治形勢相聯係，功利色彩濃重。
其曆史作用主要是：
解決了一度嚴峻的財政危機，使當時對外發展、對內改革、工程興作都得以繼續。
不僅掌握了國家經濟命脈，而且壯大了統治政權的經濟實力，形成了“天下用饒”的局麵，保持其進取政策的連續性。
促進了當時社會帝製的發展、鞏固，並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打擊了地方豪強、商人地主，削弱了大手工業主、大商人及高利貸者對土地的兼並蠶食，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小農經濟的破產。
進一步打擊了地方分裂勢力，完成經濟集權的使命，剝奪了郡國諸侯經濟上的特權。
徹底清除了離心傾向的經濟基礎，維護了集權統治的貫徹、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