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元光末年，也實驗性地於各地試行裂地之法。
如元光五年（前１３０）封河間獻王子明為茲侯，元光六年（前１２９）封長沙王四子分別為安城思侯、宜春侯、句容哀侯、容陵侯等。
這些試探性的進一步分封實際上仍是為徹底解決諸侯王問題而做的有益嚐試。
主父偃的建議正是這種試驗成果的總結。
這表明，漢王朝對於諸侯王問題的認識已趨成熟，徹底解決諸侯王問題的時機終於來了。
武帝元朔二年（前１２７）正月，武帝借梁王、城陽王願以邑地分弟子之際，正式頒詔：“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
又製詔禦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推恩之潮，由此而興，不久全國一片沸騰，侯國紛紛建立。
武帝時期大規模實行推恩封侯，主要集中於元朔年間，“推恩”進程迅猛而集中，有時甚至一天之內竟有二十四人同時受封。
侯國的大量繁衍，“支庶畢侯”局麵形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漢廷對侯國直接定製封號，從而使新封侯國逐步脫離諸侯王國，而別屬漢郡。
其結果則是諸侯王國土崩瓦解，而由漢王朝直接控製的郡縣則不斷擴大。
到武帝後期，漢王朝直轄的郡已達八十個以上，這與漢初中央控製的十五郡相比，顯然已有根本不同。
昔日諸侯王國“連城數十，地方千裏”的盛況已是一去不複返了。
“推恩令”作為武帝時期集削藩之大成者，無疑是一勞永逸的措施。
對於公然反抗“推恩令”、圖謀不軌的諸侯王，武帝早已準備好了武力重拳，待機而發，一擊置之於死地。
淮南王劉安對於“推恩令”采取消極抵製的態度，他是高祖之孫，劉長之子，比武帝還長一輩。
劉安有二子，太子劉遷，庶子劉不害。
劉遷是法定的王國繼承人，而劉不害與其子劉建卻得不到尺寸之封地，心中十分不滿。
劉安不推恩自然有他保存實力的打算。
早在七國之亂時，劉安就欲發兵響應，隻是由於操作失誤才僥漢“中國大寧”鎏金神獸銅鏡 湖南長沙出土幸未能卷入。
景帝死後，他以武帝長輩自居，以好讀書、善鼓琴、禮賢下士來收攏人心，求取名聲，廣致四方豪傑賓客幾千人，並積極著書立說，編成《淮南鴻烈》
一書，大談道家神仙、修身養性之術，這與尊儒的武帝大有唱“對台戲”之嫌。
起初，對於這位博學善文的堂叔，武帝非常謹慎。
朝見宴會，恩禮有加；凡發往淮南詔令賜書，多由司馬相如過目審讀後再發以免出紕漏。
而劉安一直有奪位之心，加之賓客妄言吹捧，便暗地修治戰具，聯絡四方，並派女兒劉陵入長安，爭取漢宮內應，日夜與其謀士加緊策劃、布置。
劉安的同胞兄弟衡山王劉賜也與劉安串通，企圖借支持劉安奪取皇位來為自己謀求江淮一帶的分裂割據。
他們甚至都刻製了登基用的天子玉璽和文武百官的印綬。
但這次叛亂還來不及發動就被人向武帝做了告發，而告發人正是劉安的孫子，因為劉安拒絕推恩而懷恨在心的劉建。
元狩元年（前１２２），淮南、衡山二王謀反活動徹底暴露，武帝下其事於群臣，大臣們一致認為謀反者應該伏法。
結果，二王畏罪自殺，二國被除，封土改郡，收歸朝廷。
當時卷入叛亂陰謀被株連者達數萬人。
第二年江都王劉建亦被卷入，同樣遭到滅頂之災。
經曆過這一場空前株連大獄，諸侯有謀逆跡象的全部被肅清了。
在審查淮南、衡山二王謀反案之後，武帝頒布了“阿黨”、“左官”、“附益”之法，用以限製和打擊王國勢力。
在“左官”三法的限製下，諸侯王國的經濟勢力越來越弱了，人才資源趨向枯竭，諸侯王國對中央的威脅徹底解除了。
對於眾多侯國在漢朝境內的星羅棋布，漢王朝亦沒有等閑視之，采取了進一步削弱的措施。
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南越發生叛亂，卜式上疏武帝，願父子從軍，效死疆場，全國幾百列侯卻無一人要求從軍。
武帝下詔表揚，號召天下向他學習，這裏麵已經含有相當的不滿之意。
同年九月，武帝在進行年度祭祀時，以列侯助祭之“酎金”重量及成色不足不好為借口，一次被奪爵的人有一百零六名，收其封國歸於漢郡。
另外，列侯因犯罪或無嗣而除國的也很多。
侯國越來越少，到武帝太初年間，劉邦當年所封一百餘名列侯已寥寥無幾。
這樣一來，延續近一個世紀的諸侯王問題，到武帝時期終於得到了徹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