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高管薪酬和職務消費。高管人員的薪酬和高管的職務消費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貨幣性薪酬不能滿足高管的欲望時，職務消費就成了高管薪酬的替代，因此陳冬華（2005）以1999-2002年的上市公司為樣本，比較職務消費和高管薪酬，結果是高管薪酬平均隻占職務消費的1/10左右，表明職務消費可間接提高管理層人員薪酬，然後對國企中的薪酬管製與職務消費作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職務消費內生於國企的薪酬管製，並總結了職務消費的影響因素，指出國企缺乏激勵效率。
二、自由現金流與職務消費
Jensen提出的自由現金流理論，側重於研究其負債和並購兩個方麵的應用。一方麵，在增加企業負債的同時，管理者會減少對自由現金流的個人利益用途，轉而和股東利益趨於一致，而管理層自身用途體現的一個方麵就是職務消費問題。另一方麵其對股權融資具有硬約束力，在研究自由現金流與在職消費的問題上，多從代理成本的問題上來分析二者的關係。國企高管薪酬由貨幣性薪酬和非貨幣性薪酬組成，而非貨幣性薪酬一般習慣性稱之為控製權薪酬，在職消費即為這種控製權薪酬。在職消費作為一種隱性激勵機製，廣受管理層的歡迎，但這種激勵機製往往是高管人員和股東利益不一致的結果所導致的過度性職務消費。過度的職務消費並不利於實現企業經營目標，國外學者普遍認為高管人員通過對公司的控製權來決定自己的薪酬，且權力越大，越有可能依靠其權力來決定自己的薪酬。
目前，對於自由現金流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討其經濟後果上，普遍的經濟後果有過度投資、債務融資以及抵消並購。從多數學者的實證研究中可以得出，當企業存在自由現金流時，管理層一般會用於“自利”行為，這種自利行為的表現之一即為超額在職消費。自由現金流越多，管理者就越可能進行“自利”行為，在職消費也就越多。因此，從自由現金流角度來衡量在職消費，重要的就是要控製好自由現金流，使管理層與股東利益趨於一致。Dimand（1989）、Hrishleifer和Thakor（1989）研究認為企業外在聲譽可有效緩解代理成本問題。但這對在職消費的影響很弱，從Jensen提出的自由現金流假說中，代理問題是其一大創新點，自由現金流對代理成本有著一定的影響，而在職消費則是代理成本的主要表現形式，因此，自由現金流對在職消費也應當存在著相關的關係，且企業的現金持有量、負債對自由現金流的影響較為顯著。郭永康和楊熠（2003）指出股利和回購是解決自由現金流代理成本問題的最直接的解決辦法，且需要有效的監管工作的並行，他選取深圳2001年上市公司為例，支持了自由現金流假說，過多留存於企業的現金流會導致過度的無效率的投資及資源浪費，管理費用較高，但依然對債務的控製效應持相反態度。廖理和方芳（2004）選取了1998-2002五年間連續派現的公司為樣本，對管理層持股和股利政策關係進行了研究，結果支持管理層持股隻有在高代理成本的公司對增加現金股利才有作用，對於低代理成本公司的作用很弱。張必武和石金濤（2005）研究了2001年滬深兩市上市公司董事會特征與高管薪酬及其敏感性的關係，獨立董事比例的擴大以及兩職分離的實施有助於提高高管薪酬敏感性，但二者要協調處理，獨立董事的比例過大時，兩職分離的效果並不顯著。翁洪波和吳世農（2007）基於機構投資者的研究角度發現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與公司發放現金股利的水平正相關，並對降低自由現金流的代理成本有著積極作用。胡建平、馬會起和幹勝道（2009）認為管理層持股比例的提高由於其自身利益變得和股東息息相關而能夠有效降低自由現金流的代理成本。
三、市場化進程與職務消費
我國是經濟發展較為落後的國家，但同時又是經濟發展較快的國家。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來，我國不斷擴大國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進行市場化改革。我國進行的改革是一個漸進式的改革，但是這種漸進式改革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東部地區的發展明顯快於中西部地區，這就需要我們進行深入的反思。西部大開放、振興東北戰略、逐步取消特區優惠政策等的實施，可以緩解並弱化這種市場化進程的不平衡，國內外學者對這種不平衡也有較多關注。Sachs和Warner（1996）認為市場化改革可以減弱政府政策所導致的不平等現象。Yang（1999）、Yao和Zhang（2001）研究發現我國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經濟發展地域性明顯，其所產生的不平等現象阻礙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世界銀行也指出我國應加快市場化的步伐，增加人力資本投資，降低由於收入差距導致的貧窮效應的增加。Cheng、Wang（2001）發現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富裕地區或人們越來越富，而窮的則更加窮，由此得出經濟增長可以使貧窮的地區或人們富裕，但富裕的則更加富裕，這種不斷把差距拉大的方式並不會對解決不平等有促進作用。Jones、Li和Owen（2003）對政府所采取的區位優勢和優惠政策對不同地區經濟差異的影響做了驗證，結論證明了沿海東部地區以及經濟特區有著較內地優越的地域和地位優勢，吸引不同投資者的注意，並因此產生了很大差距。楊建龍（2003）認為我國目前的市場化有著發展意義上的，但更多的是改革或轉軌意義上的市場化。當前，我國市場化進程並不完善，市場化僅僅是基本形成，政府主導依然占有很高地位。林毅夫和劉培林（2003）對各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問題從發展戰略的角度進行了探討，由於不能平衡各地區的生產要素而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地區發展差異很大的主要原因。王小魯和樊綱（2004）認為，因我國的地勢決定了沿海東部地區的資本流入以及外商投資較中西部地區多，這也就造成了地區經濟發展有很大差距的原因；即使勞動力流動可以削弱地區間的收入差距，但中西部地區教育、科技等都相對落後，這種流動對縮小差距並不顯著，而政府所進行的轉移支付政策效果也不顯著。在此背景下，多數學者開始將市場化改革與經理人薪酬及企業業績聯係在一起分析。Kole和 Lehn（1999）、Hubbard 和 Palia（1995）、Bryan等（2005）分別對美國的航空行業、銀行和電力行業進行分析，在放鬆對他們管製的情況下，薪酬增強了對企業業績的敏感性。辛清泉和譚偉強（2009）基於經理薪酬契約的角度對2000-2005年間國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層薪酬和企業業績的關係進行了相關分析，驗證得出二者呈正相關關係，同時又從市場化進程的角度研究了不同市場化進程下的薪酬對業績的敏感度，二者也是正相關的，並且指出，政府對行業的保護會一直伴隨市場化進程的發展。陳冬華、梁上坤和蔣德權（2010）針對市場化進程和在職消費的關係做了實證研究，以1998-2008年間的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市場化進程越發達的地區或市場化指數越高的年份，貨幣性薪酬和職務消費越多，但是貨幣性薪酬在這種條件下更多的替代了職務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