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時期鄧小平的理論演變看，毫無疑問，堅持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這是他一切理論活動的邏輯前提，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強調貫徹改革開放曆程的始終。如果說與毛澤東相比在這方麵有什麼差別的話，那麼，這種差別僅僅在於，毛澤東側重於從指出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的角度來論證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鄧小平則由於時代的變化，側重於從維護社會主義的純潔性，保障中國社會沿著有利於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不斷獲得這一正確方向前進的角度來深化這一問題。這主要表現在：
1.繼續用曆史來說明中國走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必要性
他指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提出的理想與我們的不同。我們講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而他們卻提倡資本主義理想。中國從鴉片戰爭起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成了世界著名的‘東亞病夫’，從那時起的近一個世紀，我國有識之士包括孫中山都在尋求中國的出路。孫中山開始就想學習西方，所謂西方即資本主義。後來，孫中山覺得資本主義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為師’，學習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開始了國共合作，導致北伐戰爭的勝利。孫中山逝世以後，國民黨的統治使中國繼續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慘地位，在日本侵華期間大片國土淪為殖民地。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後來發展起來的官僚資本主義壓迫下，中國繼續貧窮下去。這個曆史告訴我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
2.隻有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保證現代化目標的真正實現
現代化戰略目標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整體性，即社會的全麵發展和進步，尤其包括人的發展和進步，而社會主義道路恰恰適宜於並能夠保證這種全麵發展和進步的實現。一方麵，社會主義能夠實現共同富裕。正如鄧小平所說，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方少數人更快地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擺脫不了貧困，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還會發生嚴重的失業問題。而在社會主義社會，公有製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基本製度，將根本決定社會不會出現兩極分化，其發展的前途必然是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是全體國民和社會整體素質提高的必要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麵，社會主義為人的自由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社會主義的天性就是社會公有和社會平等，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與人之間由於根本利益衝突的消失而能夠建立平等友好、互相合作的關係。總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使廣大人民獲得富裕、平等、自由、幸福，而這正是現代化發展戰略目標人民性特點的要求所在。
3.社會主義道路能夠促進現代化目標的迅速實現
鄧小平總結經驗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麵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我們的經濟建設曾經有過較快的發展速度。現在我們總結了經驗，糾正了錯誤，毫無疑問將來會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得都快，並且比較穩定而持久。”在鄧小平看來，社會主義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對生產力的巨大破壞，能夠集中力量辦一些起巨大帶動作用或重要基礎作用的大項目，保證生產力的整體協調發展，特別是能夠調動起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從而有力地促進發展。當然，社會主義實踐中走過一些彎路，傳統體製上存在一些弊端影響了發展，但這正是完善社會主義的必要性所在，正是開辟社會主義新道路的生長點。
毛澤東鄧小平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選擇有著深刻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它不僅是對中國社會發展規律和趨勢的科學把握，而且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一種自覺體認，即使從現代社會發展理論的最新視角來審視，也具有重要的價值。第一，它體現了全球史觀的大視角。從全球史觀的大視角看，一個民族、國家或地區現代化的發展道路的選擇，從社會性質上來說，有著多種可能性空間，既可以選擇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又可以選擇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甚至還可以選擇既非純資本主義又非純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但是，這種道路的選擇又必然受到時代條件、民族特點、國際關係等諸種因素的綜合製約，這樣，每一個民族、國家或地區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選擇又決不會是主觀隨意的決定。毛澤東鄧小平認定中國社會發展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即是從對世界曆史發展的普遍規律與中國社會發展的具體國情相結合的分析中得出的正確結論。第二，它達到了現代化理論新的思維高度。從現代化理論的思維高度來看，歸根結底，任何社會的發展都是由諸種因素綜合起作用的結果，但從對外交往的角度講，最重要的有兩個因素：一是能夠保持民族獨立和平等的競爭地位；二是能主動地參與世界市場的經濟文化交往體係。而在中國，隻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真正獲得民族獨立和平等競爭的地位，並在此基礎上獲取參與世界市場經濟文化交往體係的主動性。第三，它抓住了現當代世界發展問題的實質。綜觀形形色色的西方社會發展理論，在發展道路問題上，實際上出現了兩種發展概念並包含著對兩種發展道路的選擇。一種是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模仿”、“複製”或追隨；另一種是擺脫依附的發展，超越資本主義的發展，探索新的發展道路。一般說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並不排斥前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選擇地鼓勵和支持這種發展，而對於後者，壟斷資本主義是極力排斥的。道理很簡單，這種“依附”和“追隨”的道路，對他們有利。因此，當代世界發展問題的實質仍然是：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和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競爭。半個世紀以來，許多不發達國家為擺脫對資本主義的依附地位進行了頑強的抗爭，曆史經驗證明，真正能夠擺脫壟斷資本主義束縛的唯一選擇，是走社會主義之路。毛澤東鄧小平抓住了這一問題的實質，毅然強調選擇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強烈共識
在國外的現代中國學研究中，毛澤東與鄧小平的關係已成為熱點問題。盡管大多數學者都熱衷於尋求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差異性，但他們又幾乎異口同聲地表示毛澤東與鄧小平在這樣一個方麵是共同的：走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比如，日本中國問題專家大澤升就說：“毛澤東實際所進行的和鄧小平在80年代所幹的完全不同。要說相同的話，那就是兩個人都強調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即‘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沒有離開社會主義和中國”。有的學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甚至稱鄧小平是“當今中國主要領導人中最毛化的一個”。
毫無根據地極力拉大毛澤東與鄧小平的距離，顯然是某些外國現代中國學學者的極大失誤，但強調毛澤東與鄧小平“都沒有離開社會主義和中國”，這又的確是一種科學的洞見。事實正是如此。無論毛澤東還是鄧小平，在中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上，一方麵都強調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重要性，另一方麵又同時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必須有自己的特色，走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
走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這是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運用於分析中國國情而得出的關於中國社會發展前途的科學結論。它既包含著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普遍規律的真理性力量，又內蘊著中國人民的價值追求，體現馬克思主義關於曆史理性與價值理想有機統一的社會發展原則。然而，走社會主義之路，又有不同的模式可以選擇，國情的特殊性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具體道路、具體形式上的特殊性。因此，當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並開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候，毛澤東很快就自覺地提出了中國必須走自己的社會主義之路的問題，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艱苦的探索。
毛澤東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思想，基於他對蘇聯經濟社會發展模式運用於中國社會之可行性的深層次反思。仿效蘇聯經濟社會發展模式，這是建國後7年中國社會發展的突出特征。富有創造性品格的毛澤東及其周圍的中共高級決策者，之所以做出或認同這種明顯缺乏創造性的社會發展戰略，除社會製度以及意識形態方麵的一致性等原因外，恐怕還有國內外諸種客觀因素的綜合作用，具有某種曆史必然性。一是就當時的世界格局看，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不可能指望從資本主義國家得到經濟和技術援助，而隻能寄希望於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毛澤東曾指出過這一事實：“大家看吧，誰給我們設計和裝備了這麼多的重要工廠呢？美國給我們沒有？英國給我們沒有？他們都不給。隻有蘇聯肯這樣做，……東歐一些兄弟國家也給了我們一些幫助”。既然采取了蘇聯的經濟技術，又由蘇聯幫助建廠，建項目，那麼，采取蘇聯的經濟管理、經濟組織方法，也就成為必然。西方的一些學者在後來的研究中在這個問題上似乎有著強烈的共識。美國著名現代化專家吉爾伯特·羅茲曼在其名著《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指出：最初人民中國倒向蘇聯集團，這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因為美國在內戰結束時恢複向國民黨政權提供的援助，完全有理由被認為是一種敵對行動。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麥克法奈爾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如果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內戰中對中共少一點敵意的話，中國也許會表現出一種更平衡的國際姿態。但不管怎麼說，1949年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現，隻有蘇聯是其可能得到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的唯一來源。要想確保得到這些援助，按蘇聯的辦法行事至少是其必須付出的一部分代價。二是從當時中國的現實情況看，中國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缺少經驗，不得不向蘇聯學習。正如毛澤東後來總結指出的：“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麵，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不可否認，對於蘇聯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仿效，取得的成績是很大的，在短短的時間裏使中國的社會發展改變了數百年百孔千瘡的舊模樣，使中華古老的大地煥發出新的風采。然而，這種從蘇聯搬來的社會主義實踐模式，很快就暴露出它的致命弱點，超越蘇聯模式，走出一條具有中國自己特點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就成為新的時代課題。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能夠及時地把握時代的脈搏，他很快地意識到了自己的曆史使命。1956年他開始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
必須肯定，毛澤東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近來許多研究者對他探索的成果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層麵做出過多種概括，筆者在拙著《晚年毛澤東的艱苦探索》一書中對此也做過比較係統的研究。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從哲學層麵看，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至少有以下五大貢獻：一是明確提出了擺脫蘇聯模式的束縛，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想。1956年4月毛澤東提醒全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二是著重強調了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觀主義”的重要任務，警示大家不僅現在就是在將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共產主義建設中，也不要忘記主觀主義這個大敵。如此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旨在為大家提供探索社會主義新路的科學思想方法。三是特別提倡要實事求是、獨立思考以增強獨立自主的能力。毛澤東認為，效仿蘇聯模式的最大缺點是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因此，他提倡反對教條主義、解放思想，要求大家打破對斯大林的神化主義，揭開蓋子，並喻此為一場解放戰爭，目的是使人們敢講話，能想問題，可以自由思考、獨立思考。還通過總結中國民主革命的經驗教訓深刻指出：實事求是、獨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可以說是實事求是、獨立思考的勝利。陳獨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張國燾，都不能實事求是、獨立思考，都盲目地跟著別人的指揮棒轉，所以他們隻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失敗。四是突出強調了在新的曆史時期要創造自己的新理論的重要性。他說：“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係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五是比較係統全麵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要處理好的十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