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世界通過長征了解了中國共產黨，七十年後，世界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偉大成就而進一步研究長征。當前，長征研究具有研究領域寬、認識全麵、不囿於成見，勇於創新的特點和趨勢，但是研究的重點極不平衡，大多集中在對長征的原因、出發地和落腳點、重要會議、主要戰鬥、長征途中黨的統戰工作以及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和長征精神等幾個主要方麵，而對長征曆史地位作用的研究則是當前長征研究最大的薄弱環節。“長征不僅僅是一次傑出的軍事成就，還是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政治行動”，因此，“對長征的評價還遠遠沒有完結”。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深化對長征的研究，就必須把長征放在更為寬廣的視野中，從中把握長征曆史脈絡和中國重大問題演變和發展的客觀性、必然性，它不僅有助於推動長征研究和中共黨史研究，而且對於弘揚長征精神、充分認識共產黨人的先進性有重大的曆史和現實意義。本文認為，長征曆史地位和作用研究必須關注和正確處理以下七個方麵的關係。
center（一）
長征作為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上一個重大的曆史事件，它首先是一次重要的軍事行動，是各主力紅軍從南方到北方實行戰略轉移的曆史過程，同時，它的發生和發展中也包含著曆史的必然性，因此，我們應該在認識長征曆史過程的同時，從整體上去分析長征中內在的、帶有規律性的問題，進而認識長征的曆史必然性和長征中一些重大變化的曆史必然性。因而，把長征的曆史性和邏輯性結合起來，吸收近年來長征研究的成果，用新的視角認識長征曆史過程有重大的曆史和現實意義。如在長征原因方麵，既要看到“左”傾教條主義產生的曆史淵源以及給黨和紅軍造成的嚴重危害，也應該看到長征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社會變化的一種必然的結果，可以從全國形勢發展和主要矛盾的變化去分析，也可以從中國共產黨自身發展的受製去分析，還可以從中國革命重心從南方向北方轉移的必然性和中國特色道路理論的要求去分析；在指導思想和領導體製方麵，長征初期是教條主義危害發展的頂峰，同時也是破除“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的開端，體現了“左”傾教條主義被實事求是取代的曆史必然性和毛澤東領導地位確立的必然性，而這本身也是一個逐步完成的曆史過程；在落腳點方麵，各路紅軍多次改變戰略轉移方向，但翻開紅軍長征地圖可以看出，盡管他們的出發地不同，盡管千回百轉，但都有一個共同的指向——陝北，體現了紅軍長征落腳陝北的曆史必然性和陝北在當時中國革命中的獨特優勢；在長征曆史階段的劃分方麵，可以從“分”、“合”角度重新解讀長征曆史過程，以探求長征內在的規律性；在會議研究方麵，長征中召開了多次會議，它們之間有密切的相關性，都是以遵義會議為核心，是遵義會議的準備、繼續或延伸；在黨的政策策略路線方麵，抗戰前夜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水平和程度以及黨的成熟度直接關係著黨的策略路線和黨的策略方針的轉變，以此來分析和認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的必然性和對黨先進性的體現。
我們應該在分析長征的曆史過程中認識長征的邏輯性，認識長征曆史軌跡轉換的必然性，認識各重大事件的內在聯係，同時也應該在長征的邏輯推演中把握其曆史性，真正做到曆史和邏輯的統一。隻有把長征的曆史性和邏輯性結合起來，才能更加科學合理地認識長征，進而認識長征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所產生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樣有助於我們從整體上認識和把握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有助於認識和把握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和客觀規律；有助於認識黨的領導體製形成和轉變的規律；有助於認識和把握中國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形成、演變和發展的規律。
center（二）
中央紅軍長征的開始是長征開始的標誌，而三大主力紅軍的勝利會師則是長征結束的標誌。所以，長征不僅包括中央紅軍，還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其他主力隊伍如紅二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的長征，此外，還有紅二十五軍的長征。但在以往的研究中，較集中在紅一方麵軍，對其他三支紅軍長征的研究比較薄弱。我們不能因為張國燾搞分裂主義而否認或抹殺紅四方麵軍創建川陝革命根據地，支援和策應中央紅軍、紅二方麵軍和紅二十五軍的功績。以中央紅軍長征為主線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長征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曆史過程。各路紅軍長征的具體原因不盡相同，出發地、出發時間、路線、經曆的時間和過程以及到達的時間各不相同。我們不僅要研究中央紅軍的長征，還要重視其他紅軍的長征，特別是如何在描述中央紅軍長征的同時能客觀、正確地認識各長征紅軍之間的吸引、牽製和配合是非常重要的。如北上抗日先遣隊對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方向的影響和減緩中央紅軍壓力作用；紅二、六軍團的西征為中央紅軍探路作用，並在中央紅軍長征初期起到了掩護和配合作用；紅四方麵軍、陝北紅軍對中央紅軍的配合與支持；中央紅軍對紅二、六軍團，紅四方麵軍的配合與支持；中央紅軍長征的勝利為紅二、四方麵軍起了探路作用和引導作用；紅二十五軍是第一支到達陝北的紅軍，在長征中由孤軍成為勁旅、由偏師成為先鋒，為紅一、紅二、紅四方麵軍會師陝北作出的曆史性貢獻，對於鞏固和壯大陝北根據地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事實上，正是由於各大主力紅軍之間的有力配合（當然也包括分歧和鬥爭），長征才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唯有如此，才能體現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軍隊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和紅軍的緊密團結、協作精神；才能充分發揮人民軍隊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最終突破和粉碎國民黨百萬部隊的圍追和堵截，體現紅軍作戰的高度自覺性和靈活性；才能全麵地認識長征和理解長征精神。
center（三）
在長征的整個過程中，軍事鬥爭非常激烈並具有決定意義，是長征的主線，其他都圍繞軍事鬥爭而展開，因此，軍事領導和與此密切攸關的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生死相關的。以中央紅軍為例，長征在軍事上的特殊性表現在：其一，長征是在沒有根據地為依托的武裝鬥爭、甚至連究竟在什麼地方立足的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連續行軍和多變性是突出特點；其二，長征初期是在“左”傾教條主義指導下進行的，而中途換將才使紅軍轉危為安，從被動的逃跑變為主動的戰略轉移，並最終取得了勝利；其三，長征所經過的地區，基本上都是貧窮、落後的少數民族聚居區，這裏沒有感受到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洗禮，他們不僅不了解黨的民族政策，反而在國民黨的反動鼓吹之下，對黨和紅軍采取敵對態度；其四，國民黨蔣介石頑固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置民族利益於不顧，調動上百萬部隊，前堵後追，企圖徹底消滅紅軍，因而，軍事鬥爭異常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