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勝剛剛年屆不惑，經曆比不少同齡人豐富。當過省委黨校的教研室副主任，在縣裏掛職鍛煉過兩年，做過地級市的市委副秘書長，擔任過縣委副書記、縣長，現在是縣委書記。從學者到官員，是立勝麵臨的一次角色轉換。北京山東兩地相隔，立勝如何完成這個轉換，我沒有直接觀察，但是朋友、熟人不時傳來他的消息，都是肯定和好評的消息。聽說他到縣裏任職時間不長，就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麵作了有益探索，在招商引資、經營城市、調整結構和外經外貿等方麵下大工夫，有力地推動了全縣經濟社會的發展。從這些消息中，我逐漸得出了關於立勝的印象：任勞任怨，勤勤懇懇，開拓創新。這幾年，同立勝有過幾次見麵，每次都感到他高昂的精神狀態、實幹的價值取向和清晰的發展思路，同我聽到的消息完全吻合。更令人感到高興和值得稱道的是，立勝在繁重的工作之餘，一直沒有間斷理論研究工作，除在報紙雜誌經常看到他結合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而寫成的一係列頗有見地的調研報告和理論文章外，還撰寫了新的學術著作。據說他還基本完成了從現代化理論的角度探討“三農”問題的著作《中國農村現代化研究》。從這些理論文章和著述中，可以看出立勝始終不渝的理論研究和探索的追求。
晚年毛澤東的研究，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也是難點。1981年第二個《曆史決議》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作了鄭重的結論。但是，學術界和社會上對晚年毛澤東的看法和評價還是有許多分歧和爭議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就是簡單肯定和全盤否定兩種。立勝的研究著述同這兩種極端的觀點不同，既肯定了毛澤東晚年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探索中提出的一些有重要價值的理論創見，以及實踐中的成功之處，同時也指出這個探索中發生的重大失誤包括全局性失誤，正是這種失誤給中國社會發展帶來嚴重後果。這絕不是庸俗的折中主義，而是對複雜曲折的曆史的客觀反映。對晚年毛澤東探索的這種基本態度，其實更接近曆史的真實。
立勝的研究，最大的特點還是長於思辨。這自然得益於他所學的哲學專業，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在於他本人在理論方麵的修養和造詣。他的著述，顯出對豐富資料的駕馭能力和對具體史實的抽象能力。因此，這些著述既不是一堆史料的累贅羅列，也不是一套邏輯的冗長說教，而是有史有論、論從史出、史證結合。正是因為這種擅長思辨的特點，立勝的研究有許多獨立見解，而非人去亦雲。這是他年紀尚輕卻已為學術界注意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的曆史英豪輩出，為民族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而奮鬥的精英不斷聚集在黨旗之下。一批又一批卓越的領袖，各個方麵傑出的偉人，都對黨的創立、進步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沉思曆史，回首滄桑，還是數毛澤東對黨的曆史的影響最為深刻。他所建立的功業無以出其右者。就是其晚年對黨的曆史的負麵影響，也是一筆寶貴的財富。現在以新的視野重新審視曆史，進一步總結經驗教訓，對於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鑄造新的輝煌，仍然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