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向九泉還屬漢，功超諸將合封齊。
荒涼古廟惟鬆柏，咫尺長陵又鹿麋。
此日深憐蕭相國，竟無一語到金閨。
此詩歌頌了韓信功蓋一世，指出求封齊王並非非分之舉；對韓信的蒙冤而死深表遺憾；對安臥長陵的劉邦冷言相譏；特別是對於為保自身利祿而不敢向金閨女主為韓信講一句申辯之語的蕭何，用了“深憐”二字，表示了極度的輕蔑。
清初詩人沙張白，則把犀利的筆鋒，直指漢高祖劉邦。請看他的詩作《韓信城》：
項氏猶全族，韓侯竟滅門。
可憐帶礪誓，不及屬鏤恩。
此詩巧用兩組對比，揭露和批判了劉邦的殘酷無情：與劉邦為敵的項羽，還得以保全項氏香火，而為消滅項羽作出傑出貢獻的韓信，卻慘遭滅族之禍；劉邦曾經許諾讓功臣後代永保富貴，但是誓言猶在耳邊，卻將大功臣韓信滅族，其寡情薄義超過了春秋時期吳王夫差對待功臣伍子胥——夫差隻不過賜“屬鏤”寶劍給伍子胥，迫使他自殺，並未株連其家屬，而劉邦竟然將韓信滿門抄斬！這兩組對比，真是令人心寒膽落！
在今山西省靈石縣境內，有一座韓侯嶺（又稱韓信嶺），嶺上建有韓信墓和祠堂。根據民間傳說，當年劉邦平定陳〖〗叛亂回京途中，在此地遇到了呂後派來送呈韓信首級的專使，劉邦也頓生憐憫之意，傳令將韓信首級就地埋葬。此後，韓侯嶺就成為後人憑吊韓信的處所之一。祠堂中有許多精構細雕的佳聯，它們不僅為古代名勝增光添彩，更可使人緬然深思，回味無窮。其中有一長聯，可以稱得上是警世之作。
上聯曰：
公既登大將台，苟稍有利天下之心，則早謀於十萬軍中，又豈待克齊城時，乃生異誌；
下聯曰：
我欲問漢高祖，枉受此薄功臣之過，試曆數此二千年內，而至今高廟祠者，究屬何人？
天地悠悠，世事如煙。倘若劉邦地下有知，應該如何作答？
文人論史，往往充滿激情，或許稍欠理性。麵對開國皇帝誅殺功臣的典型事例，該如何評判劉邦與韓信的恩恩怨怨？也許我們還是應該聽聽政治家、曆史學家司馬光的判斷：
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裏閈舊恩，猶南麵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複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誌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誌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資治通鑒》卷第十二《漢紀四·太祖高皇帝下》高帝十一年“臣光曰”）
司馬光的這段論斷，有三個值得注意的論點：一是司馬光轉借他人之語，全麵肯定了韓信的開國之功，表達了對韓信的敬重之意。二是司馬光認定韓信的第一次謀反是冤獄，而第二次謀反即便實有其事，追尋其原因在於韓信對無罪貶爵心懷不滿，實際上在暗示劉邦對韓信的處置失當。三是司馬光指出劉邦確實有虧負韓信之處，但是韓信肇禍也有“咎由自取”的諸多因素。韓信以市井小人的求利之道自居，卻希望君主以正人君子之道相待，這是大錯特錯的。司馬光的這種論斷，比之於單純地講韓信不懂得謙遜自保、行事授人以柄等說法，顯然更為深刻。
韓信是一個天才的軍事家，卻不是一個高明的政治家，更不是一個完美的道德家。後人可以通過為韓信辯誣，從而對劉邦的“負恩薄情”給予揭露和批判，卻也沒有必要把韓信說成是“臣節無虧”的忠臣。因為它同樣不符合曆史的真實。
正因為如此，司馬光的持平之論，才更容易讓人接受。
劉邦與漢初三傑，以及與他們無法分離的楚霸王項羽，穿透兩千年的曆史煙雲，其英姿雄風依然可以與我們靈犀相通。當著我們神交古人的時候，可以感受到不勝枚舉的感悟與啟迪。我想，這就是曆史的魅力。
曆史，實際上存在著若幹不同的層次：有在曆史上真實發生過、後人已無法完全了解的曆史；有史學家載入典籍，卻不知是否完全“真實”的曆史；更有讀者心靈所感知的曆史。讀者的閱曆不同、秉性各異，往往會作出各自的取舍與判斷。著史者與讀史者之間，永無休止的心靈交流與感情撞擊，同樣也是曆史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