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路遙遙，前幾天都很平靜。船上無聊之餘，東門慶隻好和商人們、水手們閑聊。
趙謙和跟他說：出海來往，如果能順利回家那是最好，如果中途出事，比如船漂到朝鮮，那就自稱漁民，打出大明的招牌要求保護，如果是到了日本，遇到日本的官府同樣可以打出大明的招牌，若是遇到浪人則要說自己是許氏兄弟或五峰船主的人。他還對東門慶說：“以王公子的學問，遇到倭人中較有身份的，如大名、武士或者僧侶，大可聲稱自己有功名！大凡能在大明取得功名的人，在日本都甚得尊重。”
這時的東海商貿圈基本是中國商人的天下，西來的葡萄牙人是在中國商人的幫助才得以前往日本，日本商人在東海商貿中的影響遠不及中國商人來得大，朝鮮商人的影響更可以忽略不計。中國商人的這些輝煌成就，完全是在沒有政府支持下取得的。
國民為了生存發展而要求與外國貿易，這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其經商可以為國家增加稅賦滋養民生，所以政府的正確態度本應加以支持、保護、引導並從中征稅--這是春秋時管仲等大政治家就已經懂得的道理，與東門慶同時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諸國也基本是這麼幹。
但大明政府對民間的海外商貿不但沒有實質性的幫助與保護，反而設置了重重障礙，爭貢之役之後甚至全麵禁海！在失去了正常商業通道的情況下，中國海商隻好踏上走私這條既無奈又危險的道路。這時東海海麵上除了這群商寇合一的海商之外，還有一批完全以劫掠為生的海賊，海商們要想保住財產性命，便不得不將自己武裝起來：一邊對付本土海盜，一邊對付葡萄牙海盜，一邊對付日本沿海倭寇，同時還要麵臨朝廷的圍剿。
也正是這個原因讓這個時代的中國海商兼具三種身份：做生意時，他們就是商人；麵對官府圍剿時，他們就變成了海盜；而遇到那群真正的海盜時，他們又變成了一支私人海軍。
明朝中後期的中國海商就是這樣在國外、國內多重壓力下痛苦地成長著，可即使這樣他們仍然掌控了東海商貿的主導權，並將勢力不斷向南洋推進。比如在後世被人蔑為倭寇的許棟、王直等人，就是以私人武裝力量而橫行東海，在其全盛時期，五峰名號到處，日本西南三十六島均聽其指揮，王直以私人力量驅使倭人，如役犬馬！這種域外威風，也隻有大漢時的班超、大唐時的王玄策等聊聊數人可以相比。
當然，這也可以從另外一個側麵反映出大明整體國力之雄大，反映出漢人在當時國際上地位之高超，所以許棟、王直等人才能以一點不被朝廷所支持的民間力量而笑傲滄海。可惜大明畢竟已是中華之末世，嘉靖皇帝這個偏執狂又常常倒行逆施，故海商在海外稱豪稱雄卻不能為國內朝論所容。
東門慶聽到這裏嘿了一聲道：“許老二、‘王忤瘋’在岸上聲名狼藉。士大夫都說他們‘勾引倭奴’，叫他們漢奸呢，正人君子之輩，個個羞與為伍。沒想到你們倒挺服他。”
“漢奸？”趙謙和有些奇怪地說：“許船主、王船主他們是何等樣人，他們是使喚倭人，又不是被倭人使喚，怎麼會是漢奸呢？”
東門慶聽了這幾句話忽然起疑，心道：“他在我麵前這麼為王直說話，是有心，還是無意？”
而周圍幾個商人一聽到這個話題，都忍不住跟著吐苦水，不過他們的這些苦水，朝廷中的腐儒是聽不到也不屑聽的，反對通商的士大夫所寫的大部分筆記和“信史”，也多將所有出海的中國商人人斥為“通番”，隻要是去過日本的一律打入“勾結倭奴”的行列，這下罪名可就大了！因此那商人告訴東門慶：萬一是被本國政府抓住，第一是要想盡辦法賄賂逃脫，萬一逃不了怎麼辦呢？那就自稱倭人。
賄賂官府的事情東門慶根本不用這些商人來教，他東門家本來就是福建境內最大的賄賂中間人之一，但商人被朝廷捉住逃不了為什麼要自稱倭人呢？這種情況東門慶也聽哥哥們說過，卻不知道這些人為什麼要這麼做。
中國地處大陸之東，大洋之西，但自南宋經元、明以降數百年間，世界商業均以中國為中心，這是中國經商海外的舟師、舵工、船商、水手等討海小民窮年累月所造成，天朝之榮耀乃是由下而上形成的國人認識。自北宋海外商貿不斷，南宋國力多靠海上商貿經營財富，船自泉州港出發經久習慣，定羅盤方向，乃以泉州為準作子午線，航行之海域，子午線之東謂之“東洋”，子午線之西謂之“西洋”。天朝數百年之世界中心地位並非中國自炫而得，實是曆史之產物，得來正當，行得自然！中國自清代以後衰落，中心地位既已讓出，而後世子孫以今度古，遂盲從西夷之說將祖先之成就與輝煌亦一概磨滅。然東門慶這個時代的華人卻還沒有喪失這份自豪。所以東門慶一聽要冒認倭人心中不禁感到荒謬乃至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