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說的“那時”，其實，是五十多年以前，可你聽聽那口氣，似乎就是在昨天。那一雙用手帕做的鞋子，我當然是沒法記住了。但是，後來當我的兒子出生時，老人仍做了一雙。隻是，這時的孩子已不同於先前，未“落草”前一切都準備停當了，手帕軟鞋也就沒有穿過。
我記得穿鞋，已是遍地亂跑的年歲了。印象最深的是一雙老虎鞋，黑布麵的，紅布貼了那嘴巴、那鼻子、那眼睛，又用黃線一針針繚上。嘴邊還有黃線繃的虎須，嘴裏亦有白布卷的虎牙。遠遠一看，活靈靈一個虎仔。我愛穿那鞋，每有鄰人來逗玩，總會翹起虎鞋說：“咬！咬！”鄰人便故意裝出怕了的樣子，雙手捂著臉，連說：“好害怕呀！”然後，一通笑鬧，當了序幕，正戲便是大家樂嗬嗬圍在一起說些家長裏短。
虎頭鞋穿完，我的幼兒時期也就結束了。直到上小學、上中學，都是媽媽做鞋。我上小學，每天來去要走四五裏地；上初中，到了一座遠在２０裏開外的鎮子去。周六下午跑20裏地回家，周日下午又跑20裏地上學。那時交通不便，來去都靠雙腿。少年時代，最費的便是鞋，差不多兩個月就得穿破一雙。
媽媽說：“吃鞋一般，壞得這麼快。”記憶中，媽媽手中總是拿著一雙鞋底在納。有時，半夜睜開眼，一看，媽媽還在油燈下一針針納鞋。麻繩在搖曳的燈光下一閃一閃，隨著鞋針，在鞋底兩麵穿來穿去，發出喳喳的聲響。每納三四道，媽媽就要在頭發上擦一下針。那時，我暗暗下了決心，要好好讀書，將來掙錢買鞋，別讓媽媽總點燈熬夜地受累。媽媽卻常說：“兒啊，快長大，掙錢不掙錢事小，娶個媳婦給你做鞋，替替媽也好。”所以，我打小就知道，娶媳婦幹啥？做鞋！
媽媽不用量我的腳，做的鞋總合腳，走路不央不擠，不傷腳。我至今腳上沒雞眼，沒腳墊。當兵時，日行一百，夜行八十，一雙腳不疼不酸，都得感謝媽媽做的鞋。
穿媽媽做的最後一雙鞋，是大學二年級了。媽媽做了一雙“衝福尼”麵的新布鞋，到學校來送給我，硬要我當著同學們的麵穿上試一試。我穿上走了幾步，挺好。同學們都哈哈笑起來。我至今也沒明白他們為什麼要笑。媽媽看我的同學，有穿皮鞋的，有穿運動鞋的，一個個洋氣得很。大約從那次之後，她手頭再緊都要給錢讓我買鞋穿。
一眨眼，幾十年過去了，我老了，媽媽更不用說。有次我說：“媽媽，再做一雙布鞋給我穿。”老人盯了我半晌說：“你是說胡話吧！眼看不見針，手拉不動線。做鞋可是力氣活兒呀！年輕時，不在乎。那時，夜夜做鞋供你們父子穿，為拉動線繩子，這手掌上勒下深深的槽，幾十年都沒長平。”
有時，我想，要是能把一個人打小到老穿舊的鞋子收集在一起，那該多有意思。不同尺寸，不同樣式的鞋，真真切切記著人一生的曆史。正是穿了這些鞋，你一步一步走了過來。一雙鞋，就是一段有頭有尾的故事，就是一段有血有肉的記憶，其間滲透著動人心魄的情感。人啊，和這個世界交往的過程，就是鞋底和地球摩擦的過程。履痕，就是人生的軌跡。我母親學海豹叫
——海明崴
我小時候，母親是我的大包袱。她與眾不同。我最初到別的孩子家串門子的時候，很早就領會到這一點。到了別人家門口，那家母親開門的時候，總會說些合情合理的話，例如“擦擦你的鞋底”，或者“你別把這種垃圾帶進屋裏”。
但是在我們家，你按了門鈴，投信口會打開，一個尖細的聲音告訴你：“我是這裏的老妖怪。”或者會用甜蜜的假嗓唱歌。
別的時候，門會打開一條縫，我母親蹲到齊我們眼睛的高度，對我們就：“我是這裏新來的小女孩，請你等一下，我去喊我母親來。”接著門會開上一秒鍾，我母親就現出了平常的個子。“哦，哈羅，小姑娘，”她總是那麼說，“我沒想到你們在這兒。”
我的新朋友會帶著“這是什麼鬼地方”的神色轉身朝我看，那一刻很可怕，我體會到打開壁櫥，迎麵撲來是什麼滋味。“媽，”我會大吼抗議，但是我母親絕不承認她是原先開門的那個小女孩。“你們這些小姑娘在跟我開玩笑，”她說。我們結果隻好承認有個小姑娘“開過”門，而我們真正的意思是說，“並沒有”任何小孩開過門。
這種事把人搞得非常窘迫。而且與眾不同。那才是吃不消的部分。她跟別的母親不同。
就如地下室的海豹。我們在房子外麵，我母親在地下室洗衣服或熨衣服的時候，我們常會聽到歡欣的動物叫聲從那下麵傳出來。母親的解釋是，那是我們的海豹。每星期五，她大張旗鼓，打開紙包，取出給海豹吃的魚(那條末了總是上了家裏的餐桌)。雖然一夥孩子無數次急急忙忙衝到地下室，想捉到那隻海豹，這隻畜生總是“剛剛搭麵包店送貨車出去兜風了”，或者“在上遊泳課”。
這隻海豹很聰明，會用叫聲回答問題，一聲表示“對”，兩聲表示“不對”。畜生的名氣不久四播。周圍好幾個街區的孩子都跑來在我們地下室窗口問那隻海豹問題。海豹總不辜負孩子的好意，叫幾聲。
別人指出我就是養那隻海豹的女孩子，弄得我很難為情，但是我母親碰到這種場合卻應付自如。常常會有一大群小男孩一起擠在我家窗口，等叫聲。遇到這種情形，我母親會打開大門，高高興興地喊一聲：“哈羅，小姑娘。”
我母親對待大人也並無二致。她常常在招呼熟人的時候用一根手指頂住那個人的背，粗聲粗氣地說：“舉手。”成年人喜歡我母親，這是實情，不過我並沒有因此心裏就舒服。他們無所謂，她又不是“他們的”母親。
再說，他們也不必受那位“好奇觀察家”的罪。我母親常常跟這位隱形人談關於我們的事。
“請你看看我們的廚房地板好嗎，”我母親說。
“上麵全是爛泥，而你才剛把它擦過，”好奇觀察家同情地說，“你沒告訴他們用地下室的門嗎?”
“告訴了兩次囉!”
“你工作這麼辛苦，他們沒放在心裏嗎?”好奇觀察家希望知道。
“我想他們不過是忘記罷了。”
“那麼，假如他們肯拿水槽下麵的幹淨抹布把爛泥抹掉，將來他們就記得了。”好奇觀察家出主意。
立刻，我們就拿抹布去抹了。
那位好奇觀察家的語調非常公正，因此從來沒有人懷疑有沒有他這個人。明明有他這個人，觀察我們的家庭生活，注意我們的家庭問題，所以朋友從來不問：“你母親在跟誰講話?”卻隻問：“跟你母親講話是誰?”
我從來沒找到適當的答案。
幸好年紀大些，我母親人就更好些。不是她的年紀——是我的年紀。我差不多到十歲才初次發現，有位“與眾不同的”母親可能是件好事。
我們那條街盡頭兒童遊戲場有一簇高得怕人的樹。誰被人發現攀登這些大樹，好幾個街區的母親全會出來，大叫：“下來!你會跌斷脖子的!”
有一天，我們一群人正在樹頂枝椏上搖晃得頭昏眼花，我母親剛好經過那裏，發現我們視著晴空的身影。我們嚇呆了，但是她仰頭打量我們的時候，臉色叫人摸不清她的意思。“我沒想到你們能夠爬是那麼高，”她大聲說，“了不起!別跌下來!”接著就走了。我們默默地望著她，一直望到看不見她為止。然後有個男孩說出了我們大家心裏想說的話。“哇，”他輕輕地說。大家隨聲附和：“哇。”
從那天起，我漸漸注意到我們班上的同學常在回家以前到我家待一會兒；社團總是選在廚房裏開會；在家沉默寡言的朋友會跟著我母親哈哈大笑，跟她說笑話。
後來，我和我的朋友都靠母親的樂天幽默支持，應付青春期的危機。再後來，我和男孩子約會了，那些孩子都馬上認我母親做幹媽，十幾歲孩子在我家發瘋發狂，不僅絕不成問題，還討人喜歡，這真了不起。
認識我母親的人個個都喜歡她。許多人愛她。大家都稱讚她。不過我想，把她形容得最傳神的人不是很久以前高踞樹頂的那個男孩。
“哇，”他輕輕地說。
我隨聲附和：“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