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怎樣正確認識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係
馬文探討毛澤東晚年失誤的深層原因，是以分析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為軸心展開的，因而，其結論的得出與對這個關係的認識有著密切的聯係。可以說，馬文之所以主張毛澤東晚年失誤的深層原因在於其理論本身，除了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外，更主要的是對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複雜情況存在模糊認識。為了徹底澄清在該問題上的模糊認識和準確地表達我們的觀點，在這裏，進一步研究和探討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就成為本文邏輯發展的必然要求。那麼，到底應當怎樣正確認識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係呢？
我們還是從分析馬文的有關觀點開始。馬文指出，理論界有“相當多的研究者”認為晚年“毛澤東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在付諸實施時卻犯了錯誤”。很明顯，這種觀點主張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原因在於理論的應用過程之中。馬文明確表示不同意這種觀點並邏輯地推出了自己所需要的結論。筆者認為，馬文把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複雜關係簡單化了，起碼可以指出兩點失足之處：
其一，沒有對“理論”這個概念進行細致的區分。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可以簡單地區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哲學理論，二是社會主義理論。其實，馬文所說的“相當多研究者”關於“毛澤東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之中的“理論”是指哲學理論。恐怕沒有一個學者會否認毛澤東晚年在社會主義理論上存在某些錯誤，因為這個問題在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中已寫得相當清楚。馬文特別列舉的許全興在《毛澤東的晚期思想研究之思考》中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很明顯是講的哲學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筆者讚同許全興等同誌的觀點，認為毛澤東晚年在哲學理論方麵基本上是正確的，不存在什麼錯誤的哲學思路，更不能把他晚年的失誤歸結為哲學思路的錯誤。馬文所列舉的在哲學思路上所謂的錯誤是不能成立的。在認識論方麵，毛澤東誠如馬文所言具有誇大主觀努力的傾向，認為經濟越落後的國家越容易建成社會主義，但這並不是其哲學理論本身的錯誤，而是主觀能動性原理在應用於實踐過程中的失誤；在辯證法方麵，馬文的例證是，毛澤東強調鬥爭性而忽視同一性，其理由是毛澤東提出，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並把矛盾鬥爭性絕對化。這個理由更難成立，難道能把“調和”等同於“同一性”嗎？難道“鬥爭性”還有相對的嗎？無論如何不能把階級鬥爭的絕對化看成強調矛盾鬥爭性的絕對性的結果，把階級鬥爭絕對化是錯誤的，但強調矛盾鬥爭的絕對性沒有錯，鬥爭的絕對性這是公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在曆史唯物主義方麵，馬文所指出的所謂失誤，其實也都是哲學理論在運用過程中的偏差，而絕不是哲學理論本身的失誤。
其二，沒有具體地、細致地研究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複雜關係。毛澤東晚年在社會主義理論方麵確實存在著正確與錯誤交織的情況，在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上就更加複雜。縱觀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活動的曆史過程，透過曲折複雜的曆史表象，我們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理論上正確，實踐上也正確。在毛澤東的晚年探索中，從總體上看，這種情況不多，但從局部看，從某個時期或階段看，或者從某個領域看，還是有的。比如，1956年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中的某些思想以及八大的某些思想，從1956年到1957年在實踐中貫徹得很好，從而使1957年成為建國以來較好的年份之一。1958年11月份以後幾個月的時候，在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失誤的過程中，毛澤東提出的關於劃清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界線的思想，關於消除一平二調、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思想，這些都是正確的，在實踐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貫徹執行。特別是1960年底到1961年初，對調查研究理論的闡發以及在這些理論的指導下開展的大規模的調查研究，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看，都是正確的，正因為如此，才使經濟方麵的調整工作順利完成。
第二種情況是，理論上基本正確，實踐上沒能貫徹或貫徹得不夠好。這種情形，在毛澤東晚年的探索中居多數。比如，關於要保留和發展商品生產，利用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的思想，關於“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的設想，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關於民主集中製的理論，在理論上都是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但在實踐中又確實出了很多問題。
第三情況是，理論上錯誤，實踐上也錯誤。這種情況亦不占多數。這裏最突出的就是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和實踐。其極端的表現就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的悲劇性質在於，這種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毛澤東始終沒有認識到，在他看來，這都是正確的。而且他自己認為，他的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打敗了蔣介石，二是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正因為在毛澤東看來他這方麵的理論和實踐都是正確的，才導致了理論與實踐的惡性循環。他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實踐，導致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的形成與發展，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又反過來加深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實踐，其結果是“文化大革命”的出現。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複雜的情形呢？總的說來，大概有以下三個方麵的原因：
（一）總體上的探索性
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一項全新的事業，具有探索性的特點，正是由於這種探索性，在總體理論準備上具有不充足性。正如胡繩同誌所說：“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究竟應該怎樣走，黨沒有可能事先做好充分的理論準備，隻能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總結自己的經驗，借鑒外國的經驗，在實踐中進行探索。”毛澤東也曾多次講過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準備不足的情況。他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是邊建設邊學習，搞社會主義，才有社會主義經驗，‘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正是這種總體上理論準備的不充分性，影響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領域中理論與實踐關係上的不平穩性，從而導致了“左”的錯誤的發生和發展。這是因為，既然理論準備不足，那麼，用以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就會有許多空白之處。而這個空白之處必須要有現存的東西來補償。一方麵，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準備不足，補償這一理論空白的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關於社會主義的有關論述和中國革命中的成功經驗。這兩方麵都可以成為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和借鑒，但它們必須與新的社會實踐取得有機的結合。如果結合不好，將前者絕對化，就會出現教條主義傾向，將後者絕對化，就會出現經驗主義的傾向。這兩種傾向都是對理論與實踐關係的割裂，都會成為導致“左”傾錯誤的認識論根源；另一方麵，由於社會主義理論準備不足，缺乏正確理論對實踐的強有力的規範作用，使這種實踐極易受到國內外形勢的影響和衝擊，從而出現理論與實踐的不平衡，這種情況往往誘發人們的主觀認識脫離客觀實際，繼而導致“左”傾錯誤的產生與發展。
（二）實踐觀念創立上的不完備性
實踐觀念也叫實踐圖式，它是由理論到實踐的中介。人們的實踐觀念又可分為不同的層次。圖式的有無或設計合理與否，對於改造世界的成功與否具有重要意義。如果理論上是正確的，而沒有合理的實踐圖式，這個理論所指導的實踐也不一定獲得成功。毛澤東在整個民主革命時期將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正確設計了一係列大圖樣、小圖樣、分圖樣，從而使中國革命有章可循，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取得了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
然而，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由於經驗不足和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毛澤東有時可能根據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得出一些正確和比較正確的結論，但對這種圖樣的設計缺乏完備性。如，關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理論，無疑是正確的，但在實踐中沒能很好地貫徹執行。國內外形勢的急劇變化和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複雜性的影響固然是不可忽視的原因，缺乏實踐觀念或實踐圖式這個中介，更是失誤的重要根源。關於“雙百”方針的貫徹執行以及其他一係列理論上正確但實踐上出現失誤的情況，都有這個方麵的原因。實踐觀念或實踐圖式的設計，既是理論的具體化，又是實踐的理論化。作為二者的中介，它要遵循理論的指導，但又必須考慮理論過渡到實踐的各種因素和條件，因此，合理的實踐觀念和圖式，正是理論、實踐以及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所有相關因素的綜合性的反映，這是實現認識過程第二次飛躍的必備環節，是在認識世界中改造世界和在改造世界中認識世界的最集中的體現，因此，在實踐中如果忽視這個問題，那麼這個實踐就不可能成功，這是值得認真吸取的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