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輩們留下的遺產
景帝後元三年（前１４１）正月十七日，劉徹滿十六歲的太子冠禮在高祖廟內隆重舉行。
舉行了冠禮，就標誌著成人，才可以娶妻生子，有了治人之權、執兵之權、祭祀之權。
不料劉徹舉行冠禮後十天，景帝染病，不久死於未央宮，享年四十八歲，在位十六年。
國不可一日無君，劉徹當日在父親靈柩前繼承大業，君臨天下，是為漢武帝。
登上皇位之後，武帝封母親為皇太後，祖母為太皇太後，長公主女兒阿嬌為皇後，入主中宮，實現他兒時“金屋藏嬌”的諾言。
同時封母舅田為武安侯，田勝為周陽侯，外祖母臧兒為平原君。
臧兒終於實現了重返富貴的夢想，當年下的賭注得到了回報。
漢武帝作為一代明君被華夏子孫世代傳頌，但是他的文治武功、漢朝盛世並不是他個人力量所致，而是帝國社會發展到一定時期的產物。
秦始皇雖然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結束了許多年諸侯分割、戰亂的局麵，但是他實行的苛刑猛政使人民難以忍受，終於在很短時間內被推翻了。
經過多年戰亂，劉邦建立的西漢社會經濟破敗，到處是一幅淒慘的景象，人口銳減，物資奇缺，米每石賣５０００錢，社會各階層都十分貧困，甚至劉邦自己都難以配到四匹同色馬來拉車，將相大臣有時隻能坐牛車上朝。
劉邦對秦速亡的感觸很深，就派太中大夫陸賈來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
陸賈指出馬上可以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他的思想對最高當局製定休養生息、輕徭薄賦國策，對漢初經濟恢複均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劉邦采納了多方麵意見，頒布了一係列法令，力求恢複生產，穩定社會秩序。
為了增加務農人口，除了軍人複員，流民回家，又頒布釋奴為民令。
同時縮短服役時間，定田租為十五稅一，來減少農民的負擔。
命蕭何製定漢九律，施刑寬舒，完全不同於秦時酷刑。
惠帝、呂後時期，繼續貫徹高祖時期國策，奉行“黃老”思想，采取各種辦法補充和完善高祖政策，大力推行教化，增加人口。
丞相蕭何死後，呂後依照夫訓任用曹參為相。
曹參是實現無為而治的政治家。
他任相三年，一切按蕭何遺製，與民休養生息。
有人作歌道：“蕭何作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
載其清靜，民以寧一。”表現了當時人民安於恬靜生活環境的美好心情。
呂後先後任用蕭、曹、陳、王為相，一直堅持寬舒的政治政策，雖然她為人心狠手辣，報複心強，不過從曆史的角度看，呂雉仍不失為一個有功於國的執政者。
因此史學家司馬遷客觀地評價她說：“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製，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
刑罰罕用，罪人是希。
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文景時期，經濟有所恢複，各種社會矛盾依然複雜多變。
政論家賈誼形容當時的社會形勢為：“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說明當時朝廷和百姓仍不富裕。
漢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加深，滅呂氏之亂後，各諸侯王羽翼漸豐，潛伏危機，威脅中央。
這在漢朝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時期。
針對社會形勢，文景繼續黃老“清靜無為”，謙讓寬容，嚴於律己，厲行節約。
文帝前元二年（前１７８）減免田租三十稅一，這種租率一直被奉為漢朝定製。
前元十三年（前１６７）又命人製定皇帝親耕、皇後親桑的禮儀製度，大造振興農業的聲勢。
景帝時允許人民遷移到地廣人稀的地方墾荒，擴大生產規模。
文景時廢除了“連坐法”這種酷刑。
諸如黥刑、劓刑、刖刑等殘害人肢體的肉。
刑也被廢除，並把分裂屍體的磔刑改為棄市。
多次大赦天下，力求政局穩定。
文景時帝王以身作則，儉省節約。
文帝曾想蓋一座露台，聽說要花費十戶中等人家財產，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他對內宮要求樸素，禁止浪費。
文帝最寵愛的妃子慎夫人也是衣不曳地，帳不綴花。
到武帝即位時，漢王朝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
《史記·平準書》中記載：“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這時如果有人乘坐一匹母馬到公眾場合就遭到恥笑。
和當初高祖“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的情況確實不可以同日而語了。
漢初統治者奉行的黃老政治，其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溫和政策，對漢初社會經濟的恢複，政局的穩定起了關鍵作用。
但對內縱容地方諸侯發展勢力，加劇了社會矛盾；對外忍耐匈奴挑釁攻擊，用和親的軟弱政策來安定邊境，使邊境人民生活在動蕩的戰爭中。
武帝繼承前輩豐厚物質財富的同時，曆史遺留問題也亟待他解決。
二、麵臨的兩大社會難題
劉邦建立西漢後繼承秦的統一模式和政治製度，但是他錯誤地認為秦朝之所以滅亡是因為沒有實行分封製。
當平定了各異姓王叛亂，鏟除他們的勢力後，高祖分封了一批同姓王，並“刑白馬盟”，與大臣、宗室共同商定：“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這些諸侯國北起燕代，南至江淮，東到大海，基本上取代了以前異姓王的地盤。
劉邦分封同姓王時，他們多數年幼，迫於高祖威嚴，中央派丞相和太傅就能基本控製其軍政事務，諸侯國暫時處於穩定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