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越飛派代表去上海與孫中山會晤,就遠東局勢和中國革命等問題進行了為期六天的商討。
11月5日至12月5日共產國際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大會中心議題是統一戰線策略問題,會議通過了《東方問題提綱》,會議十分重視中國革命問題。出席會議的中國共產黨代表是陳獨秀、劉仁靜和王均。劉仁靜就國共合作等問題作了發言,陳獨秀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
11月15日遠東共和國並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12月30日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成立。
1923年
1月馬林在長春會見張作霖商討中東路問題,然後返蘇向共產國際彙報國共合作問題。2月初,馬林第三次來華。
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決議。這是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下達的第一個關於國共合作的正式文件。決議指出:“中國唯一的重要革命組織就是國民黨。”“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還很軟弱”,“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乃是有利的”,“黨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組織”。陳獨秀帶回這個決議,並作為黨的“三大”的指導性文件。
1月26日《孫文越飛宣言》發表。宣言寫道:“孫逸仙博士認為共產組織,特別是蘇維埃製度不合中國的國情,因為中國沒有使共產主義或蘇維埃製度成功的那些條件。越飛完全同意這個見解。”顯露出過分遷就國民黨及其主張的不良傾向。之後,孫中山又指派廖仲愷與越飛去日本詳細會談。
2月7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遭到直係軍閥吳佩孚的血腥屠殺。吳佩孚同蘇聯關係惡化,馬林、陳獨秀被通緝。這促使共產國際和蘇聯轉而全力聯絡、支持孫中山及國民黨,促成國共合作。
2月—3月陳炯明被滇係、桂係軍閥逐出廣州後,孫中山由上海回到廣州,組成稱為大元帥府的政府。
4月25日陳獨秀發表《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錯誤地認為資產階級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社會基礎,“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應該是:統帥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5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規定:“中國實行的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統一戰線一定要同農民反對封建主義殘餘的土地革命相結合。”“農民問題,成了一切政策的中心。”“共產黨必須著眼於工人和農民的同盟”,“領導權必須屬於工人階級政黨”。馬林4月裏回到共產國際,不久第四次來華。
6月12日—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馬林出席了這次會議。大會正式決定實行國共合作,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
夏,以巴甫洛夫為首席顧問的蘇聯軍事顧問來到中國。
8月16日蔣介石受孫中山派遣,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由上海出發赴蘇聯考察。代表團成員有張太雷等人(同年12月5日回國)。
9月2日蘇聯政府代表加拉罕抵北京,隨後發表蘇聯駐華代表加拉罕對報界的聲明(即加拉罕第三次對華宣言)。
9月馬林結束其赴華使命奉調回共產國際。蘇聯政府派鮑羅廷為常駐廣州代表。9月23日,加拉罕簽署介紹鮑羅廷晉見孫中山的文件,鮑羅廷於10月6日抵達廣州。
10月鮑羅廷同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廣州的中央執行委員開會,討論改組國民黨的方法,決定力勸孫中山召集改組會議。
10月25日孫中山召開特別會議,指派廖仲愷、譚平山(當時是共產黨員)等組成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並聘請鮑羅廷為顧問,辦理改組事宜。
11月維經斯基再度來華,擔任共產國際駐上海中共中央代表,並對國共合作進行考察,12月中旬回國。
同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上海召開全體會議,決定在全國擴大國民黨的組織:凡國民黨有組織的地方,我黨黨員、團員“一並加入”;凡國民黨無組織的地方,我黨則為之建立,在國民黨中的我黨黨員和團員應成立秘密組織,一切政治性的言論行動,須受我黨指揮,努力爭取“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
11月2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通過《關於民族解放運動問題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出新的解釋。
1924年
1月20日在孫中山主持下,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有共產黨人參加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從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大會選舉了有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位共產黨員參加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又改組或建立了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骨幹的各級黨部。國民黨由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開始轉變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共同參與的民主革命聯盟。
1月21日列寧逝世,正在舉行的國民黨一大休會三天,以示哀悼。
3月8日達林再次來華,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全會,4月初回國。
春,維經斯基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第三次來華到達上海。於是形成北京—加拉罕,上海—維經斯基,廣州—鮑羅廷三個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指揮中心。
5月中共中央全會在上海舉行,維經斯基參加了會議,指出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發展和領導獨立工人運動是當前工作重點,共產黨人應支持國民黨“左”派,反對右派。
5月中蘇建交,加拉罕任蘇聯首任駐華大使,並負責指導北方革命鬥爭。
6月16日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幫助下,國民黨在廣州建立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在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說,強調接受俄國的革命經驗,學習蘇聯的榜樣,建設革命的軍隊。蘇聯政府給軍校派來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等人,並送來武器和經費。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熊雄、聶榮臻等共產黨人先後去該校擔任政治領導工作以及其他工作。
6月17日—7月8日共產國際舉行第五次代表大會,大會製定了統一戰線的策略,批判了統一戰線工作中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傾向。李大釗率領由羅章龍、王荷波、劉清揚等四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出席會議,並就中國民族革命問題發表了講話。會後,李大釗留下擔任中國共產黨常駐國際代表,9月24日回國。在蘇聯期間他寫了《蘇俄民眾對於中國革命的同情》等文。
9月1日孫中山為抗議英帝國主義支持廣東商團叛亂發表對外宣言。9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針對商團事件發表宣言,譴責英國政府對中國的幹涉。
10月在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群眾的推動下,孫中山依靠黃埔學生軍聯合工農武裝和其他軍隊鎮壓了反革命商團的叛亂。
10月末加倫將軍到達廣州,接替已犧牲的巴甫洛夫任首席軍事顧問。
11月孫中山應馮玉祥電邀北上,爭取國家的和平統一。這時,馮玉祥已在北京發動“北京政變”,推翻了直係軍閥的政府,皖係軍閥段祺瑞臨時執政。
1925年
1月11日—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通過了《對於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代表報告之議決案》、《對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報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狀況之議決案》等。
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共產國際於13日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唁電,表示哀悼。
3月—4月維經斯基回國參加共產國際執委第五次擴大全會。中共代表王若飛出席了這次會議。會後維經斯基第四次來華。
4月—6月鮑羅廷與馮玉祥舉行談判。馮接納蘇聯顧問和國民黨工作人員;蘇聯向其提供軍事援助。任德江來華,擔任馮玉祥的國民軍的總顧問。
5月18日斯大林在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發表講演。
5月30日五卅運動爆發,掀起了全國大革命的風暴。五卅運動引起了共產國際的高度重視,此後共產國際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革命的支持與指導。
7月1日廣東的大元帥府改組,成立國民政府,鮑羅廷被聘為高級顧問。
7月1日鮑羅廷、加倫、羅嘎喬夫、尼洛夫、赤列巴諾夫等在廣州召開軍事會議,議決委派下列人員為中國各部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赤列巴諾夫、瑪色黎克、尼洛夫、切列什臣克、列嶽、沙勒菲也夫等。
7月加倫將軍因病回國。11月1日蘇聯顧問季山嘉到達廣州接替加倫的工作。
9月29日馮玉祥派遣以熊斌為團長的軍事代表團抵達莫斯科。
10月廣東革命根據地基本上統一後,蔣介石企圖在軍隊中排斥共產黨人,周恩來與陳延年、鮑羅廷商量,計劃予以回擊,但遭到陳獨秀的反對。
11月莫斯科中山大學創辦,為中國革命培養了許多幹部。1930年秋停辦。
11月23日張繼等國民黨右派在北京西山開會,形成“西山會議派”。
1926年
1月1日—19日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代表占很大優勢,這次大會決定進一步地貫徹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給參加西山會議的右派分子以黨紀製裁。在會後建立的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共產黨員幾乎全部掌握了關鍵部門的領導權。但由於陳獨秀、張國燾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采取妥協退讓政策,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選舉中,右派分子占了絕對優勢,為蔣介石篡奪國民黨中央的領導權造成了有利條件。
2月17日—3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召開第六次擴大全會,會議強調了聯共(布)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中國共產黨代表蔡和森、李立三以及鮑羅廷、維經斯基等出席了會議,會後蔡和森留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會議討論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任務,通過了《中國問題》決議案。會議期間(2月24日)發表《抗議英國封鎖廣州的決議》,聲援省港罷工鬥爭。在這次會議上,中國國民黨被接納為共產國際同情黨參加了會議。蔣介石成為共產國際主席團名譽委員。
2月21日—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確定從各方麵準備北伐戰爭的方針。
2月—3月布勃諾夫率領聯共(布)觀察團來中國,考察南方及馮玉祥軍隊情況。廣州發生“中山艦事件”時,他們參與了“中山艦事件”的解決工作,並把有關報告帶回國,認為中共和蘇聯顧問不應過分幹涉國民黨軍隊和將領,忽視了資產階級奪取革命領導權的危險,此報告對共產國際及蘇聯對華政策有很大影響。
3月18日“三一八”慘案發生。北方革命形勢遭受極大破壞。
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製造“中山艦事件”。毛澤東等主張給蔣介石以堅決回擊,但陳獨秀、張國燾等主張妥協退讓,共產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第1軍。季山嘉被迫回國。5月,加倫將軍二次來華接替季山嘉重新擔任首席軍事顧問。
3月23日馮玉祥抵庫倫,轉赴莫斯科訪問,加拉罕也被段祺瑞執政府驅逐回國。
4月29日鮑羅廷返粵,5月初與蔣介石會談多次,為了維持合作繼續向蔣介石讓步,接受蔣介石限製共產黨在國民黨內活動的建議。
5月15日—22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限製共產黨活動案”(即《整理黨務案》)。中共中央派張國燾、彭述之指導出席這次全會的中共黨團。張國燾按照他同陳獨秀商定的讓步方針,接受《整理黨務案》。於是,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辭職,以蔣介石為首的右派分子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和中央黨部的各部部長。隨後,蔣介石又通過國民黨中央任命自己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6月初維經斯基第五次來華。此行主要目的是糾正共產黨人中日益脫離國民黨的趨向。11月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全會前又返回蘇聯。
7月北伐正式開始。中共四屆三中全會召開,貫徹共產國際執委第六次擴大全會決議。
8月底達林第三次來華,參加北伐。
9月17日獲得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援助的馮玉祥所部國民軍在北方響應北伐。
10月共產國際來信,要求暫緩發展農民運動,以保障“北伐”。
11月22日—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委召開第七次擴大全會,全會撤銷季諾維也夫的共產國際主席職務,布哈林成為新建立的政治書記處的書記之一,實際領導共產國際的工作。中國革命問題是會議討論的中心,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譚平山出席了會議並作了報告,邵力子則代表國民黨出席了全會,全會通過了《中國情況》的決議。指出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強調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但反對退出國民黨,決議對於“三二〇”事件隻字未提。會後派羅易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會議根據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作出了一係列放棄革命領導權,輕視土地革命的錯誤決議。蘇聯代表鮑羅廷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也讚同這些決議,助長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繼續發展。
斯大林從1926年底至1927年8月發表了一係列關於中國革命的講話和文章,如《論中國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1927年5月24日)等等,提出了“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兩個革命巨流的彙合”,“民族問題,實質上是農民問題”,“武裝革命反武裝的反革命,是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之一”等論斷。但是,對於處於關鍵時期的中國大革命,在無產階級如何爭取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如何開展土地革命和共產黨領導的獨立的武裝鬥爭等問題上,缺乏及時的、具體的正確指導。
1927年
1月共產國際代表達林返回蘇聯,結束他三度赴華的使命。
2月16日共產國際駐中國首席代表羅易抵達廣州。譚平山等同行。4月2日羅易到達武漢。羅易的赴華使命是貫徹共產國際第七次執委擴大全會關於中國土地革命政策,以爭取中國革命勝利,把中國革命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2月米夫首次來華,訪問廣州、上海、武漢等地,6月回國。
3月10日—1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舉行。鮑羅廷參加了會議。會上中共代表聯合國民黨“左”派同右派進行鬥爭,通過了進一步推動革命運動,維護“三大政策”的決議。
4月6日張作霖的奉軍及北京軍警搜抄蘇聯使館等處,逮捕李大釗等60餘人。4月28日李大釗遇害。4月29日、5月1日,共產國際兩次發表抗議聲明。5月19日,蘇聯使館人員撤離中國。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4月13日—16日在武漢召開中共中央全會,討論繼續北伐還是進行土地革命的問題,鮑羅廷和羅易發生爭論。16日周恩來等致電中央,建議東征討蔣。會議通過鞏固根據地,采取防禦蔣介石的軍事行動的決議。但兩天後被撤銷。19日,武漢政府繼續誓師北伐。
4月27日—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等出席了大會。大會貫徹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精神。強調土地革命、無產階級領導權等問題。在國民黨關係上,認為蔣介石背叛後的國民黨轉變為工農、小資產階級三個階級的聯盟。並提出建立新的革命軍隊的主張。
5月17日夏鬥寅叛變。
5月21日馬日事變、許克祥叛變。
5月18日—30日共產國際執委召開第八次全會,討論了中國革命形勢,通過《中國革命問題決議案》。要求中共進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武裝。共產國際發出致中共“緊急指示”。
6月羅易將共產國際“緊急指示”電文交給汪精衛。月中,寧漢合流。
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成立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陳獨秀停職。
7月13日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發表對政局的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反動罪行,撤退參加國民黨政府的中共黨員,但提出不放棄國共合作。
7月14日共產國際發布《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中國目前形勢的決定》,再次強調土地革命、武裝鬥爭,並指出中共領導犯有政治錯誤。隨後派代表羅明那茲來華。
7月15日汪精衛等控製的武漢國民黨中央悍然舉行“分共會議”,隨後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大屠殺,大革命失敗。
7月23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抵達漢口。
7月26日中共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在武漢召開,出席會議的有瞿秋白、羅邁、張太雷、張國燾等,羅明那茲、加倫和範克參加會議。會議討論南昌暴動問題時羅明那茲傳達國際電報申言:如有成功把握可舉行暴動,否則不可暴動,可把部隊中的共產黨員退出轉往農村;俄國顧問不參加暴動。加倫發言表示如果張發奎同意回師廣東不強迫共產黨人退出他的部隊,就不必舉行暴動了。會議決定推派張國燾前往南昌傳達國際指示精神。張國燾借國際指示反對南昌暴動。
7月27日鮑羅廷、維經斯基等共產國際代表、蘇聯顧問140餘人回國。
7月28日斯大林發表《時事問題簡評》,認為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中國革命的失敗,就其程度說來,可能類似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遭到的失敗”,“也許經過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漲”將會到來。他批評了把國際經驗“公式”化、“機械地搬用”的錯誤。
8月1日南昌起義。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武裝力量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的第一槍,它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為全國人民樹立了一麵鮮明的堅持革命武裝鬥爭的旗幟,蘇聯顧問特羅庫馬寧參加了暴動。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為會議起草了決議,會議製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最主要的任務。
8月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和蘇聯顧問加倫將軍離華返回蘇聯。
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瞿秋白領導下召開了擴大會議,通過了“左”傾盲動主義的《中國現狀與共產黨任務決議案》。
11月羅明那茲返回蘇聯參加聯共(布)十五大。會上羅明那茲和米夫就中國革命問題進行了爭論。
12月11日廣州起義。共產國際代表諾伊曼參加起義領導工作。共產國際充分肯定這次起義。
12月14日南京國民黨政府與蘇聯斷交。
1928年
2月9日—25日共產國際執委召開第九次全會。中共代表向忠發、李震瀛等出席會議。全會通過《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它標誌著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政策的轉變。決議批判了羅明那茲散布的“不斷革命論”觀點和瞿秋白的盲動主義,分析了中國革命形勢和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決議把反對民族資產階級與反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並提;看不到中國革命低潮下必須積蓄力量和革命鬥爭的長期性;強調反右傾;對已經出現的“左”傾嚴重性估計不足;對於中國正在興起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和遊擊戰爭的戰略意義不理解,指責說:“必須反對對於遊擊戰爭的溺愛,反對沉溺於散亂的、不相關聯的、必致失敗的遊擊戰爭(這些危險在兩湖等處曾經出現過)。”4月間,決議傳達到中共,黨中央發布通告,號召全黨全力糾正黨內盲動主義。
5月3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濟南慘案”,殺死殺傷中國軍民1萬多人,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加深中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的嚴重步驟,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表宣言,號召全世界工人“用新的力量來擁護中國的革命,反抗強力瓜分中國!”
6月18日—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在斯大林親自過問下,布哈林、米夫直接參與了主持大會的工作。大會以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會決議為根據,討論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鬥爭策略等一係列重大問題,指出:“中國革命現階段底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前的政治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中國革命的總任務不是進攻,而是爭取群眾,準備暴動。”大會製定了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革命綱領,並批評了盲動主義的錯誤。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大會的缺點是對中間階級的作用、反動勢力內部的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對策,特別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意義等問題認識不足。大會決定派遣代表常駐共產國際。1928年至1930年中共代表是瞿秋白、張國燾。
7月17日—9月1日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召開。出席大會的中國代表有瞿秋白、張國燾、周恩來、蘇兆征等29人(其中有表決權的代表20名),是大會最大的代表團之一。大會全麵地討論了中國革命問題,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製定了中國革命的鬥爭策略。大會對於共產國際和中共黨內關於中國大革命失敗與共產國際政策關係的辯論作了結論,說:中國大革命的失敗“整個說來,錯誤並不在於基本的策略方針,而在於政治行動和中國實際執行的具體路線”。大會提出了“第三時期”理論,認為國際工人運動現在已經進入第三時期,即所謂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這個時期內資本主義各國矛盾加深,階級鬥爭愈來愈激烈,將出現革命高潮。大會過高地估計了革命力量。大會還認為右傾是當前的主要危險。同共產國際第九次執委會一樣,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三大敵人之一。
11月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展情況說:“朱、毛在湘贛邊界所影響之贛西數縣土地革命確實深入群眾”,中央已號召各革命根據地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學習。共產國際不懂得中國農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意義,對於中共中央的報告,直至1929年6月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才順便提到“朱、毛遊擊隊伍,雖然反動勢力三番五次企圖撲滅他們,可是他們不但能夠保存自己的幹部,並且最近在福建省還取得了許多勝利”。他們所希望的是城市武裝暴動,認為“南方的綿延不斷的遊擊戰爭—這便是革命潮流中的一個支流”。指示中共“必須集中注意編成和鞏固紅軍,以便在將來依靠軍事政治的環境,而能夠占領一個或幾個工業的行政的中心城市”。
1929年2月8日
共產國際發給中共《關於政治形勢與目前任務》的信,6月又發來《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關於農民問題的信》,敦促中共積極執行國際路線,再次強調必須開展反右傾鬥爭;反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同時,反對民族資產階級;把中立富農的政策轉變為反對富農的政策等等,“左”傾調子有增無減。中共中央接到共產國際指示後,分別於5月15日和9月1日,通過《中共對國際2月8日關於中國共產黨應針對目前形勢怎樣正確地運用六次大會和國際大會的正確路線的決議》和《接受國際對於農民問題之指示的決議》,號召全黨努力貫徹國際路線。
7月中東路事件發生,這是轟動一時的重大政治事件。共產國際認為這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步驟,誇大進攻蘇聯的危險性,要求中國革命服從蘇聯的利益,提出“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變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革命戰爭”。中共中央旋即通過決議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成為中國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務”的號召。
7月3日—1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召開第十次全會。中國共產黨代表瞿秋白、陸定一、王若飛等出席會議,瞿秋白作《共產國際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演說。全會認為中國革命“高潮的條件無疑正在成熟,在這個高潮中必將建立起蘇維埃作為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機關”。全會作了關於布哈林的決議,撤銷了布哈林在共產國際的職務。共產國際要求中共也跟著反右。
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題的信》,來信不承認中間派勢力的存在,認為中間勢力“是妨礙工農革命運動底向前發展的主要危險”,要集中力量“揭露國民黨一切派別”,“使大家知道它們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來信要求中共繼續反右,並提出中國革命已經進入全國危機時期。
1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開除陳獨秀等人決議案。決議指出:由於陳獨秀“反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整個的黨之一貫路線”,決定“開除陳獨秀黨籍”。1930年4月周恩來離滬經法國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共自六大以來的情況和黨內存在的爭論。
5月毛澤東發表《反對本本主義》的文章,文章針對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傾向指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
1930年前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王明、博古、王稼祥、張聞天等陸續回國。王明回國後,在《紅旗》上發表了不少“左”傾教條主義的文章。
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對於中國革命形勢、性質和任務等提出一整套的錯誤主張,從而使以冒險錯誤為特征的“左”傾錯誤再一次統治了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過高估計,第三時期理論一再強調反右傾以及混淆革命階段的三個敵人的觀點等,是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的重要內容和直接來源。
7月23日共產國際通過《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批評了李立三在形勢估計、群眾工作、革命轉變等問題上的錯誤,但批評是不徹底的,在這種不指名的批評同時,繼續宣揚“左”的觀點。
8月共產國際來電指示中共中央停止暴動計劃,並委派瞿秋白、周恩來回國糾正李立三錯誤。8月中、下旬,周恩來、瞿秋白先後抵達上海。8月間,共產國際發布一係列決議:《國際對於中國農民問題決議案》、《國際對於中國蘇維埃問題決議案》、《共產國際東方部關於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草案》、《共產國際東方部關於中國共產黨在職工運動中的任務提綱草案》、《共產國際東方部關於中國蘇區土地農民問題決議草案》等,繼續強調右傾是主要危險和反對富農等觀點。
9月24日中國共產黨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議在瞿秋白、周恩來等主持下進行。會上,周恩來做關於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會議批評了李立三的錯誤,停止了李立三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決定恢複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至此,就在中共中央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統治。
10月共產國際發布《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批判立三路線的錯誤及其危害。十月來信對立三錯誤的批判逐步升級,把李立三“個別問題上的策略錯誤”升級到與共產國際根本對立的“政治路線”錯誤,並批評中共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錯誤。來信特別憤激地寫道:“立三同誌公然說共產國際不知道實際情形,說中國的情形是例外的,說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革命發展的趨勢。他公然敢於把對共產國際的忠實態度拿來和對中國革命的忠實態度對立……”來信號召:“中國共產黨的全體黨員給這種反共產國際的立場以致命的回擊”。中共中央接到10月來信後,於12月23日通過《中央第96號通告—為堅決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與調和主義號召全黨》,通告指出:“立三路線是用‘左’傾空談,掩蓋著右傾消極,……反立三路線反調和主義,必須在執行國際路線的基礎上真正實行實際工作中的轉變”。11月,李立三赴莫斯科學習、勞動,1946年回國。
11月1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會議上做批判立三路線的報告,明確指出:“我們要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不僅是複述國際的路線,而必須對立三路線有徹底地揭發與批評。”
1931年
1月7日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上,王明等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指使下,打著“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提出一整套比李立三的冒險錯誤更“左”的錯誤觀點。全會認為“立三同誌反共產國際的路線”,“立三路線完全和共產國際的路線互相矛盾,不過是在‘左’傾的掩蓋之下的機會主義和對於實際上真正革命的去組織群眾的任務的機會主義錯誤。……立三同誌依仗了這樣絕對錯誤的路線,實行了反共產國際的鬥爭。不服從國際的紀律,而用共產國際的‘左’右叛徒的理由來說共產國際不知道中國情形,不能領導中國革命”。決議還說,“擴大的四中全會完全同意共產國際最近來信”,全黨必須“不可延遲的”“實行共產國際的一切指示”。在米夫圈定下王明等人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從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統治全黨達4年之久。
2月20日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1929-1930年中共中央駐國際代表團行動問題的決議》。決議指責瞿秋白、伍豪“對國際路線的接受采取兩麵派的態度”和“對於國際代表也表示極不尊重的態度”。這是把國際決議神聖化的又一表現。
3月25日—4月13日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召開,中共代表劉祥等在會上發言。全會認為中國“深刻的革命危機正在迅速地成熟著”,“中國蘇維埃運動使整個殖民地世界都革命化”了,對革命形勢作了過高的估計。全會繼續強調反對右傾。中共根據全會精神作了《中共中央接受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總結的決議》,要求全黨“集中火力反對右傾”、“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與反對武裝幹涉蘇聯而戰”。
8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布《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案》,全麵肯定並批準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路線,它說:“四中全會,使中共在繼續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上向前進了一大步”。決議強調中共必須開展“反對目前階段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決議對形勢的分析、革命任務和鬥爭策略等方麵,仍然堅持“左”的觀點。
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沈陽,因而激起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也開始改變政治態度,要求蔣介石國民黨停止反共內戰政策。共產國際發表宣言號召全世界工人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而鬥爭,強調指出日本侵占東三省是“想把中國變為將來對蘇聯作戰的許多根據地之一”,要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保衛蘇聯。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繼續推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政策(實質上即國際路線),誇大日本進攻蘇聯的可能性,忽視中間階級(層)的抗日民主要求,對當時的抗日民主運動未能給予正確的領導。
10月王明去蘇聯,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11月初在中共中央代表團主持下,中央蘇區黨組織在瑞金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集中火力反對右傾”,會上批判毛澤東的“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開始排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
11月7日—20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全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
1932年
1月28日日本侵略軍在上海發動進攻,中國駐軍第十九路軍奮起反抗。共產國際於2月5日先後發出指示和宣言,除繼續強調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保護全體勞動者的祖國蘇聯!”外,要求中共努力在抗日軍隊中爭取士兵群眾,反對“一切賣國的軍官”、“利用蔡廷鍇與這些軍官的一切反對民眾的具體行動,與他們出賣的企圖,去爭取群眾”。“左”傾教條主義的領導者拒絕同讚成抗日的反蔣各派勢力進行聯合。
3月王明1930年底寫作的《兩條路線鬥爭—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小冊子,改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在莫斯科再版。這本小冊子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代表作和總綱領。事實上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是國際路線的翻版。這一點王明並不諱言,他說:小冊子是根據“當時發表的國際幾種決議材料寫的”,“小冊子的內容,與國際路線沒有原則上的任何不同”。共產國際對王明的這本小冊子倍加讚賞,把它列為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共黨史主要教材。王明也有恃無恐,1940年3月還在延安印行,當作幹部學習材料。
5月1日共產國際“五一”宣言,號召全世界工人和被壓迫者“拒絕向日本運輸任何軍械和軍需,以反對日本搶劫中國的戰爭”。
7月中旬為抗議國民黨當局判決牛蘭無期徒刑,上海工人、學生遊行示威。牛蘭為泛太平洋職工協會秘書處上海辦事處秘書,1931年6月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英國巡捕逮捕移送國民黨當局,經中外各界人士營救,抗戰前夕獲釋。
8月27日—9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二次全會召開。中共代表王明、洛甫分別在會上發言。會議重申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侵略蘇聯的危險性,指示中共努力“在群眾反帝鬥爭中廣泛而徹底地運用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在爭取中國獨立、統一和完整中,反對一切帝國主義”。
1933年
1月德國希特勒法西斯上台,世界形勢發生重大變化。
1月初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被迫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當時,黨的白區工作由於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和王明的“左”傾錯誤,革命力量遭受到極大損失。
2月中共蘇區中央局繼續開展反右傾鬥爭,在福建開始了反對所謂“羅明路線”的鬥爭,不久批判所謂江西的“羅明路線”,打擊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9月間又批判瞿秋白的右傾機會主義。翌年1月的第六屆五中全會繼續反右傾,對堅持正確意見的同誌進行“無情的打擊”、“殘酷的鬥爭”。
9月共產國際代表李德由上海繞道汕頭到達瑞金,擔任中華蘇維埃政府軍事委員會顧問。他不懂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規律,不接受毛澤東等同誌的正確主張,完全拒絕紅軍血戰史的經驗,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在防禦中,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主張分兵把守,“短促突擊”;在戰略轉移時又犯了逃跑主義錯誤,這樣,在博古和李德領導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受到極嚴重的損失。
11月20日福建事變發生,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和陳銘樞、蔣光鼐等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由於中共中央繼續推行“下層統戰”政策,對於中間派別實行“左”傾關門主義,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得不到應有的援助,在國民黨蔣介石的進攻下,加上內部不團結,終於於翌年1月失敗。
12月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三次全會召開。會議譴責“美國、日本和英國帝國主義,站在國民黨背後,幫助對著中國唯一的人民政權—中華蘇維埃舉行第六次‘圍剿’”(按:即第五次“圍剿”),“號召共產國際一切分部、全世界工人和勞動者,以極大的犧牲精神來保護蘇聯,去反對帝國主義者底反革命陰謀,來保護中國革命及其蘇維埃政權,使之不受帝國主義的武裝幹涉。”決議還提出把蘇維埃政權建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並在經濟方麵提出“左”的政策。王明、康生出席會議並分別作《中國現狀與中央任務》、《非蘇維埃中國內革命運動底發展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發言。
1934年
1月中共臨時中央召開六屆五中全會,錯誤地斷定中國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是中國“革命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使“左”傾錯誤發展到頂點。
4月季米特洛夫當選為共產國際政治處書記,5月23日當選為主席團成員,開始擔任共產國際主要領導人職務。
4月—7月李德化名華夫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機關刊物《革命與戰爭》上,連續發表《短促突擊的戰例》、《革命戰爭的迫切問題》、《論紅軍在堡壘主義下的戰術》等八篇文章,反複宣揚“短促突擊”的保守主義戰略戰術。
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暫時中斷電台聯係。李德隨軍長征。
1935年
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會議還取消了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會後派陳雲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會議情況。
7月25日—8月20日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出席大會的中共代表有王明、康生、吳玉章等。大會聽取季米特洛夫《法西斯的進攻和共產國際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而鬥爭的任務》、皮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報告等並通過相應的決議。大會批評了相當長時期來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提出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政策,這是共產國際政策的重大轉變。大會還指出了共產國際工作中“把一國共產主義經驗機械地搬到別國共產黨中去”,“把共產國際最強支部的當前任務,也同樣的向弱小的共產黨提出”的教條主義和對各國黨幹予過多的傾向,規定共產國際要根據各國具體情況和特點指導各國革命,一般不直接幹預各支部的內部事務。大會高度評價中國共產黨的鬥爭,讚揚“中國共產黨是英勇鬥爭的模範”,“紅軍主力在朱德及毛澤東指揮之下的長途西征,……證明中國紅軍是具有中國任何軍閥軍隊所不能擊破的高度的覺悟性、超人的堅忍性與戰鬥性的軍隊”。大會批準了中共提出的建立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大會對於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戰略意義等認識和論述都不夠。大會選舉季米特洛夫為共產國際總書記,選舉王明、毛澤東、張國燾、周恩來為共產國際執委,康生、秦邦憲為候補執行委員。
8月1日在共產國際七大上,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審批了由王明起草的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該宣言在巴黎中文報紙《救國報》上刊登,10月份傳到中國國內。
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勝利完成二萬五千裏長征。
11月底負有傳達共產國際七大使命的林育英隻身回到陝北根據地,他向黨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精神。隨即,中共中央於12月25日召開政治局會議(瓦窯堡會議),會議通過《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製定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開始糾正關門主義傾向,組織千千萬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麵決議不點名地批評了王明等人“由於不會把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主義活潑地運用到中國的特殊的具體環境中去,而把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主義變成死的教條”的錯誤。
1936年
4月初王炳南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派遣,回國爭取楊虎城聯合抗日,到西安見楊,楊表示接受共產國際建議,並留下王炳南做政治工作。
12月12日西安事變。
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中共中央發出了由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簽署的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電報,內稱:“針對你們來電,建議你們采取如下立場:一、張學良的行動,無論其動機如何,客觀上隻能有損於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鼓勵日本的侵略。二、既然事變已經發生,中國共產黨就應考慮到以上情況,並堅決主張在以下基礎上和平解決事變。1.通過吸收抗日運動的若幹代表及擁護中國完整、獨立的人士參加政府的方式改組政府;2.保證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3.停止圍剿紅軍的政策,並在反對日本侵略的鬥爭中與紅軍合作;4.同那些同情中國人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國家合作。”
12月23、24日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與張學良、楊虎城以及蔣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共同談判並達成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協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長征結束後,中共中央派往共產國際的代表鄧發到達莫斯科。
1937年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四項保證”。其後,中國共產黨派出周恩來、葉劍英與國民黨談判。
3月西路軍失敗。3月27日—3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延安會議),批評張國燾的錯誤。3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翌年4月,張國燾叛黨。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後得到共產國際批準。
7月7日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麵爆發。
7月—8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學院講哲學,撰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文章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總結了黨的曆史經驗和教訓,揭露了“左”右傾、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指出不應把俄國革命經驗“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到處硬套”,目前“應當以掃除教條主義為主要目標”。
8月中共中央洛川會議,確定全麵抗戰方針。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隨後向國民黨政府提供大量援助。
9月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中共合法地位,聯蔣抗日局麵最終形成。
11月王明、康生等回到延安。年末,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陸續回國。共產國際指定年初來蘇的王稼祥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12月9日—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係統地提出右傾錯誤主張。經過毛澤東等同誌的抵製,王明的錯誤意見並沒有形成決議。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報告的決議》,肯定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和季米特洛夫同誌的幫助。
年底,鄧發回到新疆。
1938年
年初任弼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4月,任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共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情況。
6月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作出《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線,但也反映了以國民黨抗戰為主的傾向。
9月中國共產黨中央代表團在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會議上宣讀聲明,宣布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決定》“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聲明》號召國際無產階級、共產國際各支部,以及一切民主與和平人士用一切方法支持中國抗戰。在這一號召下國際援華運動展開。
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和季米特洛夫意見。國際認為中國共產黨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尤其是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指示:“應該支持毛澤東同誌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爭領導人了。”
9月29日—11月6日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會上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全會通過《中共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大會批準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全會強調全黨必須自上而下地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經驗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反對教條主義傾向。
1939年
3月曼努意斯基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作《國際形勢與反法西斯運動》報告,報告說:“中國的抗戰,這是曆史上半殖民地國家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武裝部分”,“它有豐富的組織廣大遊擊運動的經驗”,“中國共產黨的優秀人物—毛澤東和朱德,是政治領導者和天才將領品質俱優的人物”。
5月1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表“五一”節宣言,指出“中國人民進行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好像獅子一樣”。號召“全世界的工人們……要供給中國軍需品和信用貸款”。
6月周恩來、鄧穎超去蘇聯,李德同行。周恩來參加共產國際工作。
12月20日毛澤東發表《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翌日,延安各界舉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
1940年
1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之前,他還撰寫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理論著作這些論著表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線和政策已經形成了完整的體係,標誌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成熟和發展。
3月周恩來、鄧穎超、任弼時等人回國,從此中國共產黨未再向共產國際派駐代表。
5月1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布“五一”節宣言,再次揭露日本侵略者想把中國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的陰謀,號召全世界工人階級進一步統一起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秋,蘇聯政府派遣崔可夫出任駐華武官和蔣介石的總軍事顧問。臨行前斯大林向他交代任務說:“中國共產黨中的民族主義傾向相當嚴重。在中國共產黨隊伍中國際主義團結發揚得很不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要成為反侵略鬥爭的領導者,還顯得太孱弱。……蔣介石可以輕而易舉地聯合日本人來反對共產黨。……由於有我國的援助和英美盟國的援助,蔣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長期拖住它。”他還對崔可夫說:“您的任務不僅是幫助蔣介石及其將領們學會使用我們提供的武器,而且要使蔣介石樹立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您的任務,我們駐華全體人員的任務就是要緊緊束縛日本侵略者的手腳。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
1941年
4月蘇日中立條約簽訂。承認偽滿政權,換取日本中立。
6月22日德國法西斯向蘇聯發動侵略戰爭。翌日,中共發布《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指示,提出“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合作,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即用此以援助蘇聯”等援助蘇聯抗擊意、日、德法西斯的三項任務。
6月蘇聯同美國簽訂《蘇美關於進行反侵略戰爭中實行互助諸原則的協定》。
7月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指示:在目前條件下,不管是否帝國主義國家或是資產階級,凡屬於反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蘇聯和中國的,都是好的,正義的。一切國家的反德、反日戰爭都不是帝國主義性質,是正義戰爭,我們均應聯合。目前已進入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大陣線鬥爭的新時期。這個基本觀點,要求全黨同誌了解。
7月13日蘇聯和英國簽訂了《蘇英關於在對德國戰爭中共同行動之協定》。
7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中央1941年7月政治情報》中指出:法西斯德國進攻蘇聯與蘇聯保衛祖國的反德戰爭,是目前世界政治轉變的樞紐。7月13日訂立的蘇英協定,更將是整個國際聯合的樞紐和反法西斯勝利的保障,今後世界政治將環繞這一協定而支配著一個曆史的時期。日本在做進攻蘇聯的準備。我們的任務是盡力拖住日本,如果日蘇戰爭爆發,則是配合蘇聯作戰,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今天國際形勢的主要變化,特別是蘇英協定和蘇美協定,都在推動中蘇關係的進步與國際關係的好轉。我們的任務是在於促進這種進步與好轉。
7月15日重慶中蘇文化協會召開“蘇德戰爭與中國外交”座談會。到會三百多人,並有蘇聯友人列席。會上認為蘇德戰爭是世界性的,是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國家和弱小民族聯合反法西斯的戰爭。蘇聯作戰目的正義崇高、參與國多、兵力強,持久下去,德國必敗。中國應趁日寇舉棋未定之時,加緊反攻,使這一侵略預謀加速崩潰。
7月30日毛澤東致黃克誠並劉少奇電:蔣介石的密使何應欽進行反共宣傳,其用意不外是準備輿論,便於日本進攻蘇聯時,有理由迫我黃河以北,……如日冒險攻蘇、蔣迫我北上,我們的方針不變。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軍事上,在武器未改變前,仍是與敵人無時間的、不冒險亦不消極的、長期遊擊戰爭,華中、山東部隊決不北上。對蔣之進迫,則取自衛政策。
8月14日羅斯福、丘吉爾發表大西洋憲章,宣布不承認德國納粹領土變動。蘇聯表示同意。
9月29日—10月1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舉行會議,簽訂了三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采取聯合行動的協定書。
9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檢討了黨在曆史上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政治路線問題。肯定了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段曆史中所犯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是政治路線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