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倫常秩序。大乘佛教對現實生活秩序的態度，簡單地說，就是不舍世間。而不舍世間的基礎，則是中觀。所謂中觀，就是既不執於空，亦不執於有，即所謂真空妙有。正因為大乘佛教關懷現實生活，所以才能在中國儒家社會裏得到接納。
由於原始佛教的教法主要是關於修行脫苦，並加上出家修行的製度，所以佛教在最初傳入中國時，曾遭遇相當大的阻力。當時中國人認為，出家無嗣，乃是大不孝的行為。但是，我們必須分清楚，出家人舍棄家庭生活，不等於佛徒不承認家庭生活的價值。例如《華嚴經》就提道，在家修行的人，必須盡倫常的責任：
佛子，菩薩摩訶薩，在家宅中，與妻子俱，未曾暫舍菩提之心。正念思惟薩婆若境，自度度彼，令得究竟，以善方便，化己眷屬。令入菩薩智，令成熟解脫。雖與同止，心無所著。以大悲為本，處於居家，以慈心故，隨順妻子，於菩薩清淨道，無所障礙。（《華嚴經·十回向品》）
也有活佛說：
我了解到親密感對一位靈修者是必需的，尤其這個人是在嚐試克服他的心理問題。當你把心胸敞開，你隻會對一個自己衷心信任的人，覺得非常親近的人打開。用這種方式把自己打開，是克服心理問題的一個重要步驟。
因此，雖然出家是佛教給世俗人的第一個聯想，但是實際上，佛家一談到慈悲的實踐，總是首先將它聯係到健康、穩固和有愛心的家庭。某活佛說：
傳統的東方家庭關係可能比西方的現況好一些，東方家庭十分強調大家庭、家族關係與家庭和諧。但是今天西方帶來的強烈影響，使東方人重視大家庭的觀念被逐漸削減，現代人大半是小家庭製度，傳統的東方人認為在這種變易中，許多東西喪失了。
由於美國家庭大部分都破裂了，孩子們心中愈來愈沒有安全感，十分孤獨，而我們隻是憤恨這種狀況。我們離自己很遠，離愛很遠，當人不覺得被愛，就會覺得每個人都與自己無關，甚至不關心自己，認為自己沒有什麼價值。對自己的美好本質已經不認識，甚至不相信有這種東西存在。他們失去了信仰，不相信人可以獲得解脫。
簡單地說，就是六祖惠能禪偈的意思：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由於強調慈悲，所以強調佛法必須在現世裏發生效用。而現世生活不能無秩序，因此佛法的實踐，就必須在現世的倫常秩序中進行。
可是，佛教同時也注意到這種親密感的潛在危險。某活佛說：“每當我們談到親密關係，執著或攀緣的問題就立刻出現了。”因此，重要的是要利用親密的關係“在修道中幫助眾生”，而非在執著和攀緣之中墮落。
第二個要點是普愛和寬容。上麵我們討論過倫常秩序裏麵的愛，而正如儒家不能單單講親情，也必須講普遍的仁心，佛家就更要講普遍的慈悲。上麵提到大乘佛教強調自他不二，因此慈悲必須普及所有人甚至一切眾生。此外，大乘佛教主張眾生皆具佛性，所以佛教能夠很輕易地吸收西方所謂“人人皆有同等尊嚴”的普遍人權觀念。但是，慈悲和世俗主義並不相同。慈悲並不是道德中立。菩薩出於慈悲，不忍眾生受無明所累，寧願留在六道，拯救眾生。按世俗主義的立場，受不受無明之累是個人的問題，旁人無權置喙，是所謂道德中立。但是佛家以無明為苦的根源，同時也是惡行根源。不忍人受苦，也就是不忍人行惡。因此，佛家見人行惡，會以不忍之情來看待。這個不忍造成了佛家的寬容。佛家以貪（貪欲）、嗔（憤怒、怨毒、仇恨）、癡（愚癡）並稱三毒。不寬容，就是中了嗔毒。加上大乘佛教裏人人皆具佛性的觀念，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即使是大奸大惡之徒，隻要給予適當的指導，也可以在一念之間，成為可敬的智者。這樣，我們更沒有理由因為別人的生活方式有問題，而加以歧視和排斥。
第三點是道德上的實在論。正如上麵所強調的，佛家不認同道德中立。慈悲要求一定的覺醒，覺醒要求我們分別真偽，這是佛家正覺的基本意思。所以佛家嚴拒道德上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不歧視，不排斥，不等於做什麼都可以。正如中村元指出：“近代西洋思想包藏一種危險性，就是對人自然性情，輕率地加以全麵承認。”所以在西化社會，當社會建製要求我們節製欲望的時候，就會有人出來企圖顛覆建製，認為製度壓抑了人性。可是慈悲並不如此。對於佛教徒來說，沉淪欲海正是人生最苦之事。所謂五盛陰苦，正是此意。佛家要求我們要以最溫柔的愛心和智慧，去化解人性裏過多的貪欲與執迷。在這裏，我們又一次碰上了這個縱欲無益的主題。這一點實在是儒、墨、道、釋四家的共法。
第四點是布施。佛教非常重視布施，《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說：“三檀等備，四攝齊收。”四攝就是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布施是貢獻自己的財力智慧；愛語是溫和、誠懇而智慧的言語；利行是為人謀福利；同事是融入群體，真正成為群體的一分子。布施又可分為財布施、法布施和無畏布施。應用在社會事務上，大約就是慈善福利、教育和精神保健。從晉代到唐代，佛教徒在中國展開了大規模的慈善事業，醫病扶貧，造橋植樹，掘井宿泊，可以說是布施精神的最佳體現。這樣看，布施和今人所謂的資源再分配，或者說扶助弱勢社群，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重要的分別。今日所講的資源再分配或者扶助弱勢社群，側重點在於再分配經濟及社會機會等資源，而不在於精神價值的資源（因為與道德中立的原則不相容）。可是，佛教卻更強調精神價值資源的培養。所以有活佛說：“透過教育、媒體、家庭生活，以及其他的方法，我們一定要介紹並帶引出更深入的覺知。”這很明顯地表明了傳統中國政治哲學思想和現代西方政治學的分別，也是儒、釋、道三家的共同智慧。資源和機會的分配都是零和遊戲（至少是比較類近於零和），別人分得的資源就不能屬於我了；人家的機會愈多，我的機會就愈少。但精神資源卻沒有這個限製：別人多了智慧，我並不因此少了智慧。相反，我身邊愈多智者，在耳濡目染的過程中，我的智慧還要得到愈多的增長。因此，這種強調精神資源的政治理念，實在是真正改善人類生活質量的必備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