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會議上，蘇加諾總統堅決地指出：
沒有中國的亞洲就不再是亞洲，如果中國不被邀請參加大會，這樣的會議還有什麼意義，不如不舉行吧！
在這樣有力地呼聲的支持下，在會議瀕臨破裂的情況下，通過了正式邀請中國參加亞非會議的決議。
最後，與會者達成一個有先決條件的決議：
在印度尼西亞總理承諾向阿拉伯國家做工作和說明後，會議同意邀請中國參加。
12月29日，茂物五國總理會議一結束。當天夜裏，一名記者趕回雅加達，直接找到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向他報告說：
五國總理決定召開亞非會議，由五國聯合發起，時間定於1955年4月的最後一周在印尼舉行，邀請信由印尼總理代表五國發出，包括邀請中國參加。
1955年2月21日，印尼駐華大使莫諾努圖前往中國外交部會見章漢夫副部長，遞交了印尼總理對周恩來總理2月10日信函的複電。
複電對中國政府接受邀請深表謝意，並希望周恩來總理兼外長親自率團前去印尼出席會議，而且懇切地說：“您的出席必將有助於會議的成功。”
隨後，印尼方麵進入緊張的籌備工作。
為應對各種變化，蘇加諾又找來總理阿裏、外交部秘書長兼亞非會議籌備組秘書長魯斯蘭·阿卜杜加尼等人商量。
蘇加諾說：“出於周全的考慮，我們要設法將茂物會議的情況透露給中國，以便讓他們早有預料，早有準備的好。”
中方此時也積極展開參加亞非會議的籌備工作。周恩來提出參會方案
從1955年2月起，周恩來開始籌備會前的準備工作，主持研究和製定中國參加會議的方針和策略。
3月12日，周恩來突然患上急性闌尾炎，住院手術，到28日才出院。周恩來還沒有痊愈就投入到出席會議的籌備工作當中。
當時，中國仍然麵臨著很複雜的情況。參加會議的29個國家中，有22個國家沒有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各國的社會製度、政治觀點區別很大，而且他們對新中國不太了解，心存疑懼，再加上美國政府從中挑撥，使當時中國的處境不容樂觀。
周恩來意識到，亞非會議的召開，是戰後國際形勢和亞非地區形勢變化，民族獨立運動蓬勃興起的產物，反映了億萬亞非人民爭取和保障民族獨立、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亞非國家團結合作的共同願望。
中國能夠取得眾多國家的重視和信任，得益於新中國實行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得益於新中國在經濟建設方麵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別是從“一五”計劃前期開始，中國迅速崛起，大國形象逐漸確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周恩來還意識到，必須明確中國的參會方針，製定符合客觀形勢的政策，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在會議中取得勝利。
4月4日，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交《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草案)》、《訪問印度尼西亞計劃(草案)》和《關於目前中緬兩國間一些實際問題的處理方針》。
4月5日，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周恩來彙報參加亞非會議的準備情況，充分討論並批準了《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草案)》等有關文件，並授權周恩來視會議情況采取靈活的應變策略和辦法。
周恩來在《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中指出：
亞非會議是沒有帝國主義國家參加，而由亞非地區絕大多數國家所舉行的國際會議。亞非會議的召開正當中印、中緬聯合聲明在亞非地區發生巨大影響的時候，亞非人民爭取和平和獨立的鬥爭正在高漲，而另一方麵美國正在組織和擴展各地區的侵略集團，力圖加強對亞非國家的控製，積極準備新的戰爭。美國並企圖通過它在亞非會議中的仆從國家來對會議進行破壞。但是，參加亞非會議的國家中不僅有中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而且有大批“和平中立主義”和接近“和平中立主義”的國家，大多數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要求獨立、要求發展本國經濟文化的共同願望。因此，我們在亞非會議中對於在亞非地區乃至於在全世界擴大和平勢力的事業是有著有利條件的。
根據以上基本情況，我們在亞非會議中總的方針應該是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一戰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並為建立和加強我國同若幹亞非國家的事務和外交關係創造條件。
這份草案經毛澤東和劉少奇審核後，代表了中國即將出席亞非會議時所持的態度。
4月6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作《關於我國參加亞非會議問題的報告》和《關於提請批準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亞非會議代表團名單的報告》。
這次會議通過了周恩來的報告和代表團成員名單。
4月13日，新華社正式發布消息，宣布毛澤東主席任命周恩來為中國出席亞非會議代表團首席代表，陳毅、葉季壯、章漢夫、黃鎮為代表，廖承誌、楊奇清、喬冠華、陳家康、黃華、達浦生為顧問，王倬如為秘書長。
在準備出席會議期間，中國政府還通過外交途徑同具體籌備亞非會議的印度尼西亞政府，就在亞非國家實行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交換了意見，並建議把五項原則作為亞非會議的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