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時期——法度天下1
明清兩代是我國曆史上的近世時期。明初統治者在重典治國的同時，強調“明刑弼教”，其實就是要加強普法宣傳和道德教育，使老百姓都知道法律，做到遵紀守法，提高道德素質。
清朝對法典不斷修訂，其中有些法律形式和立法及司法改革，可以從現代意義上進行充分解讀，不僅是我國近代法製的雛形，也對日本、朝鮮和越南的法製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我國近世時期建立的一係列再審、會審等製度，使法製體係進一步完善，法律功能進一步加強。
明朝立法思想和立法成就
明朝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的一個重要王朝，也是高度發展的君主專製中央集權國家。
明朝統治者在複雜的政治經濟形勢下，以重典治國和明禮教民為立法指導思想，繼承發展唐宋時期的立法成就，建立起一套更為完善的法製體係，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後世的清朝以及周邊東南亞諸國的法製發展。
明太祖朱元璋總結元朝綱紀廢弛，官吏貪縱而導致滅亡的曆史教訓，針對當時複雜的政治經濟形勢和不完善的刑罰製度，決定在實行重典治世的同時，把教化和鎮壓結合起來，禮法相輔而行。這種立法指導思想是封建法製長期發展經驗的總結和積累。
明太祖重典治國立法指導思想的形成，是由於他認定當時麵臨著一個經濟政治形勢錯綜複雜，內外矛盾交織的亂世。
因為明朝建立初期，起義農民和大量流民仍然存在，北元殘餘勢力還在不斷反抗，而且連年戰爭造成了經濟衰敗，統治集團內部也存在爭奪權力的鬥爭，這些都對明朝統治構成嚴重威脅。要消除這些威脅，就必須實行重典治國。
重典治國首先表現在重典治吏方麵。明太祖認為，元朝之所以滅亡，就是由於中央集權統治削弱，吏治腐敗。特別是隨著宋元以來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地主豪紳、貪官汙吏的盤剝和掠奪達到了瘋狂的程度，這也是激起農民起義的重要根源。因此，明太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達到強化中央集權統治的目的。
明太祖曾親眼目睹元朝官吏不體恤民艱，凡民間疾苦視之漠然，當時心裏非常憤怒。如今國家初立，務必嚴立法禁，凡遇官吏貪汙蠹害百姓，絕不寬恕。重典治吏是明太祖對曆代治國經驗的總結，是強化君主專製皇權的重要措施。
重典治國的另一表現是重典治民。明朝初年，由於土地和賦稅等問題沒有得到真正解決，為此，明初忠實執行明太祖的重典治民思想，嚴厲鎮壓犯上作亂者的反抗活動，企圖以此穩定統治秩序。
在推行重典治國的同時，明初統治者也從曆代經驗教訓中清醒地認識到，僅靠嚴刑峻法一味鎮壓，隻能取得一時成效，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為了保證明朝政權的長治久安，在采用重典治國思想的同時，明初統治者也堅持奉行禮製和刑律並用政策，曾明確提出“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的主張，強調將禮的預防犯罪職能與刑的鎮壓犯罪職能有機結合起來，以法律手段推行德禮教化。這是對西漢以來所形成的“德主刑輔”立法指導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鑒於宋元法律比較繁雜，既不利於普通百姓知法守法，也容易導致司法官員徇私枉法。因此，明初統治者要求立法簡單明了，便於實施，反對法律條緒繁多，以防止貪官汙吏出入人罪，即把有罪的人定為無罪，把無罪的人定為有罪。
與此同時，強調法律條文不必麵麵俱到，而應突出立法重點，集中發揮法律的作用。這些主張和措施對於宣傳普及法律，重建封建法製，鞏固統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上述立法思想和方針的指導下，明朝立法活動鋪展開來。在明朝修訂和創製的一係列法律法規中，《大明律》、《大誥》、《問刑條例》和《明會典》，代表了明朝法律的最高成就。
《大明律》是明朝基本法典，前後經過4個階段，即草創階段、更定階段、整齊階段和正式頒行階段，共曆時30年。
草創階段始於朱元璋稱吳王後。1367年，吳王朱元璋令左丞相李善長等製定律令，當年12月完成。這次編定律285條，令145條，合稱《吳元年律令》。
其中律承襲《元典章》體例，依六部順序編排，引起刑律體例的變化。《吳元年律令》頒布後，又編撰《律令直解》為其注釋，以便於百姓周知通曉。
更定階段始於1368年，止於1374年。明太祖稱帝後，命令4名儒臣會同刑部官員，每天給他講解唐律20條，作為修訂明律的參考。
1373年冬，下令刑部尚書劉惟謙等草擬《大明律》，至1374年2月成書，編目仍依唐律12篇，但將《名例律》放在最後，律文也增至606條。這是《大明律》的正式製定。
整齊階段始於1376年，止於1393年。明太祖命令大臣對《大明律》進行全麵整理修訂，將其改定為7篇，30卷，460條，又改《名例律》為首篇。經過這次整理修訂，《大明律》的篇章體例內容基本定型。
正式頒行階段是1379年。《大明律》曆經30年的更定和修改，最終完成並頒行全國。作為明朝的一代大法，明太祖曾下詔令子孫守之，假如群臣稍有更改，就要治以“變亂祖製”之罪。因此，《大明律》經這次正式頒行以後，繼任的明朝諸位帝王都沒有再對律文內容進行過修改。
《大明律》曆經30年的反複修改補充，扭轉了元朝落後的立法習俗，重新確立了中華法係的立法傳統，成為我國君主專製社會後期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成文法典。
《大明律》的主要變化和特點有二：一是簡明扼要。《大明律》全律共7篇，30卷，460條，是此前曆代法典中最簡明扼要的一部；二是變更體例。
《大明律》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的國家機關分工編目，改變了以往法典分立篇目的原則和傳統，是我國古代立法製度史上的一大變化，同時也體現了明太祖在官製改革中廢除宰相製後，利用立法手段強化君主專製中央集權的意圖。
《大明律》的反複修訂，反映出明初統治者非常重視立法，也代表了當時較高的立法水平。因此，《大明律》直接影響了清朝和東南亞各國的封建立法。
《大誥》是在製定《大明律》的同時製定的。在製定《大明律》的30年間，明太祖為了整頓吏治，警戒臣民，扭轉世風，還親自編纂並先後頒布了《禦製大誥》、《禦製大誥續編》、《禦製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等4編《大誥》。
《大誥》的誥文共有236個條目，由嚴懲臣民犯罪的典型案例、高於《大明律》效力的峻令，以及明太祖對臣民的訓導等內容所組成，主要規定了人們的行為規則和相應的法律後果，其中多數峻令有具體量刑標準，具備了古代刑事特別法規的基本特征。由於它是禦製聖書，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明初的重要法律規範。
《大誥》的主要內容是懲治貪贓官吏和害民豪強，最大的特點是法外用刑。與《大明律》相比，《大誥》有著明顯的區別：
一是用刑加重。《大誥》列舉的案例，絕大多數是輕罪重刑。有的犯罪在《大明律》中已有規定，但《大誥》則加重處以非常之刑。
二是法外處刑。《大誥》的許多規定，是《大明律》所沒有的。如幾位有氣節的文人，因應征不到、拒絕做官、不食皇糧，《大誥》即將其處死，並株連親屬。
三是酷刑繁多。《大誥》推行重典治國原則，規定了許多《大明律》所沒有的酷刑。
四是重典治吏。在《大誥》236條中，治吏之條占80％以上，有關懲治貪官汙吏和豪強作惡的案例尤多。明太祖試圖通過打擊貪官汙吏和豪強作惡，改善吏治狀況，強化專製統治的整體效能，通過治吏達到治民的目的。
《大誥》頒行時，明太祖宣告：
朕出是誥，昭示禍福，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
頒行《大誥續編》時，明太祖又進一步說：“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寶，發布天下，務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遷居化令歸，的不虛不。”頒發《大誥三編》時又重申：“此誥前後三編，凡朕臣民，務要家藏人育，以為鑒戒，倘有不遵，遷於化外，的不虛示。”
為了擴大四編《大誥》的影響，明太祖把它們列為全國各級學術的必修課程，科舉考試從中出題。奉其旨意，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則以違製論處。
《問刑條例》是《大明律》的子法律。由於朱元璋製定的《大明律》不可更改，在實行的過程中難免會存在著法律與現實脫節的情況。
為適應社會的需要，矯正《大明律》不可更改的弊端，在明朝中期以後，條例成為一種被廣泛運用的法律形式。
隨著條例地位作用的日漸重要，條例的數量也越來越多，出現了前後混雜矛盾之弊，需要對條例進行整理和修訂。
於是在1500年整理修訂了279條條例，頒行天下，“永為常法”，這就是《問刑條例》。其後，在嘉靖、萬曆年間都對其進行過調整。
《問刑條例》頒行後，一直與《大明律》並行。至1585年，又以條例附於《大明律》後，采取律例合編形式。這一做法也為後來的清律所沿用。
《明會典》是仿照《唐六典》體例編纂的一部行政法律彙編。明英宗時期，為了統一典章製度，使各衙門辦事有所依據，開始仿照《唐六典》體例編修《大明會典》。至弘治年間完成，名為《大明會典》，共180卷，但未及頒行。
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三朝，又分別對《大明會典》進行修訂，先後編纂了《正德會典》、《嘉靖續纂會典》、《萬曆重修會典》。目前傳世僅有明武宗、明神宗兩朝《會典》。
《明會典》主要是根據明朝官修《諸司職掌》、《皇明祖訓》、《大誥》、《大明令》、《大明集禮》、《洪武禮製》、《禮儀定式》、《稽古定製》，《孝慈錄》、《教民榜文》、《大明律》、《軍法定律》、《憲綱》等書和百司之籍冊編成。分述各行政機構的職掌和事例。
《明會典》首卷為宗人府，其下依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六科與各寺、府、監、司等為序，計吏部12卷，戶部29卷，禮部75卷，兵部41卷，刑部22卷，工部28卷，都察院3卷，通政使司、六科、大理寺、太常寺、詹事府、光祿寺、太仆寺、鴻臚寺、國子監、翰林院、尚寶司、欽天監、太醫院、上林苑監、 僧祿司各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