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寫作和出版中的一些情況，在《前言》中已經交待清楚，本不想再照例來一個《後記》，以多占讀者的寶貴時間。但人生難以預料的事情太多，從今年12月份起我的人生道路將發生一個大的轉向：由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轉向從事基層實際工作。屈指算來，從1988年9月到山東大學師從全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毛澤東學”專家樊瑞平教授攻讀碩士學位並開始毛澤東哲學研究起，到現在整整10年。因此，當我校完書稿的清樣時，心情久久難以平靜。回顧10年的學術生涯，覺得有好多話要說。當然，這些話不隻是針對本書的，是針對這10年的，如果要個名字的話，就叫作“十年感言”吧。
《重新認識毛澤東》實質是一部文集。這部文集反映了10年來我在毛澤東研究領域所走過道路的一個真實的側麵。文集出版對於作者來說自然是一件快事。盡管自知才疏學淺、識見譾陋，擔心是否會給讀者添加了額外負擔，但它畢竟凝聚了自己的一些心血。把這些心血結晶推向社會，對於自己來說總歸抑製不住內心的喜悅。但仔細想來，又對自己產生了詰問：如果本書對於社會還有些價值的話，難道這價值僅是你一個人的創造嗎？
10年的學術研究，不僅是艱苦而又趣味良多的思想曆程，而且是複雜而又令人追念的情感曆程。思想曆程呈現為一篇篇學術論文和一部部學術著作的問世；情感曆程則顯現為親人、老師、朋友、同仁的關心、愛護和支持。思想曆程可以表達為書中的文字，情感曆程卻隻能長存於內心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思想曆程的萌生和延續離不開情感曆程的浸透和釀育，而情感曆程則在思想曆程中得到熔煉和升華。
在我的親人中沒有一個人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但他們所給予我的比學術上的直接幫助更重要。當人們奢談隔代教育對孫輩成長的諸多弊端時，我絲毫沒有發覺祖父祖母對我的負麵影響，孩提時代的我受祖父祖母的影響比受父母的影響要大得多。我的祖父王成祥從未進過學堂，但他在學堂外邊的偷學和自學，使他的知識並不亞於學堂裏麵的人，他的這種求學精神也許成為我學術追求上的最初原動力。我的祖母彭玉齡是一位地道的農村家庭婦女，但從她那兒我吸取了為人的勤勞和純樸。父親王茂太、母親孟慶蘭為兒女操勞不止，用自己所能用的方式支持我的工作和科研。給予我最大支持和最直接幫助的是我的妻子杜家樂女士，她不僅承擔了全部家務和扶養孩子的任務，還抄寫、打印、校對了我幾乎所有的文稿，在我發表的幾百萬字的文字中，字字行行都有她的心血。兒子王丹雖然尚不十分明白這些文字所表達的深層意義，但對於老爸終日“爬格子”這件事本身的意義卻有了朦朧的理解和認識。
我的導師樊瑞平教授是我學術研究道路上的引路人。樊先生不僅知識淵博、學富五車、才高八鬥，而且注重獎挹後學，誨人不倦，在“予人以魚”的同時，“予人以漁”。在先生身上體現著北大學人傳統的綿延與擴展。在茫茫人生際遇中能做樊先生的弟子，真乃幸事。當然，這不僅僅因為先生的學術個性，更為重要的是先生的為人更具人格魅力。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研究員、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宋一秀教授、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陳占安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楊瑞森教授、東北師大博士生導師鄭德榮教授、中央黨校黨史部主任博士生導師郭德宏教授、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李君如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張啟華研究員、《人民日報》理論部副主任盧繼傳教授、山東大學博士生導師張樂嶺教授、山東社會科學院院長盧培琪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蔣照義研究員、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劉林元教授、山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包心鑒研究員、南京市委黨校陸劍傑教授、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張國新研究員、湖南湘潭大學滄南教授等全國著名專家學者，都曾給予我不少教誨，都是我學術研究中的導師。山東省臨沂師範專科學校範為啟教授鼓勵我選擇了哲學專業，為我考取研究生付出了辛勤汗水。我的啟蒙老師莊瑞琴、張連文、莊子祥等辛勤園丁依然手執教鞭耕耘在沂蒙山這塊熱土上，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桃李，他們的敬業精神始終激勵我前進。我始終不能忘記高中班主任許文軍老師對我的諄諄教誨，但令人遺憾的是，由於他工作單位的幾次變動，至今無法尋覓老師現在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