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毛澤東的思路，鄧小平把“中國式”看成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成功與否的關鍵問題。他反複強調：“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曆程中，“中國式”、“中國特色”的思想是鄧小平的總體思路。他針對不同的情況和問題，從不同的層麵對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論述得淋漓盡致。1987年在會見喀麥隆總統比亞時說：各國情況不同，政策也應該有區別。1988年在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情況，各自的經曆也不同，所以要獨立思考。所有別人的東西都可以參考，但也隻是參考。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鄧小平堅決反對輸出現代化的做法，認為如果一國把價值觀念、發展模式強加於另一國，那麼，這就是強權政治。他既反對別國向中國輸出現代化模式，也堅決主張中國永遠不會向別國輸出自己的模式。在一些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問及中國發展的成功經驗時，鄧小平認為，第一條經驗，就是中國走了適合本國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他甚至對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說：你們根據自己的條件，可否考慮現在不要急於搞社會主義？要講社會主義，也隻能講符合莫桑比克實際情況的社會主義。
上述說明，在搞“中國式”、“中國特色”這些大思路上，毛澤東與鄧小平確實具有強烈的共識。然而，在對“中國式”、“中國特色”的理解上卻有著差異性。這種大思路的一致性與具體思路的差異性，構成了毛澤東與鄧小平關於中國社會發展道路構想上的繼承和發展關係。
三、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融合：鄧小平對毛澤東的繼承和發展
美國著名曆史學家柯文指出：“在任何給定的一代中所能發生的變化都是有限度的，而這種限度是任何人物——無論多麼卓越——都無法超越的。這是曆史變遷進程的否定方麵。就正麵來說，每一代人都為世界貢獻了某些新東西，並就此為下一代人改變這種限製提供了可能性”。根據這種“代際邏輯”，我們今天在社會主義道路探索中的所想所做，並不是在不毛之地基礎上的拓荒，而是建築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想所做基礎之上的。這樣，如何看待這種代際關係，將成為我們今天進一步探索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當我們從現在的觀點看毛澤東的時候，我們的確可以應用“有限的”、“有局限性的”、“受製約的”等詞彙。但若從他的起始，即從他探索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的情況來展望，毛澤東的創新性就會給我們深刻的印象，他所取得成就的深刻意義就明白地顯示出來。隻有取這種曆史辯證態度的人，才有希望繼續這種偉大的曆史探索，才可以稱得起作為毛澤東後繼者的曆史偉人。
鄧小平正是這樣一位曆史偉人。在新的曆史時期，他以辯證的態度科學地評價了毛澤東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問題上的功過是非，並以此為曆史起點和邏輯基礎，展開了自己的偉大創造。鄧小平首先肯定了毛澤東關於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問題上的大思路。如前所述，堅持中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成為他堅定的信念，走中國式社會主義之路也成為他與毛澤東的強烈共識。在鄧小平看來，毛澤東強調走社會主義之路、走自己的社會主義之路都沒有錯，問題就出在如何走自己的社會主義之路上。鄧小平以恢弘的偉人氣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立足於中國，雄視天下，一切從實際出發，在某些關鍵問題上闡發了自己獨創性的觀點，形成了自己對於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基本構想：“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曆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如果說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上鄧小平做出以上結論時，對於“走自己的路”、“中國特色”的理解還嫌抽象的話，那麼，在此後的實踐中鄧小平又繼續進行理論上的探索。經過近十年的反複思考和實踐試驗，到1992年的南巡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終於突破了原有的傳統計劃經濟模式，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賦予“走自己的路”、“中國特色”等用語以具體的內涵。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對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思想進行了係統的論證，標誌著這一模式在全社會的認同，也標誌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真正形成。這是中國社會發展道路之明智選擇。
鄧小平關於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思想，既堅持了毛澤東中國社會發展必須走社會主義之路的思想前提，又發展了毛澤東關於走自己的社會主義之路的初步思考，特別是在如何走自己的社會主義之路的問題上，即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闡發了自己的深刻思想。這些思想立足於曆史、現實與未來的交會點，深刻地揭示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引導中國社會發展的光輝指南。對於鄧小平這一思想的現實意義，無論學術界還是宣傳部門乃至廣大群眾，都已予以密切注意。這誠然是必要的，但僅限於此是不夠的。欲深刻理解這一思想的真實意義，並達到從思想到行動的社會自覺，必須深入揭示這一思想所包容的文化變量，即從文化意義上揭示其在思想史上的深層變遷。從這個角度分析，筆者以為，鄧小平社會發展道路論的深刻性和科學性至少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的高度自覺。從本國的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主張曆史決定論，認為社會的發展具有普遍規律。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決定論不是機械的而是辯證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不排斥社會曆史發展的特殊性、多樣性和可選擇性。正因為這樣，馬克思才能夠得出東方社會不同於西方發達社會獨特發展道路的結論，認為在俄國，如果革命發生在適當時機，就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穀，直接過渡到更高類型的公有製社會。列寧說過：對於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的具體運用，在英國不同於法國，在法國不同於德國，在德國又不同於俄國。又說：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複雜的國家裏，今後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的革命帶來更多的特色。斯大林也提出：“一定要估計到每個國家的民族特殊的東西和民族獨有的東西”，“發現和掌握每個國家的運動的民族特點”。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這些經典原理，國情的複雜性和特殊性必將決定道路選擇的多種可能性。中國的現代化無疑要實現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但工業化道路的選擇既無需照搬西方工業化模式，也無需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既成模式，隻有選擇適合自己國情的工業化道路，才能真正實現中國的社會發展。然而，我們過去對這一問題的理解是不深刻的，或者說還沒有達到深層次的自覺狀態。在幾十年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雖然也朗誦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的經典語錄，但在實踐中卻不斷地犯著教條主義的錯誤。計劃與市場的爭論、“左”與右的紛爭、姓“資”與姓“社”的擔心，無不與對馬克思主義沒有達到深層次的自覺有關。鄧小平的社會發展道路論對上述問題的解決說明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的自覺體認達到了新的高度，也標誌著我黨達到了成熟期的新階段。
其二，是對文化發展規律的高度自覺。從文化的角度研究社會發展，特別是考察不同民族、國家和地區社會發展模式的差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忽視或片麵誇大文化對社會發展模式影響的社會發展理論，都將弱化這種理論的解釋力。經典進化論社會發展觀基於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相信人類社會自身也會像生物進化那樣堅定不移地沿著既定的道路和目標前進。這種社會發展觀隻承認不同民族、國家或地區之間社會發展速度的快慢，而不承認它們之間社會發展模式的不同。其失足之處就在於忽視了不同民族、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差異對社會發展的影響。興起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文化相對主義，在對社會發展的認識上，是對經典進化論社會發展觀的反叛。認為，文化是自成一格的，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獨特的曆史，基於一定文化的社會發展趨勢，隻能從該文化自身形成和發展的曆史中去尋找。文化相對主義的著名代表人物、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明確指出：“所有不同人種和所有部族的文化具有一致性的發展假定隻在有限的意義上是正確的。我們可以從文化形式的改變中辨認出某種智力行為的改變，但很難就此推斷同樣的形式定然會在每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中形成。”文化相對主義強調文化的獨特性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具有啟發意義，但由此否定人類社會發展具有普遍規律又是其明顯的局限。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觀承認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普遍規律，但又反對經典進化論發展觀將社會發展簡單化的錯誤。一方麵，馬克思明確指出：“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但是，另一方麵馬克思針對米海洛夫斯基對他的曆史理論的曲解又鄭重告誡：“他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曆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曆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曆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麵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同樣，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觀並不主張文化相對主義，但又十分重視不同民族、國家和地區文化發展的獨特性，及其對各民族、國家和地區社會發展模式的影響。馬克思主義認為，決定社會發展的根本因素是生產方式，不管各個民族、國家和地區在其他方麵有多大的差別，但生產力發展水平具有可比性，生產方式的結構具有普遍性，都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正因為這樣，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是存在的。同時，馬克思主義又主張，人類社會在文化上又是多樣的、豐富多彩的，因此，由文化影響的社會發展模式也是多樣的，有多種選擇的可能。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觀，中國的社會發展既應遵循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同時又有受自己文化影響而形成的獨特模式和道路。我們應該著重研究這種模式和道路的獨特性，這是製定符合中國實際的發展戰略的關鍵。讀一下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謬爾·亨廷頓的下列論斷對於我們深入理解這個問題也許有些啟示：“就解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同模式而言，關鍵性的獨立變項是文化，亦即流行於社會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團的主觀態度、信仰和價值觀”。“文化及其對發展的影響要求政治發展學者進行係統的、經驗的、橫向比較的以及曆史縱向的研究”。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對社會發展的辯證分析，還是經典進化論社會發展觀以及文化相對主義社會發展觀的經驗教訓，乃至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的研究成果，都告訴我們，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和地區符合實際的社會發展戰略的形成，都必須達到對自身文化發展的高度的文化自覺。鄧小平的社會發展道路論的形成和發展就是這樣一種文化自覺，既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發展普遍發展規律的理性把握，又著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民族特點。
其三，對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高度自覺。社會發展規律存在於人的曆史活動之中。人們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自覺，是通過總結經驗教訓實現的。毛澤東曾經指出，在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範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還舉例證明，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就是通過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實現的。認為“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他號召大家，要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以便達到對中國社會主義規律的高度自覺。鄧小平的社會發展道路論的形成就是以總結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驗教訓為曆史起點的，並在此基礎上，通過不斷地總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經驗教訓，加深了對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使這一理論得以不斷地豐富、完善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