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從現代化的世界進程的角度看，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目標的現代化構想，在認識上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它既不是片麵強調經濟增長的單向度發展目標，從而與西方現代化理論相區別，又注重中國國情，以區別於蘇聯的現代化模式。一是這個目標是初步體現經濟與社會、政治以及文化協調發展的綜合目標。毛澤東所講的現代化絕不是僅僅追求工業經濟的增長，而是具有更高的社會目標與現代文明的豐富內涵，既包含了經濟方麵的內容，又包含了社會製度與文化在內的非經濟方麵的內容。毛澤東主張用“現代化的科學文化”置換“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表明他對現代化中文化含量的重視。他同意周恩來用“科學技術現代化”置換“科學文化現代化”是因為後者不僅沒有減少前者的文化含量，且增加了“技術”方麵的內容。當然，在經濟與非經濟的關係上，毛澤東還是強調經濟的基礎地位的。“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現在，這個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我們的國家（上層建築）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很明顯，這裏是強調戰略目標中經濟發展的決定作用。二是鑒於蘇聯的經驗教訓，正確地處理了工業、農業和輕工業的關係，強調“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實行工、農、輕三業並舉，自主發展，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三是在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中強調了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的有機統一，體現了曆史尺度與價值尺度的整合。
第三，從中國現代化的曆史進程看，毛澤東對實現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現代化目標期限的預言和步驟設計上，有一定的合理性。除“大躍進”期間，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艱苦性和長期性是有充分認識的。在1954年《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在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他反複強調要經過10個五年計劃即50年的努力，才能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955年底到1956年初，經過對國情的調查和研究，他又指出，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50年到100年時間，到1957年他仍然強調，有個50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了。經過對“大躍進”的冷靜思考，1960年他對斯諾講：“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重申了他對斯諾講的觀點，並進一步強調說：“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在充分估計現代化建設長期性、艱苦性的基礎上，到1963年黨和毛澤東提出了兩步走的戰略設想。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典型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使我國工業大體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使我國工業走在世界前列，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從上麵的敘述可見，毛澤東對戰略目標實現期限的預期，基本上是合理的，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的時限預期是基本一致的。“兩步走”戰略的設計存在著某些問題，但畢竟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二、鄧小平對毛澤東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目標構想的繼承與發展
毛澤東關於中國社會發展現代化戰略目標的構想在總體思路上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對現代化目標的認識和如何推進等問題上，也難免有時代及主體認識水平的局限。比如，在對現代化目標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合理認定、現代化總體目標基礎上的階段性目標設計、現代化總體目標以及階段性目標指標體係的確定等問題上都還存在模糊認識。特別是在現代化目標的階段推進上具有明顯的過急特點，存在著脫離實際的情況。正如鄧小平指出：“建國以來我們犯的幾次錯誤，都是由於要求過急，目標過高，脫離了中國的實際，結果發展反倒慢了”從反思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開始，在堅持毛澤東中國社會發展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前提下，鄧小平通過正確把握中國實際，逐步形成了既體現中國共產黨人的遠大理想又切實可行的係統而又科學的目標體係。這個目標體係包含兩個層次：一是戰略總體目標；二是過程目標。
（一）戰略總目標：富強、民主、文明
鄧小平反複指出：當代中國發展的戰略總體目標就是實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當然，這裏戰略總體目標是針對當代中國而言的，並不否認而且恰恰正是中國長遠的根本奮鬥目標——實現共產主義的一個重要的基礎目標。這誠然是對毛澤東社會發展戰略總目標的前提性肯定，但是，鄧小平沒有停留於此。在繼續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對於社會發展目標的認識有了新的飛躍。1979年鄧小平指出：“我們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製。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段話對中國社會發展的目標做出了新的概括，此後，隨著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入，鄧小平反複地論述這個問題，使中國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的內涵越來越清晰。1981年6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將黨在新的曆史時期的奮鬥目標規定為：“把我們的國家，逐步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這裏把“四個現代化”與“高度民主”、“高度文明”並提，增加了新的內容。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關於我黨奮鬥目標的表述沿用了《決議》的提法。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政治報告將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總體目標明確表述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樣，富強、民主、文明作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就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可。這個目標的確立擴展了對社會發展和現代化的認識，它既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目標模式，又有別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中國確立的目標模式，更加貼近中國的現實，具有切實可行性。
“富強”，指以經濟高度發達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的大幅度提高。從現代化的層次來看，屬於物質技術層麵的內容，內含了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富強實際上是一個偏重物質內容的綜合性目標。富強的衡量器是綜合國力，而綜合國力一般認為是由經濟力、政治力、國防力、資源力、科教力、外交力等有機構成。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在廣泛的國際較量中，可以清楚地發現，國際競爭更多的是綜合國力的競爭。富強是發達程度的重要標誌，是發展的首要目標，也是現代化的基礎，將富強作為現代化發展的目標，是對毛澤東四個現代化目標的繼承、綜合、延伸、發展。
“民主”，就是建立“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民主”，就是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從現代化角度看，這是政治現代化的目標，反映出對現代化的認識已由物質技術層麵發展到製度層麵。現代化當然是然而又不僅僅是物質技術層麵的現代化，而更重要的是製度層麵的現代化。民主的現代化，就是民主的製度化、法律化，同時蘊涵著法律的普遍性和有效性。鄧小平十分重視民主現代化，多次強調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
“文明”，從廣義上說，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裏特指精神文明，就是思想文化的現代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主要內容就是培養“四有”新人。鄧小平發出號召：要努力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從現代化的角度來認識，實際上就是指人的觀念的現代化、素質的現代化，即人的現代化。
人的現代化，是指人擺脫傳統的束縛，實現對傳統的超越、改造與重建，使人的素質極大提高，並完成文化從傳統性到現代性的轉型。人的現代化作為發展的重要目標意義重大，主要有兩個方麵：一是人的現代化作為現代化全麵內容的一個重要方麵，是發展的最終目的所在。現代化是包括人在內的一種全麵轉型，沒有作為萬物靈長的人的現代化，難以稱其為徹底的、真正的現代化。尤其是，發展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別的，正是為了人，為了人對自然的自由役使，人與人的和諧，總之是為了人的幸福。鄧小平始終從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出發，思考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設計中國的發展大戰略，將“人民答應不答應，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讚成不讚成，人民反對不反對”，作為製定和衡量一切政策的標準。二是人的現代化將確保現代化的方向，並為其提供強有力的推動和支持。現代化是世界曆史的潮流和客觀必然，但現代化具有不同的目標模式，而不同的目標模式是不同的文化選擇的結果。人的素質決定其文化選擇，同時，人的智力水平是科技水平的直接決定因素；人的素質高低也是能否協調現代化的各階段和各因素順利推進的重要條件。
強調人的現代化，並將其作為發展戰略目標中的重要內容予以高度重視，是鑒於國外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目標的迷失——見物不見人的片麵追求，而對其發展誤區的超越，是對現代化目標的最深刻、最本質的把握，是現代化目標認識上的製高點。
總之，鄧小平的戰略總體目標，是由富強、民主、文明三位一體有機構成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二）過程目標：溫飽、小康、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