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道仍然不服：“你在掩飾你對男性的偏袒。在生育一事上，吃虧的永遠是女性。你們這些自稱儒家的人就是這樣，時時為父權開路。”
尚仁說：“剛好相反。我們就是明白吃虧的永遠是女性，才更要強調責任。正是韓誠的不負責任，造成了現在小珠的痛苦。未婚性行為本來就對女性不公平。就算你叫小珠去墮胎，那麼韓誠一走了事，小珠卻要獨自承受墮胎帶來的身心痛苦，難道這樣又對小珠公平嗎？”
問道答：“我還是寧可讓小珠去墮胎。”
小珠打斷問道，說：“不，人家說墮胎很痛的。”
問道答：“你不墮胎就把孩子生下來，生孩子比墮胎痛多了。”
小珠不語。
問道回頭對尚仁說：“你說撫養孩子是小珠的責任。這‘責任’是哪裏來的？小珠難道不是對自己的身體有自主權嗎？墮胎不過是決定不要讓另一個生命在自己的身體裏生長而已。難道她沒有這個權利嗎？”
尚仁說：“在儒家思想中，權利能不能占一個位置，該占怎樣的位置，是一個可以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今日大多數儒家都會接受權利的觀念。但是很清楚的，不能說因為我有某個權利，我就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地行使這個權利。在足球場上，守門員也有權利走上前線爭取入球，但是他行使這個權利之前，必須優先考慮他身為守門員的職責。小珠是胎兒的母親，她有一個職責，她不能拋開她的職責來行使她的所謂自主權。”
問道仍然不同意：“胎兒的母親？這樣說已經假定胎兒是個人了吧？很多學者都不同意這樣的看法。他們認為，胎兒不過是一團細胞而已。”
尚仁答：“我知道西方學者有這樣的爭論。有人說胎兒是人，有人說胎兒不是人，又有人說胎兒是潛在人。如果要我跟著西方的思路去推論的話，我會說胎兒起碼是潛在人，而潛在人的價值不會比成人低很多。馬桂思（Don Marquis）就曾提出論證，他說，殺人之所以邪惡，是因為它剝奪了別人往後的生命，而這個往後的生命是很有價值的，所以殺人就是罪惡。這個論證後來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是相當有力的論證。”
尚仁頓了一頓，接下去說：“儒家慣用的語言和西方人的語言不很相同，我也不敢說我們的意思是否一樣，隻能說二者之間很相似。我們會說，天道生生不息，萬物生機盎然，這是世間一切價值的來源。一個胎兒一旦形成，生機就在孕育，扼殺這個生機，就是壞事。宋儒周敦頤不除窗前草，成為千古美談，就是因為他珍惜這個生機。胎兒生機的價值當然遠高於一株草。他的生機是人的生機，而且和母親血肉相連。墮胎既否定了生機的價值，又否定了親子關係的價值，儒家很難同意這樣的行為。當然，若有萬不得已的理由，例如胎兒威脅到母親的生命，墮胎是可以的。但這隻能視為特例、權變，而非常規。儒家重視什麼事情可以作為常規，什麼事情不能。合理的常規是禮，不能也不該成為常規的，就是非禮。”
問道問：“小珠才十五歲，能當一個稱職的母親嗎？”
尚仁不答，轉過頭去向小珠說：“你能不能當一個稱職的母親，並不是一個有待發現的事實，而是一個待作的決定。關鍵的問題是你要不要當一位稱職的母親。當然，要你當一位稱職的母親，並不是輕易的事情，你得邊做邊學。但是天底下從來沒有人保證過，做正人君子是輕易的；也沒有人保證過，做正人君子是不用學習的。”
小珠聽了，稍微點了點頭。
天誌加入戰團：“那就是說，不管怎樣，小珠都應該把小孩子生下來了？你這不是壓迫小珠是什麼？對於欺侮弱者的人，我們姓墨的向來看不過眼。”
尚仁道：“天誌兄少安毋躁。純粹從仁心來考慮，生下小孩是最正當的做法。但是，儒家向來仁禮並舉，我們不會停在仁心的判斷這一層，也會考慮到禮這一層。”
天誌：“加入禮的思考就會仁慈些嗎？儒家的禮教一向就是吃人的。”
尚仁說：“禮教吃人是儒家的執行者在曆史上的錯誤，並不反映禮教真正的精神。事實是，吃人的禮教就不配稱禮教了。禮的考慮包括很多東西，其中一個環節是社會風氣塑造的問題。孔子說：‘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社會風氣是時時都在移的，移向哪個方向，就看社會上的風往哪邊吹，所謂‘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嘛。這個社會的風氣，儒家主張以教育的方式來塑造，禮就是社會教化的工具。這樣看來，小珠的問題就不是她一個人的問題。小珠當日一時糊塗發生性行為，真是她一個人的責任，還是社會風氣也有責任？假定小珠現在鼓起勇氣，要把孩子生下來，她有足夠的能力嗎？社會容許嗎？父母支持她嗎？男孩負責嗎？社會有沒有要求父母支持她？社會有要求男孩子負責嗎？社會有支持她嗎？這些統統都是小珠作出道德抉擇的社會條件。儒家倫理不但評價小珠的抉擇，也評價這些社會條件，並且要求我們每個人為這些社會條件負責——包括小珠自己。每個行為都是製禮、隆禮或改禮的集體活動的一個環節。我認為這就是禮學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