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本小詩集，我想說的話很多，摘其要點以為後記。
一 我為何這麼沉重
公元1942年1月21日，我出生在陝西商州丹江岸邊一個貧窮的農家。說不清是什麼緣故，少年的我總覺得人們的生活中有許多虛偽和多餘的東西。前輩親屬死了，一定要在靈堂一次又一次嚎啕，無聲的悲哀就不是悲哀嗎？幾乎是天天見的人，見麵要問一句問厭了的話，這有什麼意思？村裏的閑人聚在一起，用相互取笑甚至用髒話打發時光，這多無聊！至於新婚鬧房時那些粗魯行為，一直是我認為的“惡習”。
少年時期，我是個寂寞的孩子，獨自躲起來看小說，獨自行路，一邊走一邊想一些事情的道理。
青年時期經曆了饑餓的折磨，但共產主義理想和英雄人物給我精神支柱，身體瘦弱而意誌不衰。那時，我認為我做的一切都是有意義、有價值的。然而1966年6月，經別人“巧妙”地撥弄幾下，就從我那幾本草稿和日記裏揪出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來了，我第一次陷落痛苦的深穀，走進迷惘的荒野。80年代初，我意識到靈魂被戲弄的悲哀。那時寫過一首小詩《螢》——
燈與繁華已沉落地底
從夜的深處
浮起明明滅滅的夢
改革開放，心中又燃起希望的火苗。然而，有一種虛假卻不能不麵對，真情被鈔票蠶蝕。我的心又冷了。
從1982年起，每年需要兩個月在家庭一畝七分責任田上勞作，憑著鐵鋤和背簍去換口糧。我是一出學校門就進學校門去教書的，本來就瘦弱的身體，硬是咬著牙忍著筋骨的疼痛挺住，有幾回癱倒在地上……
由於精神和肉體的雙重痛苦，我心裏不止一百次閃跳著一句話：“誰來救我！”
二 詩，我的神靈
隻因孤苦的心呼喚著人間的真誠，我走近詩歌。在人與詩之間，真詩人與善良人之間，沒有現實的利益之爭。
隻因生命要承受太多的悲苦與磨難，我緊挨詩歌。詩歌能夠給我一線光明，許多慰藉。
隻因厭惡世俗，不願遊戲人生，我擁抱詩歌，詩歌使人崇高。
隻因心靈需要自由，我抓住繆斯的影子，她引領我去我想去的地方。
我喜歡那些觸動心靈的詩歌，尤其是歐美（包括拉丁美洲）現代名著，它們具有撼動生存的魅力。我不喜歡描述淺層生活的文學，厭棄廉價的快樂。
是莊嚴的詩歌之船，載著我沉重而孤獨的生命，由中年駛向人生浩茫的彼岸。
讀我喜歡讀的詩，也寫我需要寫的分行文字。為什麼要寫？為著自救，當然還為著實現生命的價值，但主要是前者。
常覺得現實壓得我透不過氣來，有時哼幾句歌，有時突然呼喊一聲，有時做孩子式的怪相——都是自救，而最有效的自救方式是讀詩和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