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對毛澤東晚年的情況要作具體分析。說毛澤東晚年犯有錯誤，並不是說他晚年所作所為都是錯誤的。從黨來說，在黨發生大的失誤和挫折時，從來不是一團漆黑，一無是處。無論在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對黨的曆史發生重大的影響的往往存在著兩種發展趨向，一種是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一種是錯誤的發展趨向。前一種占主導地位，對黨的曆史發生積極的影響；後一種占主導地位，對黨的曆史則發生消極的影響。但即使在錯誤的發展趨向占主導地位時，黨內還會有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對其進行抵製和抗爭，努力減少黨遭受的損失和危害。甚至在發生失誤和挫折比較長的時期，也可能有糾正某些錯誤的時候，因而在沉重的歲月也會出現一些光明的亮點。就毛澤東晚年來說，他個人的思想也存在著兩種趨向，當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趨向占主導地位時，他就提出一些錯誤的觀點，作出錯誤的決策。這是黨有相當一段時間出現勝利與挫折、輝煌與失誤交錯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黨在探索過程中發生曲折的反複的一個重要原因。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黨所以能夠糾正自己的錯誤，就是由於黨內始終存在著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它的不斷積累、擴大，最後取代錯誤的發展趨向而占據領導地位，撥亂反正，使黨的發展重新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黨的領導層存在兩種發展趨向，是《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最先明確提出的。這是迄今分析黨的曲折複雜曆史的一個比較令人信服的說法。
第四，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應取辯證的積極的態度。任何錯誤都是不好的，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也不例外。但是，按照唯物辯證法，任何事物都是能相互轉化的。“禍兮福所倚”，失敗是成功之母，挫折有可能成為勝利之本。鄧小平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時說：“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麵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製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係列政策。三中全會確定將工作重點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建設四個現代化為中心，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較，‘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因此，他反複強調，“曆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據此，我們就不應當以單純消極的眼光看待黨的失誤和挫折，包括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努力將“壞事”變成“好事”，這是辨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所要求的科學態度。幾十年來，我們黨正是堅持這種科學態度，將幾次失誤轉化為黨的財富的。粉碎“四人幫”以後，黨開始考慮今後的路怎麼走。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全麵撥亂反正，冷靜地分析國際國內形勢，總結失誤的經驗教訓，逐步探索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及特點有了初步的係統的認識，從而才有了這二十多年的輝煌成就，開創了中華民族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繁榮昌盛局麵。
鄧小平在主持起草第二個《曆史決議》時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就是恢複毛澤東同誌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麵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誌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這是二十多年前講的，側重於講黨的事業的延續性和思想的繼承性。若從發展的角度來看，這話還可以作些補充。但是，就曆史的宏觀而言，放在黨的曆史的長河中來看，黨的曆史發展的總體情況，可能還是這樣。毛澤東對黨的曆史發展的影響是長久的、深遠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任務，還是遵照鄧小平所說的，繼承毛澤東的正確思想，糾正他晚年的錯誤，發展他畢生為之奮鬥的國家富強、民族複興、人民幸福的偉大事業。
立勝三部書出版，囑我作序。寫了上麵這些話，權為序。
2003年11月12日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