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軍回師至定陶（今山東定陶西北），在齊王韓信的大營之內，以出其不意的手段，剝奪了韓信的大將兵權，將全軍的指揮權收歸自己掌握；並且在一個月之後，下令將韓信由原來褒封的齊王改封為楚王。這當然是削弱韓信力量的一個有效措施，隻是韓信還沉醉在君臣共慶的勝利氣氛之中而未及多想。這是劉邦的“安內”之舉。
第二，以不同的方式，對項羽的殘餘勢力和盟友實施鎮壓或安撫。項羽當年分封的諸侯，在世者紛紛投奔了劉邦，唯有臨江國的軍民還在堅持與漢為敵。臨江國的始封之君是曾經擔任懷王柱國的共敖，在項羽封他為臨江王、定都江陵之後，他對項羽心存感激。在他死後，其子共尉為臨江王，繼承其父之誌，所以，臨江雖然國小力弱，卻成為擁楚抗漢的一麵旗幟。於是，劉邦毫不容情地加以鎮壓。他派出了收服楚地立功最大的劉賈（後來晉封荊王）率領九江國的精兵出征，還派出了最得劉邦信任的太尉盧綰，統兵前往夾擊作戰。還有其他名將參戰，如，劉邦的親信將領靳歙，“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陽”（《史記·靳歙傳》）。臨江王共尉是被靳歙俘虜押解到臨時都城洛陽之後被處死的。由此可見，劉邦是以絕對優勢兵力，一定要把臨江國迅速攻破。稍後改臨江國為南郡。更令劉邦詫異的是，在項羽的封國被平定之後，在北方的魯地（今山東曲阜）卻出現了“為楚堅守不下”的局麵。劉邦親率大軍北上，將魯地層層包圍。發現被重兵包圍的彈丸之地，竟然充滿了祥和之氣，“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漢書·儒林傳》）。劉邦立即被一片亂世之中的好學風俗感動了，他意識到，魯地人並非刻意與漢軍為敵，隻是因為魯人重禮義，而項羽曾經被楚懷王封為魯公，魯人因此而對項羽有“故主”之情。於是，劉邦派人手持項羽的首級，繞城巡視，告知項羽確實已經死亡，魯人這才投順。劉邦有感於魯人對項羽的情分，遂以“魯公”的舊時名號將項羽安葬於穀城。劉邦還在項羽墓前有哭祭之舉。對於已經死去的對手表示敬意，對劉邦的形象塑造隻有好處，劉邦何樂而不為？更何況，劉、項二人確實有過為了反秦而協同作戰的經曆，當著勝敗已分、生死殊路之際，劉邦對項羽有追思之情，或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後人不一定非從“作秀”的角度來推測劉邦的心態。
在“安內”、“撫外”的兩項工作落實之後，該是劉邦安享勝利成果的時候了。於是，以楚王韓信為首的七位諸侯王，聯名上書，擁戴劉邦登基稱帝。這封應時而至的“上尊號”奏疏，是出自劉邦的授意，還是群臣心領神會，或許同時帶有共同的潛在利益訴求？後人不必深求。見於《漢書·高帝紀》的這篇曆史文獻，確實有值得一讀的價值。
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漢並天下”瓦當
這篇文獻有四點應該注意之處：第一，上疏者是時已稱王的諸侯，嚴格意義上的漢王部屬未曾聯署，這不僅僅因為有等級高低的界限，更反映出劉邦以平民出身依靠暴力手段而奪得天下，得位的神聖性不足以服人，故必須由天下最具勢力的人物共同推戴。這一點使得劉邦在以後處理與這些諸侯王的君臣關係時，難免心中有些“底氣不足”。因為其中有人的地位與劉邦原本是“平起平坐”的。第二，強調劉邦“先得秦王，定關中”之功，不僅僅在突出劉邦滅秦之戰的功勞，還暗寓批判項羽“背約”之罪。第三，強調劉邦“以安萬民”、“又加惠於諸侯王”，得出“功盛德厚”的結論。第四，強調劉邦如果隻用漢王舊號而不稱帝，就會造成與其他諸侯王名號相同、不符合尊卑有別的等級秩序。因此，奏上尊號，是天下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