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決定在12月13日以報告的形式交彭真市長。
12月14日，彭真批複同意，避免了紀念碑建設中的隨意性。
人民英雄紀念碑揭幕落成
人民英雄紀念碑從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2年8月1日開始動工興建到1958年5月1日揭幕落成，曆經了將近9年的設計施工時間。
建成後的紀念碑和天安門相對，碑身由大小不等的413塊花崗石組成。
碑基占廣場地麵3000多平方米，碑高達3794米，為我國自古以來最大的一座紀念碑。
碑的形式既有民族風格又有新時代特征。
碑心石重60噸。
碑身正麵最醒目的部位裝著一塊高144米，寬272米的巨大花崗石；上麵鐫刻著毛澤東題的8個鎦金大字。
碑身另一麵用每塊24米高，462米寬的7塊大石組成，鑲著周恩來書寫的碑文。
紀念碑的台基分兩層，上層長寬各32米，下層台基東西長6154米，南北長504米。兩層台基四周都有寬敞的台階和漢白玉護欄；碑身台座四麵鑲嵌8塊巨大漢白玉浮雕，浮雕高2米，總長4068米。
用肉眼觀察，可以看出從下向上數，在第13層碑石處碑身開始有收分，使碑形更顯挺拔。
紀念碑上的浮雕作為建築的裝飾，不僅與整體建築渾然一體，而且因其題材表現了近代史中重大的事件。
作品又表現了重大曆史事件中的典型場景和典型形象，所以這一組浮雕亦具有獨立的欣賞價值。
浮雕刻畫十分精細，發揮了浮雕藝術的特殊魅力，於相對的平整中表現了立體的深度。
在藝術形式上，既有相對統一的風格，又發揮了各位雕塑家的長處，從而形成和諧的整體風格。
《新中國美術史（1949～2000）》稱：
作者絕大部分是從歐洲留學回來的雕塑家，所以整體風格上也是以西方雕刻藝術手段為主要造型方式，盡管有些藝術家已作了一些民族化的探求，主要是在衣紋等方麵的處理上具有一些民族特色。
《新中國美術圖史（1949～1966）》認為：
人民英雄紀念碑是新中國美術史中雕塑的開篇大作，是時代的精品，也是時代的經典。
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全部建築，加上地下30米見方的鋼筋混凝土基礎在內，總重約1萬噸。
4月22日，從建碑開始就在這裏艱苦勞動的雕刻工人們，在10塊大浮雕上麵作完了最後一遍修飾。
負責領導紀念碑美術設計的雕刻家劉開渠和紀念碑工地負責人賈國卿，仔細地檢查了每塊浮雕、欄杆等工程的質量。
紀念碑第一項工程的質量都完全符合要求。
每一塊浮雕都很細潔光滑，沒有什麼細微的損傷。用花崗石鋪成的月台地麵和台階，像玻璃板一樣平整。
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整個興建過程中，沒有發生過一件工傷事故和刻壞過一塊漢白玉。
新中國建立初期，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經過參加紀念碑工程建設的建築師、藝術家、工程師和許許多多民眾的忘我勞動，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在天安門廣場上建起了一座不朽的豐碑。
開國大典舉行於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之後，這是億萬民眾的意願，也充分體現了共和國開國領袖群體卓越的政治智慧。
可以說，1949年10月1日，參加開國大典的不僅有歡呼跳躍的數十萬群眾，還有無數革命先烈的英靈。人民英雄紀念碑可以稱之為新中國建國後最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公共藝術工程。它的完成，體現了3個重要特點，即人民性、民族性、整體性。
首先是人民性。
早在1949年10月8日，渭田友在一封回複北京市建設局關於征求紀念碑設計意見的信中，就提出了4個紀念碑設計時的原則條件：
一要人民一望就懂；二要適合場所需要；三要具有共通性；四要人民在集會時可以看見。
這可以說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理念。
1950年 6月10日，在北京市計劃委員會舉行的紀念碑設計討論會上，就明確提出碑形設計的原則之一，即在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基礎上，紀念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們，紀念碑的象征物要為人民大眾所接受，要以簡單明了為原則。
參與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創作的雕塑家傅天仇認為有“三絕”：
一是作為國家級的紀念碑在開國大典前舉行奠基典禮，實屬罕見；二是紀念碑浮雕在完成原二分之一定稿時停工3天，組織10萬人觀摩提意見，然後集中意見加以修改，這是世界首創；三是紀念碑落成初期，前往參觀瞻仰的群眾每天多達10萬人次，這也是世界少有的。
傅天仇將此歸結為“人民英雄紀念碑最顯著的特征就是人民性”。
這一點與渭田友在1949年紀念碑籌建之前所考慮的4個原則是一致的。
人民英雄紀念碑自 1958年建成後，前來瞻仰的全國人民與世界友人應以數千萬人計，這充分體現了現代城市公共空間中的公共藝術所具有的廣泛的群眾性，它對於一代代人的價值觀和人文精神的影響，必將是無可估量的。
在紀念碑浮雕設計的過程中，也曾有過描繪革命領袖人物和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構思，但最終決定以人民英雄為浮雕主體，這和中國共產黨1949年在中國革命勝利後所保持的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反對突出個人的思想路線是密切相關的。
有個故事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1950年5月20日，沈陽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決定在中心區修建開國紀念塔，牆上鑄毛澤東銅像、沈陽市人民政府為此致函中央新聞攝影局，請來代攝毛澤東全身8吋站像4幅。
毛澤東在來函中就“修建開國紀念塔”旁批寫“它是可以的”；在“鑄毛澤東銅像”旁批寫“隻有諷刺意義”。
毛澤東一生都提倡“人民創造曆史”，反對個人崇拜。這一思想也影響到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的設計與創作。
在最初確定的紀念碑浮雕方案中，有關《燒鴉片》、《金田起義》兩幅作品的浮雕小稿設計中有林則徐與洪秀全的形象，在未被采用的《二七大罷工》浮雕草圖中最初也有林祥謙的形象，在後來的設計中，這些構思得到修改，突出了人民群眾的形象，真正使人民成為曆史的主體。
二是民族性。
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的民族性，也是為了要使人民能夠喜聞樂見，要采取人民熟悉的民族形式。
在北京市計劃委員會舉行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討論會上，曾明確提出一切屬紀念碑及其附屬設計，都要采取人民所熟悉的中國民族形式。
此外，紀念碑大量使用了花崗岩與漢白玉，這也具有獨特的文化意義。
岩石與永久，玉器與崇高，文字與曆史，這些不僅在中國文化，而目在世界文化中也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意義。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修建與故宮建築群遙相呼應，在浮雕用材上在月台和欄杆用材上，大量使用了漢白玉，正是中國悠久的玉石文化與文字的運用。
毫無疑問，人民英雄紀念碑建設過程中，大量使用北京房山地區的漢白玉，首先是因為取材的方便、材質的優秀、玉石的永久性；其次是為了與故宮建築群取得曆史文脈的聯係；更重要的，是漢白玉所體現出的革命先烈那種純潔堅定的革命信念，在這裏玉石材料的選擇與使用具有深遠的文化意義。
第三是整體性。
作為一個大型的公共藝術項目，人民英雄紀念碑具有高度的藝術完整性。
人民英雄紀念碑從構想到設計施工，是集思廣益的民族智慧的產物；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建設從設計規劃階段起，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與北京的曆史文脈、與天安門廣場的地理環境取得了最為和諧的統一與聯係，使它成為新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的標誌性建築；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建築設計、浮雕創作與工程施工在“突出碑文”這一明確的主題思想指導下，互相協調互相呼應，取得了政治內客的表達與藝術形式創新的完美統一，紀念碑審美功能與實用功能的統一，充分體現出紀念碑作為綜合性公共藝術的整體性魁力；紀念碑浮雕的創作，也是在整體性原則的指導下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