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說明，無論是作為存在形式、作為存在本體意義上的毛澤東，還是作為世界曆史意義上的毛澤東，都是一種客觀的曆史存在，在中國和世界曆史上都有著特殊的意義。這就是建立毛澤東學的客觀曆史依據。
二、科學根據：毛澤東研究繼續深化和拓展的迫切需要
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隻是一種客觀的存在，而學科體係的產生則是通過學者們的勞動而形成的自覺的理性建構。換句話說，有了科學研究對象隻是為建構學科體係提供了一種現實的可能性選擇，要使其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學科，還需要具備某些必需的現實條件。起碼有兩個方麵是學科體係建構的必備前提：一是對研究對象的研究和認識是否達到了建立學科體係所必需的認識程度，即建立這種學科在認識上應當具備邏輯的必然性，學科的建立應當是繼續深化和拓展這一研究領域的邏輯延伸；二是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學者或學者群是否具備了應該達到的水平以及是否具備從事這一研究所必需的客觀條件。筆者認為，從目前的情況看，建構毛澤東學在這兩個方麵所要求具備的條件均已滿足，完成這一事業應該說是具備了科學的依據。這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麵加以說明。
（一）建立毛澤東學是國內毛澤東研究邏輯發展的必然要求
客觀地說，早在毛澤東的青少年時期，與他有關的某些人就開始了對他的認識活動，隻不過這些認識活動僅僅局限於他的親屬、朋友、老師以及與他有交往的人的範圍，在認識水平上也隻是通過某些交往得到的某種感性體驗或直觀印象。楊昌濟、周世釗、蕭瑜等人對他青少年時代的某些評價和判斷即是明證。盡管這種認識是直觀的、感性的，但畢竟是對毛澤東認識活動的起點。在此基礎上人們對毛澤東的認識經曆了逐步深化的過程。
馬克思主義認為，認識過程是邏輯與曆史的統一，是從具體到抽象，然後上升為精神上的具體的思維運演過程。因為精神上再現的具體是許多規定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且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所以，需要經過馬克思所說的兩條道路的思維運作才能完成。“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這可以視為我們建立毛澤東學的科學認識論根據。因為，從認識論和思維科學的角度看，人們對毛澤東的研究和認識，也就是在充分地占有材料的基礎上，通過詳盡地探尋和研究，在觀念的形態上再現毛澤東的過程，這是符合“具體——抽象——具體”這一思維規律的。
與馬克思的“兩條道路”思想相適應，毛澤東學的研究和建構，也分為相互聯係的兩個方麵或過程：一個是充分地搜集和科學地整理材料，詳細地分析這些材料的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係，在某一方麵達到對毛澤東的準確認識，在理性的層麵上蒸發出科學的抽象規定；一個是充分地運用科學的、合理的邏輯方法，將材料的生命觀念地反映出來，把上個過程中的科學的抽象規定綜合起來，把毛澤東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也就是建立一個完整的科學的毛澤東學體係。
從國內毛澤東研究的曆史和現狀看，這種研究似乎存在著這樣幾個邏輯層次和曆史環節。
從曆時性的角度看，有的學者將黨和人民認識毛澤東的曆史過程勾勒為20世紀20年代發現毛澤東、30年代擁護毛澤東、40年代學習毛澤東、50年代認從毛澤東、60年代崇拜毛澤東、70年代反思毛澤東、80年代評價毛澤東、90年代研究毛澤東這樣八個階段。這樣形而上學地嚴格以10年為數量單元概括對毛澤東認識曆史階段的劃分，顯然具有以邏輯剪裁曆史之嫌，這也就決定了它不可能完全準確地說明曆史事實。然而，如果模糊一下這些數量概念，以對毛澤東認識的總體特征來劃分階段的話，這種概括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麵，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們對毛澤東認識過程的階段性特征。從思維規律看，不管是發現、擁護、學習，還是認從、崇拜，人們對毛澤東的認識和理解，都還處於馬克思所說的“完整的表象”思維階段，在這個層次上，毛澤東作為認識和理解的對象，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是現實的感性的具體。這種感性具體的最基本的認識形式，就是訪問記和通訊報道以及故事敘述。譬如，20世紀20、30年代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中國大眾》和埃德加·斯諾著《西行漫記》在中國的傳播，40年代蕭三著《毛澤東的故事》以及各地新華書店和解放區報刊對毛澤東的宣傳，50年代李銳著《毛澤東同誌的初期革命活動》和李季等著《毛澤東同誌少年時代的故事》的出版，60、70年代工農群眾對毛澤東著作的學習體會，80年代初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以及一些老同誌的回憶錄的出版發行，都屬於這種對毛澤東認識的“完整的表象”的層次。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在這段時期內在某些方麵對毛澤東的認識和理解，已經“蒸發為抽象的規定”的層次。譬如，20世紀30、40年代黨內某些理論家和黨的某些領導幹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毛澤東思想概念的提出以及在黨的七大上被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50、60年代對毛澤東著作某些方麵的研究，等等，都在政治、軍事、哲學、文化等方麵達到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如果否認這一點，也就無法解釋毛澤東思想與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辯證關係。但是，總的說來，從學科體係的建構來看，1982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公布以前，對毛澤東的認識和理解還處在思維的“第一條道路”上，此後，毛澤東研究便有走完“第一條道路”，通過“抽象規定”的臨界點，向“理性的具體”邁進之勢。
從共時性角度看，《決議》通過以後對毛澤東的認識和理解，由於認識和研究者的經曆、水平、方法的差異，同時存在著思維上“兩條道路”並進的情況。一方麵，存在著“完整的表象”這一層次的研究。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的老同誌和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衛士、護士等工作人員，撰寫了大量的回憶錄，有些作家通過采訪撰寫了大量反映毛澤東各方麵情況的紀實性文學，這些材料超越了意識形態、政治性的範圍，把毛澤東從隔膜的天國拉回到了人間，使人們得以從多角度對毛澤東的情況有些感性的了解。這些材料的突出特點就是直觀性，撰者所涉及的對象多是本身經曆過的事件，運用的材料多出於作者的耳聞目睹。用哲學大師黑格爾的話說，在他們所描繪的一幕幕劇情中，他們本人多數親自參加做一名演員，至少也是一個休戚相關的看客。這種研究的長處顯而易見：其一，它可以給後人提供最清楚的影像，這些影像作為不可多得的史料不一定是可靠的記錄，但都體現著當時的時代精神，因而具有確定性，因為當真看見的和可以當真看見的現實，是有堅定的基礎的；其二，敘事生動形象，對事件有栩栩如生的描繪；其三，撰者的精神和他記述的那些動作的精神具有一致性，這可以給我們深刻和純真的樂趣，使我們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更增加親切感；其四，對事實的詳細敘述，也可使我們多聞博識。但是必須注意：充分地掌握這些材料本身也必然帶有某些局限性：其一，這種材料所描繪的多是短促的時期、有限的範圍以及人物與事件的“個別形態”，難免帶有狹隘性；其二，這種以知覺經驗作為把握個別事實的形式往往停留在過程的表麵現象上，難免有膚淺的性質；其三，有些撰者既然生活在他的題材的精神中間，不能完全超出這種精神，這就有可能把他自己的目的，作為曆史的目的來處理，難免有某些片麵性。科學的研究者應該在這些當事人提供的材料的基礎上，超越這些局限，站在時代的高度，運用科學的方法，提煉出關於毛澤東認識的抽象規定，為建立毛澤東學體係打好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麵，“蒸發為抽象規定”層次上的研究已經取得巨大成績並日益深化和占主導之勢。這又有兩種情況：一是具有較高理論水平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自己的回憶和研究中邁出了可喜的一步。薄一波的《若幹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李維漢的《回憶與研究》、胡喬木的《回憶毛澤東》、李銳的《早年毛澤東》等著作，既是對毛澤東生平和事業的生動記敘，又是很強的理論著作。二是在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的指導下，廣大學者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對毛澤東的哲學、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教育、法律等各個方麵的思想有了較深入係統的研究，對毛澤東的生平、事業乃至人際交往等方麵進行了較係統的探討，特別是1993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將這種研究推向了高潮。這些研究在四個維度上得到了深化和拓展：其一，在理論維度上，毛澤東各個方麵的思想以及這種思想與其他各有關方麵思想的比較研究都有了相當的提高；其二，在現實需要的維度上，根據現實的興趣和需要，緊密聯係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將毛澤東研究推向了更高的層次；其三，在學科建設的維度上，對毛澤東研究的研究，也就是對毛澤東研究的“史學批判”有了大踏步發展，這有利於毛澤東研究的健康運行；其四，在反思的曆史維度上，毛澤東各方麵的思想史，整體的思想史，各種年譜、傳記和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這一切都表明，建立毛澤東學學科體係，把毛澤東的各方麵聯係起來，綜合起來，進行整體的、立體的、全方位的研究，已經成為邏輯的必然。
從上述曆時性和共時性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無論是從毛澤東研究的曆史還是現狀來看，無論是從研究的規模還是水平來看，在20世紀90年代建立毛澤東學都是毛澤東研究進一步發展的邏輯要求，曆時性與共時性實現了統一，邏輯與曆史達到了融會，超越對毛澤東各個抽象規定的研究，達到精神具體的再現，是毛澤東研究者不可推卸的神聖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