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宗教是一種思想，也是一種社會現象。宗教對於社會的適應，既是一種思想的適應，又是一種社會行為的適應。宗教適應社會的發展和變化，既是宗教教義思想的發展和變化，又是宗教行為的發展和變化。在文明社會中，一般認為總是思想支配行為，當然，行為反過來也影響思想。從辛亥革命時期中國道教適應社會的努力遭到失敗來看，主要是因為道教沒有從發展教義思想入手，隻是抓住了形式的表麵。因此，一時間看來熱鬧，時間一過就似乎什麼也沒有留下。道教初成立時，曾經成為中國農民起義的旗幟以及紐帶，在社會生活中發揮過驚天動地的作用，就是因為它的教義思想對於民眾生活發揮過十分巨大的影響。從魏晉以後，道教教義思想逐漸精密和係統化，到了唐宋以後，轉向以探討人的內在稟賦為重點，並且大量吸收儒家關於“性命”和“心學”的某些觀點。有清一代，道教的教義思想發展一直處於停滯狀態。清代公認的四名高道，北京白雲觀的王常月，功在廣泛傳戒；龍虎山的婁近垣，功在整理正一派儀範；甘肅的全真道士劉一明和浙江的全真道士閔小艮都是儒道相融，重在內修煉丹的功夫。在這樣的凝固不變的教義思想的支配下，道教逐漸失去活力，越來越不關心社會的進步以及民眾的痛癢，道教徒和民眾的關係也越來越疏遠和隔膜。因此，在這樣封閉的教義思想支配下，道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適應社會的劇烈變化的。其實，道教教義是能適應的，《道德經》讚頌“水”，水就是最善於適應變化而又保持自身性質的一種物質。五代道士譚峭還有《化書》，指出宇宙和人類的普遍規律就是變化。當道教拋棄了“變化”的教義思想的時候，它就停滯、凝固、封閉、保守，最終隻能等待自己被拋棄的結局了。
第三，宗教思想的變化，既有賴於社會的要求，也有賴於宗教自身的要求，特別是宗教領袖的作用。宗教製度的變化，有賴於新的社會生活觀念的形成，也有賴於一批不同層次的宗教領袖的湧現。辛亥革命以前，道教的組織係統是以師承關係為基礎的，是郡縣管理和中央集權的宗法製度的一部分，因此，道教的領袖隻能是師承係統中的師輩人物，並且依靠皇帝的召請、賞賜和封號等手段樹立起來。一旦賴以生存的宗法體製被推翻，新的道教領袖人選就成為空白，群龍無首，道教的適應社會的任何努力當然都不會達到目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辛亥革命時期發起成立道教會的領袖們，大多是各地各大全真叢林和正一廟觀的住持，他們在宗教思想上較為封閉和保守，因此，如果寄適應社會的希望於他們，當然隻能落空。
第四，適應社會的努力隻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不能指望外來的援助。1912年，第六十二代天師張元旭到上海成立中華民國道教總會，是因為受到當時上海的外國傳教士李佳白和李提摩太組織的世界宗教會的邀請。張元旭到上海後，還在李佳白的尚賢堂的中外教務聯合會上發表了演說。在關帝廟舉行的成立大會上，李佳白、梅殿華、日本的仲田喜治以及伍廷芳等人都出席大會。當時天師府的代表對外援確實抱有幻想，稱“李提摩太倡言，以聰穎子弟出洋陟遊歐美”，以“采彼精華，資我進益”，似乎歐美宗教人士是大力支持道教適應社會的努力的。但是，就在三個月以後，世界宗教會會長李提摩太專函張元旭，提出“各教精義大致相同，明達之士欲擬聯合各教，融而為一，俾得協力救世，大展宗教之精神，永弭門戶之爭執”，結束“彼此峙立”和“分門立戶”，以“收聯合之效”。從這封信中，我們一眼就可看清，李提摩太的目的隻是以“聯合”為名，“永弭”道教。當時，張元旭就避而不答，並且逐漸疏遠了同世界宗教會的關係。歐美的宗教在如何適應現代社會方麵，確實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眾多的辦法，無疑是值得我們借鑒的。但是，中國道教為適應中國現代社會的一切努力，隻能堅實地踏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而不能寄希望於外援，或者照搬歐美的模式。
第五節 從齋醮科儀說龍虎山的曆史地位問題
龍虎山是中國道教正一派，也就是天師道的祖庭。如果說，全真派是金元以後道教的新宗派，那麼在金元以前的幾百年裏，龍虎山就是中國道教的祖庭。全真新宗派成立以後，龍虎山又是中國道教正一派的祖庭，曾在好幾個朝代被敕令統領江南道教。
龍虎山的曆史地位問題，就其實質來說，也就是如何評價天師道，如何評價張天師的問題，特別是如何評價符籙齋醮的問題。如果對於符籙齋醮的問題沒有一個正確的看法，就不可能對天師道，對張天師，乃至於對龍虎山有正確的評價。
宋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就曾認為“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儒生們一直稱道家有三品，即哲學思想、教理教義是上品；內丹煉養是中品；符籙科儀是下品。既然符籙科儀是下品，當然天師道和正一派的品級屬下，而張天師和龍虎山在道教中也是下等的。
19世紀，有些外國傳教士對於中國宗教狀況的描述，就惡毒地攻擊天師道、張天師等在民眾中的影響。他們就認為道教不是宗教，終究不過是一種法術。既然道教連宗教也算不上，那麼龍虎山和張天師又算得了什麼。
就說當代的學者，所處的社會思想背景，同宋代的馬端臨和鴉片戰爭時代的傳教士們所處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了。我們今天的學術界對於道教的看法比起前代學者的看法客觀、公允得多了。但是，對於齋醮符籙，由於種種原因，也仍然有各種各樣的看法。最近，在討論宗教和現代化的關係時，還有人認為“在現在的中國，道教就是做做道場”，因此，道教同現代化無關，或者說，道教隻是糟粕，毫無精華可言。這種看法，一方麵是不了解情況，因為，道教在當代中國社會裏，除了齋醮儀式，還要做許多其他的事情，例如：整理道教文化遺產，弘揚道教文化，出版書刊，植樹造林，管理文物，保護環境，發展慈善事業，服務社會，等等。當代道教的內容絕不是敲敲打打。另一方麵又是瞧不起齋醮。我們中國人傳統上就喜歡敲敲打打，逢到喜事要敲敲打打，逢到喪事也要敲敲打打。道教齋醮儀式是為了祭奠亡靈，也是為了安慰活著的親屬，使他們從中得到慰藉，又從經文中受到思想熏陶，並得到藝術方麵的享受。道教的齋醮儀式有音樂、舞蹈和符咒訣等法術，而其他宗教，有的言詞多些，有的跪拜多些，各具特色，但是其性質卻是一樣的。
根據當代的宗教人類學的研究，可以說，沒有一種宗教是沒有儀式的。沒有儀式就不成其為宗教，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宗教儀式的產生可能要先於宗教教義思想的產生。當然，這是指的完整的宗教教義思想。從宗教學的角度來看，宗教的教義思想和宗教的儀式行為都是宗教的構成要素，它們都是缺一不可的，也無上品、中品和下品的高低區分。
法國施舟人教授在他的《儀式論文集》第一卷的“序”中說：“儀式是文化的真正紀念碑。”當我們在區別兩種民族文化時，除了語言外，首先要區別的往往就是不同的儀式。到日本去，要學會鞠躬，脫鞋跪地鞠躬，到西方去要學會擁抱，到中國來要學會使用筷子，到歐美去要學會使用刀叉。這些儀式，都與產生這些儀式的社會生活和文化背景有密切關聯，我們不能說，擁抱比鞠躬更好。也不能說，用筷子比用刀叉更文明。反之亦然。因為，它們都是一定的社會文化的產物，宗教儀式也一樣。我們不能認為道教儀式比其他宗教的儀式高明，同樣也不必妄自菲薄，認為別的宗教的儀式比起道教儀式來要顯得先進。因為，它們形成的文化背景並不相同。
上麵我說了兩個基本思想，一是宗教思想和宗教儀式，從宗教學的角度看，它們並無上下雅俗的區分，都是同等重要的要素。因此，道家之術，思想理論、內丹煉養以及符籙齋醮並無上中下三品之分。
二是不同宗教的儀式不同。從宗教人類學的角度看，它們也並無高低貴賤的區分。不同宗教的不同儀式都是各自文化背景的產物，又是不同文化的自己的紀念碑。
如果我們能從這樣兩個基本思想的角度來看龍虎山道教和它的符籙齋醮，那麼，我們就能有一個正確的態度，那就是，重視符籙齋醮的龍虎山天師道，並不比重視教義思想和內丹煉養的其他道派要低下一等。其次，符籙齋醮正是曆史形成的中國道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的宗教文化的一項有特色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