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憂患意識
作為政治人要有憂患意識，應時刻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關心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關心國家和民族的興旺發達。這表現在：其一，關心國家的鞏固。社會主義國家的鞏固需要有國際條件的配合，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是在世界上還存在資本主義的情況下進行的，隻要存在著兩種製度，就有二者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麵的對立。西方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國進行了大規模武裝幹涉而沒有取得成功之後，轉而采取“和平演變”的政策，亡我之心猶存，因此，對政權的鞏固不能掉以輕心。所以，國民必須有鞏固社會主義製度的意識。毛澤東曆來認為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外因隻能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因此他在提出“反和平演變”的同時，於60年代提出“反修防修”的任務，並明確提出了“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的問題。毛澤東雖然沒有給修正主義的內涵和外延作嚴格的邏輯分析，但他1964年在同一個外國代表團談話時說：“什麼叫修正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經濟、文化。”這也就點明了修正主義分子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在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上，毛澤東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存在重大的失誤，把許多不是修正主義的東西當作修正主義來批判了，並由此導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嚴重後果。但從整個國際共運的發展看，他把警惕黨內高層有可能出現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人作為一個戰略思想提出來，確實富於遠見卓識。近幾年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製度的鞏固還沒有最後解決。其二，憂國家的貧窮落後。毛澤東在建國初期將中國的特點概括為“一窮二白”四個字。他思考的一個重點就是怎樣改變中國的窮困麵貌，使中國從根本上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1956年8月30日，他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了“球籍”問題。他說，假如我們再有50年、60年還不能超過美國，就不像個樣子，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同時也就無法說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為此，毛澤東決心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想以比蘇聯還要快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同時，他還提出要使社會主義製度鞏固起來，必須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堅持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隻有具備了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正是在這種憂患意識的驅使下，他搞了經濟建設的“大躍進”。雖然犯了急於求成的“左”的錯誤，但他以經濟的發展促進政權的鞏固，來顯示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的指導思想，是完全正確的。
7.群眾意識
對於作為政治主體的黨和黨員幹部來說，還要加強群眾意識的培養。這包括：其一，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人民群眾的敵人，隻有人們群眾自己才能打倒，沒有人民群眾的真正自覺與真正發動，僅有黨的奮鬥，人民群眾的解放是不能真正實現的。“有許多時候，群眾在客觀上雖然有了某種改革的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觀上還沒有這種覺悟，群眾還沒有決心，還不願實行改革，我們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經過我們的工作，群眾的多數有了覺悟，有了決心，自願實行改革，才去實行這種改革，否則就會脫離群眾。凡是需要群眾參加的工作，如果沒有群眾的自覺和自願，就會流於徒有形式而失敗。”“隻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隻會被我們所壓倒。”其二，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其三，一切為了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共產黨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一切工作幹部，不論職務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教育黨員幹部要做社會的公仆，不要變成“人民的主人”，真正的主人是人民群眾。其四，虛心向人民群眾學習。“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正因為如此，“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成為黨的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其五，關心群眾生活。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就十分注重這個問題，還親自寫過《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文章，號召大家都去關心群眾生活。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此他仍然十分重視。比如，為了密切聯係群眾，關心群眾生活，1951年5月16日，他在中辦秘書室《關於處理群眾來信的報告》上批示：“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係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
（二）培養正確政治意識的途徑和方法
如何培養正確的政治意識，毛澤東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從不同的角度，針對不同的對象有許多論述，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麵：
1.堅持灌輸的原則
“灌輸論”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列寧認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隻能由工人運動與科學社會主義相結合的產物——工人階級政黨從外部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由於現代社會存在著兩種截然對立的思想體係，工人運動既有自發傾向於社會主義思想體係的一麵，也有被迫接受資產階級思想體係影響的一麵。毛澤東完全讚同列寧的這些論斷。從中國民主革命初期他就非常注重政治工作。他說：“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是向農民群眾不斷地灌輸社會主義思想，批評資本主義傾向。”對於如何灌輸社會主義思想，以提高人民群眾及廣大黨員幹部的政治意識，毛澤東有許多的論述：
首先，曉之以理，以理服人，從而喚起民眾的政治意識。通過講解、說明，讓被培養者明白道理。說理有口頭和文字表達兩種形式。毛澤東對這兩種培養政治意識的形式都很重視。他自己就利用這兩種形式進行培養人民政治意識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次，形象感化，寓教於樂。這種方式主要是通過小說、戲劇、詩歌、散文、寓言、音樂等文學藝術手法，來表達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從而感化受教育者，以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毛澤東雖然自己不是小說家、戲劇家，但他的詩詞確實達到了政治與藝術的完美統一，用詩詞的形式表達了強烈的政治意識，從而使有些人特別是一些知識分子通過玩味鑒賞他的詩詞，認識了中國共產黨，認識了中國革命，從而提高了政治意識，壯大了革命隊伍。而對小說等形式提高政治意識的作用，毛澤東也極為重視。他說：“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鬥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裏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這就是說要利用文化上的各種形式來批判反動的政治意識，宣揚正確的政治意識，從而使更多的人在政治上覺悟，加入到革命隊伍中來。
再次，人格感化，達到心理溝通。這就是說革命者在實踐中應當成為體現正確政治意識的化身，人們通過觀察他們的行動來反觀自己的行為，以提高政治意識。言傳身教相結合，就是宣傳者、教育者嚴於律己，既發揮真理的力量，又發揮人格的力量。所謂真理的力量，就是宣傳者、教育者講的東西必須合乎實際，反映事物的本質和社會進步的趨勢；所謂人格的力量，就是宣傳者、教育者必須嚴於律己，身先士卒，言行一致，帶頭實踐自己提倡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既重言教，又重身教，把兩者結合起來，達到人格感化，才能使人民群眾的政治意識水平迅速提高。
2.在實踐中培養正確的政治意識
其一，將培養政治意識與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政治意識的培養，有多方麵的因素，除了認識能力、培養方法等方麵的問題外，在很多情況下與被培養者的生活和工作的實際密切相關。因此，在培養、提高群眾的政治意識時，必須首先充分注意解決群眾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紮紮實實地為群眾辦實事，把溫暖送到群眾的心上，通過解決群眾的實際生活的問題，宣傳群眾，提高他們的政治意識。隻要我們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切實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那麼，“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其二，參加工作，接觸實際，提高政治意識。比如，毛澤東談到知識分子的政治意識如何提高時指出：“對於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較忠實的知識分子，應該分配適當的工作，應該好好地教育他們，帶領他們，在長期鬥爭中逐漸克服他們的弱點，使他們革命化和群眾化，使他們同老黨員老幹部融洽起來，使他們同工農黨員融洽起來。”“有什麼辦法使這種僅有書本知識的人變為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他們參加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使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實際問題。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其三，對於共產黨人來說，也必須在實踐中鍛煉提高政治意識。提高政治意識就必須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但要真正掌握這個理論，就必須有端正的學風。“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誌的工作態度問題。”正確的學風應該是理論聯係實際，就是要在實際中應用理論，從而提高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我們的同誌要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曆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對每一問題要根據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的分析，然後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根置於實踐之中。“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
3.培養政治意識，必須首先掌握文化知識
列寧說：“要進行政治教育就無論如何要提高文化。應當用讀和寫的本領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和國家的處境。”毛澤東完全同意這種觀點。他說：“我們的工農幹部要學習理論，必須首先學文化，沒有文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就學不進去。學好了文化，隨時都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幼年沒有進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套，這種學習的內容雖然陳舊了，但是對我也有好處，因為我識字便是從這裏學來的。何況現在不是學的孔夫子，學的是新鮮的國語、曆史、地理和自然常識，這些文化課學好了，到處有用。我們黨中央現在著重要求工農幹部學習文化，因為學了文化以後，政治、軍事、經濟哪一門都可學。否則工農幹部雖有豐富經驗，卻沒有學習理論的可能。”
四、政治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
恩格斯指出：“在社會曆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全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恩格斯的這段名言包含了相互聯係的兩層含義：一是在社會曆史領域中所進行的活動都是有目的的、在一定意識支配下的活動；二是這種活動正是這種目的或一定意識的外在表現形式。這一思想內涵的方法論啟示我們：作為社會曆史領域中所有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政治活動，必然是在一定的政治目的、政治意識支配下的活動；反過來，這些政治活動也必然是從事政治活動的政治主體的政治意識的外在表現形式。既然任何政治活動都是政治意識的外化，那麼，在研究了政治意識的基礎上，探討政治活動就成為研究政治意識的深化，同時，也隻有在政治活動的研究中，才能從根本的意義上弄清政治意識的本質和特征。同樣，既然一定的政治活動都受政治意識的支配，那麼，研究政治活動也就應該聯係政治的目的、政治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才能真正地深入下去。在這方麵，毛澤東具有清醒的認識，他反複闡明正確的政治意識支配下的政治活動應該具有的正確的出發點和歸宿。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意識。在這種政治意識支配下的政治活動或體現這一正確政治意識的政治活動，應該有正確的出發點和歸宿。
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運用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政治實踐，從不同層次上，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政治目的進行闡發，從而指導著人們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前進。
從社會發展的整體上來看，按照馬克思闡明的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再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中國革命的最終目的應當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毛澤東提出：“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隻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我們是為著社會主義而鬥爭，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義者不相同的。現在的努力是朝著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這就是說，共產黨領導中國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最終的歸宿是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那麼，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人將實現共產主義作為奮鬥的最終目標呢？一方麵，它的理論根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發展理論。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的發展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兩對基本矛盾推動下的有規律的過程。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滅亡，是曆史發展的總趨勢。另一方麵，社會主義是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的，資本主義製度和其他一切剝削製度都是以剝削壓迫勞動人民、違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特征的，而馬克思所揭示的社會主義製度則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製度，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奮鬥的最終目標，其出發點就是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為了真正地實現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所進行的一切活動，都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都將為人民謀福利作為政治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具體說來，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人民的利益是中國共產黨製定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是人們行為的指針。政治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首先體現在政治主體的政策和策略當中。毛澤東說：“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並且表現於行動的過程和歸宿。一個革命政黨的任何行動都是實行政策。不是實行正確的政策，就是實行錯誤的政策；不是自覺地，就是盲目地實行某種政策。所謂經驗，就是實行政策的過程和歸宿。”那麼，什麼樣的政策才是正確的政策和自覺的政策呢？那就一定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製定的政策。毛澤東說：“我們的方針是保護人民的基本利益”，“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人民共和國不代表敵對階級的利益。……中國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農民，所以人民共和國應當首先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二是體現人民的意誌，從人民的需要出發。共產黨的各項政策，“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製定政策要聯係群眾，“要聯係群眾，就要按群眾的需要和自願。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願望出發。”“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眾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這裏是兩條原則：一條是群眾的實際上的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裏頭幻想出來的需要；一條是群眾的自願，由群眾自己下決心，而不是由我們代替群眾下決心。”三是需要從群眾中來。“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後再告訴群眾（宣傳），並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
第二，人民的利益是人民軍隊政治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它的一切行動都是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毛澤東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正因如此，我們的軍隊是有力量的，是戰無不勝的。
第三，人民利益是每一個黨員的政治活動的出發點。共產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我們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係。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五、政治活動的曆史尺度和價值尺度
與政治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相聯係，毛澤東論述了政治活動的曆史尺度和價值尺度問題。
按照唯物史觀的一般觀點，人的一切社會活動都是社會曆史規律的客觀性與人的活動的自覺性的統一。一方麵，就物質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決定力量而言，社會曆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是客觀的、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自然曆史過程。另一方麵，就實踐是社會生活的本質和社會存在的方式而言，曆史規律與自然規律相比又有特殊性，它是人的創造活動的過程。“曆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在研究人的曆史的時候，提出了人既是曆史的“劇中人”又是曆史的“劇作者”的觀點。按照這種觀點，人既然是曆史的“劇中人”，那就要按照曆史劇情的發展來從事活動。換言之，人的一切活動要服從支配曆史的內在規律，曆史的內在規律就成為檢驗人的活動的內在規律與曆史的內在尺度。同時，既然人又是曆史的“劇作者”，那麼，人在這種曆史劇中就能夠發揮自覺的能動性，就能在自己的活動中力求更多地體現自己所追求的目標，賦予曆史以自己的意誌和要求，從而能夠按照自身的尺度來評判曆史。
這種曆史的辯證法表明，人類曆史的過程既不是純粹的客觀規律發生作用的結果，也不是人類意識的單純的實現，而是曆史客觀規律與人類合目的性活動相互作用的有機統一。創造曆史的人們雖然麵對著必須服從的規範自己的曆史法則，但又能夠在曆史現實的基礎上能動地超越現實，從而對曆史的發展產生出“應然”的要求。因此，人類的曆史發展是曆史的“必然”與“應然”的協調運動。它同時告訴我們，人類合理的曆史活動必須體現也必定體現這種曆史尺度和價值尺度的統一，人類的政治活動也不例外。
關於曆史尺度與價值尺度，毛澤東沒有專門的論述。但他要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活動都必須體現這兩個尺度的統一。這不僅體現在他幾十年的政治實踐中，而且在他的著述中對此也有許多豐富而又深刻的闡發。
其一，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活動都必須按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規律辦事。
中國共產黨從事政治活動的路線、方針、政策，必須體現曆史發展的要求，即一切政治活動都要有曆史的尺度，毛澤東特別注重研究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強調要在認識規律的基礎上製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他反複強調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係，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
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在革命時期，他強調對戰爭規律的研究以求得戰爭的勝利。“我們現在是從事戰爭，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度裏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在民主革命將要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他強調要從中國的生產力的現實狀況出發，決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從而確保政治活動的正確發展方向。“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範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占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這是帝國主義製度和封建製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黨一係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隻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才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以生產力為標準，從生產力出發，研究社會發展的規律，實際上就是研究生產力推動社會發展的規律。所以，曆史尺度的實質即以生產力為標準，判斷政治活動的性質、成功和失誤。
其二，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活動都必須符合人民的利益，以人民的利益為標準衡量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的意見，符合於最廣大的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最忠實的代言人。”“應該使每個同誌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這些論述體現了以人民的利益為尺度，利益標準即價值標準。
其三，生產力標準和利益標準是統一的，正確的政治活動應當體現二者的統一。正確的政治活動必須有正確的政策指導。衡量政策的尺度，就是衡量政治活動的尺度。毛澤東從兩個方麵論證了這一點。一是檢驗路線、方針、政策是否真理，不是隨便什麼人的實踐，而是人民的實踐。列寧認為人的全部實踐——作為真理的標準，也作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點的聯係的實際確定者，存在於曆史與現實之中。這裏的人絕不是單個人，而是人民群眾整體，“人所需要”也就是人民群眾所需要。所以，這裏的檢驗真理的實踐是人的全部實踐，是人民群眾的實踐。毛澤東繼承並發展了列寧的思想，認為作為檢驗真理標準的實踐活動是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他指出：“隻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這是因為，在毛澤東看來，隻有人民群眾的實踐才是帶有全局性的、表現本質的實踐，隻有這個實踐才能代表實踐的性質、水平和規律，才能對理論作出可靠的檢驗，任何脫離群眾的實踐都不足以證明認識的真理性。二是真理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從毛澤東關於實踐標準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在對社會曆史領域的真理的檢驗問題中，保證“真理隻有一個”命題合理性的實踐標準已經包含了利益標準的因素，孕育了實踐標準與利益原則相統一的觀點。對於這一思想，毛澤東在1945年《論聯合政府》一文中作了明確的表達，從而使“真理隻有一個”的思想得到進一步的豐富和深化。他說：“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這就是說，真理與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毛澤東以曆史尺度與價值尺度的統一來衡量政策的正確與否，製定和修改政策，指導自己的政治活動，得到了中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從而使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治活動的巨大成功，不僅推翻了剝削製度，建立了新中國，而且引導中國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毛澤東政治哲學的這一重要原則，值得我們在今後的政治實踐中繼續堅持和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