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對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原則和方法進行深入的思考
重視對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原則和方法本身的研究，反映了這一研究的成熟程度，同時也為更加深入的研究奠定了繼續前進的基礎。有的學者指出：在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中，既不能以鄧非毛，把鄧小平同誌這些年來在理論上的重大發展，看成是與毛澤東思想沒有任何關聯，認為毛澤東思想過時了，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對立起來，在否定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同時把毛澤東正確的東西也加以否定；同時又不能以毛非鄧，認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的一些做法偏離了毛澤東思想，不講階級鬥爭，不搞政治運動，隻抓經濟建設，所以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名不副實。要克服這兩種傾向，正確認識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關係，一個是要將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錯誤加以區別，二是要對現實和理論的關係進行具體分析，因為現實和理論之間在某些方麵存在著巨大的反差，人們正是對這個反差缺乏正確的認識，所以把現實生活中的消極腐敗現象看成是鄧小平理論所致的結果，從而對鄧小平理論產生懷疑。正確認識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之間的關係需要放開曆史的視野，既看到二者間的差異性，更要看到二者之間的共同性。如果放在中華民族的曆史長河中來看，就一定階級的思想體係的發展來看，毛澤東鄧小平之間無疑要強調二者的共同性，因為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屬於當代中國的同一個階級即無產階級，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是同一個思想體係，即無產階級思想體係發展的不同階段。從曆史的發展階段來看，二者的差別性就比較明顯。但就曆史的宏觀而言，二者的共同性無疑是主要的。還有的學者指出，比較研究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曆史的、全麵的分析和研究的方法，特別是對毛澤東晚年的某些理論及實踐活動要作具體的分析，要看到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活動作為學術研究對象的複雜性，要對這一複雜的研究對象進行國內與國外、曆史與現實、必然與偶然、動機與效果、經濟與政治、個人與集體、個別與一般、原因與結果等不同角度之綜合分析，要從哲學、政治學、曆史學、經濟學、文化學、政策學等不同層麵上作分層研究，從而得出符合實際的科學結論。對於毛澤東鄧小平社會主義思想之間的同的方麵，要理清源與流，作曆史的梳理；對異的方麵，則要慎重，分清哪些是糾正，哪些是超越和發展，並弄清內在的原因。對實踐與理論之間的反差，要作具體的分析，要從整體上把握問題，不要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以至於影響結論的科學性。比較研究要堅持政治意識與學術意識的統一，問題意識與體係意識的統一，曆史意識與現實意識的統一，總而言之，一定要以曆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決議》和十四屆四中、五中全會精神為準繩，充分利用科學方法進行全麵的、具體的比較研究，這是使這一課題得以順利進行並取得豐碩成果的關鍵環節。
三、深化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幾點思考
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存在著某些問題。我們應當在分析研究取得成果的同時，找出存在的問題，並在此基礎上將這種比較研究推向前進，開創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新局麵。
概括地說，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在比較研究的方向上自覺或不自覺地存在著以毛非鄧或以鄧非毛的傾向
應當說，無論在毛澤東和鄧小平還是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比較研究中，大多數研究者是能夠得出正確結論的。但也有少部分研究者不能正確對待這一問題，從而產生某些結論上的偏頗，把毛澤東和鄧小平、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完全對立起來，要麼褒鄧貶毛，要麼褒毛貶鄧，在思想上人為地製造了二者的對立。以鄧非毛的偏向表現在，認為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時代的產物，是在革命時期形成的指導革命實踐的理論，現在已經過時了，對於改革開放的實踐沒有現實意義。這種觀點的錯誤在於把毛澤東思想等同於毛澤東個人的思想，把毛澤東個人的思想歸結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從否定晚年的錯誤出發，把毛澤東的正確思想也否定了。這種傾向在國內作者撰寫的一些出版物中比較少見，即使存在也都有不自覺的性質，但海外的某些出版物中這種傾向比較明顯，而這些出版物又得以在國內出版發行，對國內的一些人特別是青年人產生了一些不好的影響。以毛非鄧的偏向表現在，從現實中所存在的不盡入人意的現象立論，把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腐敗現象日趨嚴重、精神文明滑坡、社會治安形勢嚴峻、國有企業不景氣、貧富差距日趨拉大等現象，完全等同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認為這些現象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實踐中的表現，並把這些看成是對毛澤東思想的背離，從而對鄧小平和鄧小平理論產生了懷疑甚至否定。這兩種偏向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其實質都是隻看到了毛澤東與鄧小平、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之間的差異性，而看不到二者之間的共同性和連續性，同時對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係缺乏辯證的理解。出現這兩種偏向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有研究方法、思路乃至立場上的問題，也有研究者的知識結構、閱曆和感情方麵的問題。
（二）在研究的方法上存在著某些非曆史和非辯證的態度
毛澤東鄧小平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中國曆史乃至世界曆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曆史人物。無論是對他們進行單獨的研究還是比較研究，都應將其置於曆史當中進行辯證分析。由於毛澤東和鄧小平又都是思想巨人，對他們的思想理論進行邏輯研究是必要的，但這種邏輯研究不能離開曆史這一堅實基礎。有的學者在對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比較研究中就存在著這方麵的問題，他們隻是用現在的理論思維和邏輯框架去剪裁、評判和比較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異同，而忘記了他們思想理論所產生的曆史條件，從而得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武斷的結論。例如：有的學者指出：“在毛澤東那裏，‘實事’主要是指階級鬥爭的實踐，‘求是’則主要是‘求’階級鬥爭的規律。當晚年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嚴重地擴大化時，他實際上也就背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在鄧小平那裏，‘實事’主要是指經濟建設，是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盡快把四個現代化搞上去，‘求是’則是‘求’經濟建設和四個現代化的發展規律。”眾所周知，實事求是是毛澤東用中國化的語言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通俗表達，是一個在世界觀和方法論意義上的普遍的哲學命題。毛澤東用這一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中國革命實踐，寫出了許多揭示了中國革命（階級鬥爭實踐）規律的著作，這是由當時的曆史條件所決定的，但不能據此就把毛澤東的實事求是降低為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毛澤東晚年的失誤不是實事求是理論的失誤，而恰恰是他違背實事求是的結果，是他在革命時期形成的階級鬥爭經驗的慣性繼續發揮作用的結果。如果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理論果如論者所言，是從階級鬥爭的“實事”中“求”階級鬥爭的規律，那麼，當階級鬥爭擴大化時，不是正好是實事求是發揮作用的大好時機嗎？怎麼會得出論者所指出的“違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結論呢？論者把鄧小平實事求是理論詮釋為僅適用於經濟建設的理論，更是不符合鄧小平原意的，難道鄧小平強調實事求是僅是為了搞經濟建設？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正是那種非曆史主義、非辯證的態度使然。再例如，毛澤東是在思維中行動，鄧小平是在行動中思維；毛澤東是詩化理想主義者，鄧小平是散文理想主義者；毛澤東的思維是矛盾思維，鄧小平的思維是係統思維；毛澤東是理想主義者，鄧小平是實用主義者，等等。這些論斷都表現出一定的缺乏曆史基礎的武斷性。
（三）在比較研究的思路上不夠開闊並且視角上比較單一
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是一項綜合性的係統工程，涉及社會科學中的許多學科，不是哪一門學科能夠獨立完成的任務。但是，目前的情況是，由於受年齡、閱曆、知識結構、工作性質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大多數比較研究僅是從本身的學科出發進行的。搞黨史研究的主要是對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曆史事實進行過程性描述，缺乏抽象、概括性的思維；搞哲學的擅長於抽象性、概括性思維，但由於缺乏史的基礎從而難免得出一些武斷性的結論；搞經濟學的則喜歡用一些西方的經濟模式來分析毛澤東鄧小平經濟發展模式的優劣。這些都是思路上不夠開闊的表現。同時，現在的研究成果，大多局限於政治層麵，從文化的、社會心理的、人學的、發展學的等視角的分析和研究較少。
（四）在比較研究的課題選擇上存在著重複性和任意性
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成果，從數量上看，無論是文章和著作，都呈上升趨勢，這是值得稱道的。但大量的論文在重複著同樣的題目，且由於視角相同、思路一致，從而結論也大同小異。大多數研究者無長遠規劃，受政治形勢的變化、臨時任務的影響很大，這就使一大批研究成果僅停留在解釋和理解的水平上，真正研究性的、具有自己獨到見解的成果較少。
深化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需要克服上述諸種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注意以下幾點：
（一）要進一步明確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意義、宗旨和坐標
首先，要明確這項研究的重大意義。第一，自從十四大確立鄧小平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以來，中央一再強調要用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黨，1997年5月29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中又進一步強調：“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在跨越世紀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旗幟，用這個理論來指導我們的整個事業和各項工作。”這就意味著鄧小平理論研究在力度上將進一步加強。鄧小平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進行毛澤東和鄧小平、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比較研究，既有利於深化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也有利於從總體上和更深層次上把握鄧小平理論的實質。正如我國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在《比較文學譯文集·序言》中所說：比較方法會大大擴大我們的視野，會提供給我們很多靈感，會大大有助於討論的推進和深入。中國的社會科學，其中也包括人文科學，想要前進，想有所突破，有所創新，除了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以外，利用比較方法是關鍵之一。第二，毛澤東和鄧小平、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關係問題，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領導幹部乃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日益成為人們十分關心的問題，並且在這個問題上也存在著某些模糊認識甚至錯誤的看法。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主動地、自覺地進行比較研究，有利於對這些問題的澄清，有利於統一人們的思想認識，有利於理論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第三，在國外的“毛澤東學”界對於毛澤東鄧小平的比較研究已進行多年且一直是時下的熱門話題，由於立場、觀點、方法的差異，形成了很多不符合事實的認識和看法。例如，在日本學界，也存有揚毛抑鄧和揚鄧抑毛的現象與傾向，有的日本學者就認為鄧小平路線與毛澤東路線構成兩極，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還有的日本學者認為，中國是把社會主義當作目標，但不能說是已經達到目標的社會主義國家。歐美的一些學者甚至把現行的改革開放實踐說成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等等。我們自覺主動地進行這種比較研究，有利於從更高的角度回應他們的挑戰和批駁他們的錯誤。
其次，需要明確的是研究的宗旨或目的。我們進行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並不是為了比出毛澤東和鄧小平誰高誰低，而是通過比較他們之間的異同，搞清二者之間的繼承、糾正和發展的關係，從曆史和邏輯的統一中，更加自覺地把握和實踐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我們是在肯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統一的科學體係”的前提下，對毛澤東與鄧小平、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之間的繼承、糾正和發展的關係進行具體地、曆史地研究，從而弄清二者的曆史地位、理論貢獻乃至個性特征，目的是按照曆史發展的實際麵貌來正確認識二者的關係，那種在前認識的結構中就把二者對立起來，並據此為基點進行的所謂的比較研究，從而得出一些揚前抑後或褒彼貶此的結論的做法，不是出於別有用心或對曆史的無知，就是由於知識結構的片麵和視角的單一。這是進行比較研究時需注意克服的嚴重傾向。
最後，必須要明確的是比較研究的坐標。凡比較必有坐標，否則就無法比較。在毛澤東與鄧小平、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的比較研究中，人們感到最困難的問題是坐標難以確定。我們需要明確的是，既不能以前者為坐標去衡量後者，也不能以後者為坐標去衡量前者。實踐是檢驗認識是否真理的唯一標準，對於二者的比較研究必須以中國人民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社會實踐為坐標，用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去衡量二者之間的是非功過。實際上，毛澤東和鄧小平無論對於自己的評價還是他們之間的互評，以及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對於毛澤東鄧小平之間關係的評價，都是以人民群眾的實踐為最終根據的。
（二）要對毛澤東鄧小平進行全方位、多層次、多角度和綜合性的比較研究
第一，全方位地比較研究。全方位地比較研究是指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在對象的廣度上的拓展。目前的成果大都表現為對其思想的比較，研究者可以在此基礎上進行生平的比較、實踐活動的比較、著作的比較、二者之間互相影響的比較等等。第二，多層次地比較。多層次地比較是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在深度上的反映。要使這項比較研究走向深入，必須就比較雙方之間采取由大及小、由外入裏的層層深入的比較研究。例如：對於毛澤東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和鄧小平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兩篇都是闡述實事求是思想理論的著作進行比較來說，可先從兩著的外部條件作比較，如毛澤東與鄧小平不同著述條件的比較，著述意圖的比較，然後聯係這些時代條件和著述意圖，作兩著內部的多層次比較，如兩著所反映的政治思想、曆史思想的比較，著述內容的比較，著述思想、著述技術、語言風格和技巧的比較及各自社會功能、社會影響的比較，等等。隻有像這樣多層次地進行比較，才可以開闊視野，提高認識能力，使人們對研究對象的認識達到更加準確、更加深刻的程度。再例如，通過對毛澤東與鄧小平曆史地位的多層次比較，就可以廣泛而深刻地了解到二者之間的某些差異和聯係，以及繼承和發展的各個側麵，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的不同點和相同點以及各自在國際共運史、中國曆史、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以直接促使人們對於曆史認識的更趨深化和更趨正確。另外，多層次地進行毛澤東鄧小平的比較研究，還可以通過認識事物的客觀聯係去發現規律性的現象，經由對具體事物的認識達到抽象的概念。例如，通過對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生平及思想的多層次的比較研究，總結出他們所經曆的不同實踐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不同思想態度，從而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到成為一個革命者以及馬克思主義者的規律性的東西。第三，多角度地比較研究。在進行全方位、多層次比較研究的同時，還必須多角度地進行比較研究。因為同一種曆史現象從不同角度著手比較，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多角度地比較研究，既能對比較研究的對象作出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又能推動比較研究走向深入。目前的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大多局限於政治角度和曆史角度，這是必要的，但局限於此是不夠的。深入開展這項工作，必須既要進行宏觀比較，又要進行微觀比較，還要進行中觀比較；既要進行政治學、曆史學層麵的比較，還須進行經濟學、文化學、哲學層麵的比較；既要進行局部性、專題性比較，又要進行總體性、綜合性比較；既要進行肯定性比較，又要進行否定性比較；既要進行解釋性比較，又要進行融會性、交融性、創新性比較；既要對二者比較，還可以將二者與其他中外人物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既要進行縱向比較，又要進行橫向比較。第四，綜合性地比較研究。在上述比較的基礎上必須形成對於毛澤東鄧小平之間關係的整體性、綜合性看法，這就需要綜合性地比較。黨中央在先前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已經形成了關於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關係的整體看法，即糾正、繼承和發展。從認識曆程說這是由具體研究到抽象。現在需要在這一總的原則指導下進行全方位、多層次、多角度的比較研究，這又是分析的過程，然後在這些分析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再次綜合，從而形成完整的具體的形象，達到理性的具體，這又需要新的綜合。這項工作需要我們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值得指出的是，學術界已經有人開始了這項工作，胡移山的《兩代偉人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作出了初步努力，盡管這些成果僅僅是選擇了十二個題目進行了縱向比較。中央黨史研究室鄭謙先生的《毛澤東與鄧小平》選擇了幾個專題進行比較研究，盡管還算不上係統性、完整性，但畢竟邁出了可貴的一步。山東大學毛澤東鄧小平研究中心主任樊瑞平教授承擔的國家課題《毛澤東鄧小平社會主義思想研究》對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思想進行了綜合性比較研究，無疑是對這項研究的一個推動。據說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些青年學者如劉利華、溫樂群等也正在開展這方麵的研究，我們期望著他們的研究成果早日問世。
（三）要切實強化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中的責任意識、實踐意識和曆史意識
第一，責任意識。責任意識是政治責任意識與學術責任意識的統一。毛澤東鄧小平是黨的領袖，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黨的指導思想，是指引全國人民前進的旗幟。對二位偉人及其思想理論的比較研究不僅僅是個學術問題，更是政治問題，任何研究者在研究這個問題時都會表現出自己的政治傾向性。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都要自覺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去對待這個問題，要自覺地尊重黨的《決議》以及有關黨的文獻在這個問題上的原則性看法，尊重組織權威。是否具有政治責任意識是我們搞好這項研究的重要前提。同時，這項研究又是一項科學研究，我們也不能單純為了某種政治的需要去杜撰史實，中國共產黨曆來是尊重科學的，黨的決議和重要文獻中對這一問題的某些原則性觀點都是具有科學根據的，是以科學為基礎的，這些觀點的組織權威又是以學術權威、科學權威來支持的。因此，我們又必須強化學術責任意識或科學責任意識，並以此來支持我們的政治責任意識。一句話，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我們必須注重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既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責任意識，又要具有高度的學術責任意識。第二，實踐意識。實踐意識是理論意識與實際意識的統一。毛澤東與鄧小平、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的比較研究，既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實踐問題，在研究中必須堅持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理論”和“實際”都具有某種層次性，在不同的層次上理論聯係實際的關鍵環節和基本途徑及達到的目標是不一樣的。總起來說，理論有三個基本的層次：理解和闡釋層次上的理論；貫徹執行層次上的理論；建構創新層次上的理論。就我們這個課題而言，在第一個層次上，理論聯係實際的關鍵是向廣大群眾說清二者的關係，目標是使廣大群眾達到認識上、思想上的統一，理論聯係實際的基本途徑，則是用擺事實的方法講清道理。在第二個層次上，理論聯係實際的關鍵是在實踐模式、實踐規劃上弄清二者的區別和聯係，目標是在搞清傳統和現行實踐模式、實踐規劃的連續性和跳躍性的基礎上促使人們行動上、實踐上的一致性。理論聯係實際的基本途徑則是理論在實踐中的具體運用。在第三個層次上，理論聯係實際的關鍵在於理論的創新，目的是通過比較形成具有創新性的理論，基本途徑則是運用概念、判斷、推理的形式，綜合二者乃至其他有關的思想理論，建構新的理論係統，用有的學者的話說，是用“理論的方式”去聯係“理論的實際”“即聯係的是重大社會、經濟、政治問題上升到理論的疑點、難點”。第三，曆史意識。曆史意識是曆史主義與曆史性的統一。“曆史主義乃是一種注重研究對象的起源、演化和發展的發生主義的研究態度。曆史性則顯示的是研究者、研究對象和研究活動得以展示的先定的曆史境遇”。“曆史主義崇尚的格言：不了解過去，就不懂得現在。而曆史性崇尚的格言：不了解現在，就不能懂得過去。”由此可見，曆史主義的方法，體現為對曆史過程的經驗性的梳理，而曆史性的態度則體現為對研究者的前提的先行說明，包括對研究者自己置身於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本質及研究者的態度、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反思。在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中，關鍵是要把曆史主義和曆史性統一起來。在這個統一中，曆史性乃是基礎，乃是任何研究活動必須先行地加以澄明的前提，曆史主義則是在梳理經驗材料時不可或缺的方法。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的研究者忘記了曆史性的澄明，局限於經驗的描述，而不能由此前進一步，得不出自己獨到的具有時代性的科學見解，從而失去了研究曆史所具有的借鑒意義；有的研究者則由於強調曆史性的態度，忽視了曆史主義的經驗梳理妄下結論，從而使自己的研究往往脫離曆史事實的規約，又背離了自己的政治責任和學術責任。因此，當我們麵對這一特殊的研究對象時，一定既要反複詰問自己的研究所處的曆史境遇，明確自己研究所立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使自己處在時代的高度，也不要忽視曆史主義的經驗梳理。
（四）要注重對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中的方法論的不斷反思
任何科學研究中最關鍵的是對方法的自覺。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能不能沿著正確軌道運行，能不能不斷取得進步，關鍵之一，是對方法論的不斷反思並在反思的基礎上不斷創新。方法論的反思和創新有以下途徑：一是大膽吸取、利用哲學社會科學其他學科，比如，比較文學、比較哲學、比較史學、比較文化學等學科的比較方法，但必須通過消化改造，不能生搬硬套；二是對海外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中取得的成果進行科學研究，吸取他們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些研究方法，但其前提也必須是加以批判地借鑒；三是要及時對大陸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文章、著作進行科學評價，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進行方法論的反思，逐漸形成一套符合這一研究對象的科學的比較研究方法，推動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