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否包括蔣介石在內，不僅取決於中共的主觀願望，更取決於蔣氏是否抗日。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麵前，蔣介石對日幻想逐漸破滅，有了向抗日轉化的可能。1935年11月，在國民黨五大上，蔣表示要改變其妥協政策，並有實際行動。對外，改善了同蘇聯的關係；對內，在軍事圍剿的同時，積極尋求同共產黨進行談判，企圖在紅軍力量受損的情況下，在談判桌上達到消滅紅軍的目的。所以，此後國共長達一年的秘密談判，終未結果。國民黨的政策在逐步地、緩慢地轉變，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就是在蔣介石的不斷進步和動搖過程中逐步提出和完善的。
1936年初的洛川會談時，張學良對蔣的分析和“不同意討蔣”的意見，引起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共領導人的重視，而國民黨要求就“國共聯合抗日問題”同中共談判的信息，則更為直接地把“抗日反蔣”是否繼續並提的問題提到了中共領導人麵前，促使中共及時改變對蔣方針。3月下旬，晉西會議的報告就沒有再用“抗日反蔣”的口號，而是“抗日反賣國賊”，強調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抗日”，“我們現在主張國內和平，聯合抗日”。所以，即使在蔣介石派10個師兵力到山西阻攔紅軍的情況下，都認為“目前不應發討蔣令”，“而是討日令”，“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第一次公開把國民黨劃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範圍；5月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第一次沒有把蔣介石稱為“賣國賊”，而是稱為“蔣介石氏”，對南京政府的其他要員稱為“南京政府諸公”，並直接向國民黨中央和南京政府呼籲互通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由此開始有了爭取南京政府和蔣介石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想法。然而，由於蔣介石對陝甘蘇區和紅軍的繼續“進剿”，使黨喪失了改變反蔣的機會。所以，東征回師後，中共領導人仍然將東北軍和國防政府視為“全局關鍵”，將“促成西北國防政府成立”確定為“現在中心”，繼續執行“抗日反蔣”方針。
1936年7月，國民黨召開了五屆二中全會，蔣介石的內政外交有較大改變。對外表示不再繼續其對日妥協退讓政策，對內表示了願意與中共商談聯合以至利用統一戰線的意向。8月，中共中央收到南京方麵提出“國共談判新的4個條件”的來信。“‘八月來信’所提4條同5月間所提4條有較大變化”。
8月10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在分析共產國際指示的基礎上，會議確定“和南京談判”，決定放棄“抗日反蔣”而采取新的方針，開始了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重大轉變。政治局成員一致認為，應該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的力量，抗日必須反蔣現在不適合了，要與蔣聯合，與南京合作；南京政府真正抗日，給抗日的民主，我們就同它講統一，承認統一指揮，統一編製，同意取消紅軍名義、取消蘇維埃名稱，但要保證紅軍部隊和根據地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提出把停止內戰、抗日民主、發動抗戰等實際問題作為談判條件。張聞天在談到一直有爭議的土地革命問題時說：“現在民族革命是第一，土地革命的策略的改變，主要是適合民族革命。”12日，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在致朱、張、任的電文中提出：“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和主要的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的分別的進行談判”，以及“繼續停戰議和請蔣抗日的號召”。8月下旬，中共中央接到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8月15日致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提出：“必須停止紅軍同蔣介石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並同蔣介石軍隊協同抗日的方針”；“最好由中國共產黨發表聲明，建立統一的中華民主共和國”；“爭取同國民黨及其軍隊達成協議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指示對逼蔣抗日方針的確立產生了重要影響。8月25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稱蔣介石為“蔣委員長”，向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和全體黨員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中共用“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取代“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以動員更廣泛的階層包括國民黨中“很多覺悟和愛國之士”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去反對全民族的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並莊嚴宣告：在全中國民主共和國建立時，蘇區成為其“一個組成部分”，紅軍願意服從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的指揮，並正式提出“國共重新合作”的建議。9月1日，在黨內又發出了秘密文件《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明確提出了“逼蔣抗日”的方針，指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帝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之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指示還向全黨通報了國共兩黨將進行聯合抗日的談判；黨中央讚助建立“民主共和國”，屆時，“蘇區可成為統一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紅軍將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這個指示概括了八月政治局會議的基本內容，標誌著黨的“逼蔣抗日”方針的正式確立。但是，八月政治局會議討論對南京方針，“我們的估計還是不足的”。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得到“國際電報”以後，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質和性質更加明確了，對南京方針就“完全轉變過來”了。張聞天也說，“後來接到國際電報，才完全轉變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