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有34人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進一步討論統一戰線問題。會議通過的《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指出：“各黨派聯合，主要是國共聯合。”現在的策略是“實現聯合國民黨抗日”；統一戰線的口號是“建立民主共和國”；采取的方針是“逼蔣抗日”。“我們現在要用各種辦法，逼蔣抗日，抗日統一戰線是一條統一戰線，不是兩條統一戰線。對統一戰線工作，我們指出自九一八以來是提出了，然而我們是犯了錯誤的，我們沒有實際進行。”周恩來還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聯蔣抗日”的問題，指出“聯蔣抗日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但“現在還沒有實行聯”。報告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作出新的解釋：應反對反蔣戰爭，不應同情反蔣戰爭，主要的戰爭目標要放在抗日上麵。
由此可見，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內容和實質已經在1936年8月和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充分地體現出來了，隻不過由於蔣介石態度的猶豫不決及其反複推遲了它的形成。國民黨政策的改變需要內因和外因的促使和推動，在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感召下發生的西安事變則起到了這個作用，而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事變則直接促使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從黨的口號的改變來看，從關門主義到抗日反蔣再到逼蔣抗日的轉變是兩次質的飛躍，而聯蔣抗日則是對逼蔣抗日或請蔣抗日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沒有實質性的大變化。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已經初步形成，黨在策略上完成了由國內革命統一戰線到抗日的愛國統一戰線的偉大轉折。
三、從革命統一戰線到愛國統一戰線策略轉變的偉大意義
第一，它標誌著黨的統一戰線思想取得了重大發展。理論上，這一時期黨的統一戰線思想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就。在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上，正確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指出了在日寇擴大侵華的情況下，中國社會各階級必將發生分化，特別是科學地分析了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內部可能的分化，並第一次把帝國主義區別為親日派和反日派，由此使黨的統一戰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泛程度。在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上，以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為依據，不僅實現了由關門主義到統一戰線的轉變，而且實現了由策略到政策再到戰略的偉大轉變，是戰略和策略的統一，是鬥爭和團結的統一。長征初期，黨最初是把統一戰線作為戰勝國民黨圍追堵截的應急之策，是被迫的，內容也多局限於軍事方麵。先期長征的兩支部隊打的都是抗日旗幟，毫無疑問，中共中央提出的“北上抗日”問題也“主要是從政治策略上考慮的，還不是紅軍長征這一重大軍事行動的直接戰略方向和戰略目的。”一、四方麵軍會師後，黨中央明確地把北上抗日與紅軍長征的戰略方向和戰略目的緊密地結合起來，適時地確定了黨的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開始了統一戰線由策略向戰略的轉變，從臨時性的應急之策的策略性到政策性、戰略性的轉變，內容也從單純的軍事行動到聯係中華民族命運而進行多方麵聯合的轉變。在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方麵，黨吸取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在統一戰線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視領導權問題，為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原則奠定了基礎。中國共產黨作為兩個“先鋒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組織者，也應該是它的領導者（要注意這個“領導”的特殊含義，隻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領導），黨必須為此而進行堅決的鬥爭，絕不能坐等，非如此，統一戰線就沒有任何意義，就會像大革命那樣破裂和失敗。在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上，突破了大革命時期黨內合作的形式，初步提出了以國共合作為核心的、建立國防政府和民主共和國的政權組織形式。實踐上，黨的統一戰線策略得到了廣泛的實踐，並成為各主力紅軍長征勝利和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重要原因。如與粵軍的統一戰線是中央紅軍長征初期順利突破國民黨三道封鎖線的基礎；“彝海結盟”是紅軍與少數民族上層統一戰線的典型；紅二、六軍團正確處理紅軍與雲南最大的喇嘛寺歸化寺的關係，使紅軍解決了糧食危機；毛澤東也曾高度稱讚紅二十五軍在路過隴東回民區時，工作做得好，政策水平高。瓦窯堡會議後，黨中央進一步加強了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一是積極地促進了“一二·九”運動後全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浪潮。如1936年春，派劉少奇到天津任中央代表，加強對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二是向國民黨上層領導人和軍隊將領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爭取和團結他們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在陝北開展了對張學良和楊虎城的統戰工作，並率先在西北地區形成了“三位一體”的聯合抗日局麵。三是轉變黨在國統區的鬥爭策略，成立以“恩來同誌負責”的白軍工作部，廣泛開展同各個地方實力派和民主人士的統一戰線工作。四是在對蔣介石政府的態度方麵，黨基本完成了對國民黨政策的轉變，即由“反蔣抗日”、“抗日反蔣”改變為“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黨的統一戰線思想的成功實踐，不僅使紅軍取得了長征戰略轉移的偉大勝利，而且對於黨中央長期立足陝北，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麵，推動全國大聯合，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黨在抗日戰爭時期處理更加複雜的國內、國際矛盾奠定了基礎。
第二，它是黨走向成熟的轉折點。以民族利益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能不能適時地改變黨的策略方針以適應中國抗戰的需要，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麵前最嚴重的挑戰。這一時期黨對主要矛盾、對蔣介石的態度、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及其組織形式等問題的認識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和提高，甚至考慮到國共合作後對黨作出的讓步都有所準備。黨獨立自主解決黨內問題和國內問題的成功實踐，說明黨在政治上日趨成熟，說明黨完全有能力領導中國革命走向新的勝利，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先進性和創新性，正如瓦窯堡會議通過的決議指出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黨的成熟，把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曆史一分為二，從此，在黨的領導下，中國革命擺脫了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屢犯錯誤的陰影，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
第三，它實現了中國革命從低潮到高潮、失敗到勝利的轉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完成了中國革命從革命統一戰線向愛國統一戰線的偉大轉變，不僅使黨和紅軍度過了嚴重的危機，宣傳了黨的抗日主張，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和世界的影響，而且使長達十年的國內戰爭基本結束，保存和壯大了中國革命的抗日力量；它不僅實現了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興起的偉大轉變，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奠定了基礎，也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奏響了凱歌。從此，中國革命迅速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並最終走向勝利。
（高鳳林 本文原載於《曆史教學》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