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璽印文字險峻奇肆，看似歪歪斜斜，雜亂無章，但細看卻斜中有正，亂中寓工，極盡巧思，於險絕、欹側中寓大平穩。也有的依字體、筆畫的自然形貌，在布白上大塊留紅或留白的，這造成的疏密對比之趣，十分真率自然，絕無雕飾之氣；多用界欄格，這樣即豐富了印麵內容，也調節了印麵向構，增強了古樸、靈動之氣質和形式美。朱文璽多闊邊，與細勁的印文對映成趣，更有凝重、鮮明的視覺效果等。古璽印的這些特點，在戰國官璽中都有體現。
戰國私印，一般比官璽尺寸略小，約1至2厘米見方，這類璽印有朱文和白文兩種。朱文多作寬邊細文，這種文字，細細毫發，卻十分堅挺，俗稱“綿裏針”。白文璽印鑄造、鑿刻均有，也多加邊欄，少數有田字格形式的。
私印質地多數用銅，間有用銀的，均出自鑄造。印文與印鈕製作得十分精美。鈕製多鼻鈕，間有亭鈕、人鈕、獸鈕，也有戒指鈕、帶鉤鈕。有的印文纖如毫發而清晰異常，反映了這一時期青銅冶鑄工藝的高度水平。
私印由於不像官璽那樣用於官方場合，故無定製，大小不等，形狀各異，除常見的方形、圓形、長方形，還有腰子形、凸形、凹形、心形、盾形、三角形、菱形及其他不規則的形狀。
戰國私印在字體選用、字形結構上，均比官璽更加靈活多樣，章法布白上參差錯落、疏密對應、俯仰欹斜，更具藝術性相意趣。即便是一些小印，文字布白仍然那麼舒展自如，頗得天工造化之美。
戰國私印中的白文同官璽一樣，線條厚重實在，平穩中多變化，典雅中寓奇巧。朱文則堅挺有力，整潔流暢，靈動之氣充滿印麵。由於鑄製的整體效果，使纖細的印文氣勢貫通，渾然有致。字形雖奇詭多姿，但總體以自然平實為本，字中的挪讓、省略、欹斜、錯落，如亂石鋪路，最終均能服從整體效果，達到和諧統一的藝術境界。
戰國私印依據印文內容，可分姓名印、閑文印、肖形印3類。
姓名印有的印麵刻姓名，有的僅刻單姓或單名，印文1字至4字不等。姓名印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姓氏，僅雙姓就有近50種，不少姓氏早已失傳，甚至有的姓氏文獻中亦無記載。其中有以地名為姓的，如郾、郘、儝、邾、侊等；有以居地方位為姓的，如東方、東野、西郊等；有以官名為姓的，如司馬、司寇、司徒等。
閑文印或稱成語印或吉語印。遺存閑文印有120餘種，重者達七八百斤，有修身類、言誌類、吉語類和肖形類。
修身類文字多出儒家經典，反映了儒家學說在戰國時期已經產生了深刻影響。比如“敬身”、“敬事”、“日敬毋怠”、“中正”、“正行無私”、“上下和”、“宜士和眾”等印文都是儒家教條。
言誌類印文表現出作者的某種情趣或誌向。比如“得誌”、“偄事得誌”、“王孫之右”等。
吉語類印文表現出作者對官祿、財富、福壽的向往和祈求。比如“善”、“吉”、“宜官”、“千秋”、“萬金”、“日有百萬”、“出內大吉”、“善壽”、“千秋萬世昌”等。
肖形印印麵多單獨鐫刻圖紋，也有刻圖紋於印文旁，作為印文的裝飾。肖形印的形製與文字印無別。陰、陽紋並見，多模鑄，圖像多虎、鳳、鹿、獨角獸等吉祥動物，形象簡樸，神態生動。
戰國古璽、古印長期埋藏地下，經過腐蝕，斑駁破損，更是別有一番古樸蒼茂的殘缺之美，顯現出深穆古拙，天然去雕飾之意趣，充分表現出戰國古璽、古印的多姿多彩和自發的藝術審美情趣。
[旁注]
烙馬印 是我國古代官方用於烙馬的專用璽印，屬於官璽的一類。這種形製很大的朱文印為鐵質，印鈕的上部有方孔可納入木柄，乃為烙火方便之作。烙馬璽印特征鮮明，風格獨具，在我國印章藝術中占有一席之地。據文物考證和文獻記載，自戰國以來，各代都有烙馬用印。
籀文 漢字的書體名稱。籀文或稱大篆，起於西周晚年，春秋戰國時期通行，字體與秦篆相近，但字形的構形多重疊。籀文是古代秦國使用的文字，是小篆的前身，由於在春秋時秦人作的《史籀篇》中收藏有223個字，因此叫籀文，據說“籀”的意思是“誦讀”。
布白 書法術語。指安排字的點畫間架和布置字、行之間空白關係的方法。字的點畫與空白均有繁簡、短長，結體也有大小、疏密、欹正。書寫時必須因字生勢，靈活多變。布白得當，即能使字和字之間產生錯落參差而又呼應協調的藝術效果。
儒家 又稱儒學、儒家學說，自春秋起指由孔子創立的後來逐步發展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係。是我國古代最有影響的學派。作為華夏固有價值係統的一種表現的儒家，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學術或學派，它是中華法係的法理基礎，對我國以及東方文明發生過重大影響並持續至今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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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時期的璽印被通稱為“古璽”。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古璽，大多都是戰國時期的古璽。古璽又分官璽、私印。材質有金、銀、玉、綠鬆石、骨質、銅，其中銅質古璽最為常見。
戰國古璽豐富而充滿了許多的迷，其間不僅僅是戰國在政治與思想上的多元並峙，僅從文字學、書法學上研究，都充滿著誘惑。縱觀戰國古璽曆程，如果能與秦代印章史結合起來，則更能讓我們深切地感知到璽印中各種形製、印法的源流。
古璽篆刻的字態之美
古璽是我國的書法和雕刻相結合的獨有的工藝美術。因其所具有的書法藝術屬性，與一般的工藝美術略有不同，故又叫做“篆刻藝術”。古璽篆刻具有特殊的字態之美，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大亮點。
我國文化是一種辨證的文化，即對立統一的關係，古璽篆刻藝術也不例外。舉例來說，線條在行進狀態下，“直”畫多堅挺外露，以爽示人；“曲”多隱意、含蓄柔美。在古璽中“直”和“曲”的線性格是互補的、互動的，互為映照，相映生輝。
古璽少則兩三字，多則八九字，分布排列，全依助於文字的體積位置的大小、正斜，進行上下左右的筆勢穿插照應與不同角度的高低調配，造成有節律的起伏變化。這種跡象都可在西周《散氏盤》、《毛公鼎》等青銅器銘文中找到它的影子。
青銅器銘文是自由的、開放的、多變的，可以與古璽文媲美。古璽的線條是散點式的集聚，且多有彈性。分析其構成因素先首涉及到點、線，線濃縮變為點，點的作用豐富了線。
比如“左、之”等字，很多“點”隻要大小與方向稍有不同，都可產生簡潔又醒目的動態變化，沒有固定或規定的約束，完全處在自由伸縮的狀態。點的延伸成為線的時候，不僅體積增長、增大，隨之改變為構建功能並作用於麵。
古璽文字注重於“線”本身，即線體的各種無限變化，因而它的純粹作“線”的特征非常強烈，起行與收筆隻是簡單的一個動作，成為最具可塑性、可變性與自由感的一種線條模式。
古璽的方圓變化，具有線的形成與用刀表現的雙重意義，成為古璽審美上賞心悅目的造型手法。
線的形成即古璽中篆字筆畫的組織，它既不能無序地排列，也不能秩序地分布，古人依據時代的審美習慣，對形態美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古璽均將方和圓的筆畫進行了有機而和諧的變化組合。
譬如對“方”畫的處理，在作骨架式的支撐時，便以斜孤筆畫配置，以揉和“方”的硬度，規避僵硬之弊。而有時在圓弧為主的筆畫中寄寓一個方折或方口，強化線條柔美的同時以顯現力的剛性。方線的剛性又不能角化，使之過流自然，“方”得柔和。
相比之下，“圓”具有“轉”的動勢，即圓轉，有靈活、生動的特性，也包括“弧”的傾向，構成弧線。“弧”的幅度縮小變成斜線。
古璽自由多變的主要原因就是圓弧筆畫的適當舒展，因為邊框是方的，少了圓的線性或沒有圓的線性，肯定失去美的對比，甚至失去美的特征。我國古代園林建築中的柱子、亭子、塔身等大多以圓為之，以圓配之，也是這個道理。
古璽的線條造型常是圓中帶出方、方中寄寓圓。不僅如此，刀法中起筆與收筆，也方圓兼施。“方”起“圓”收，按頓之力自顯，金屬之質自現；“圓”起“方”收，則渾穆之態盎然。較多的是兩者中和，極大地增益文字刀筆關係的豐富性。
古璽字數一般由上而下，由右到左的分布。這就遇到篆字如何刻印的問題。在這方麵，古人是善於化平凡為神奇的，做到了由簡趨繁或由繁趨簡求和諧，也做到了簡之更簡，繁之更繁求對比。
古璽中多以意到筆不到而為之求其“簡”，以誇張手法，將筆畫盤曲或重疊以求其繁，顯示字態之古茂，加強璽麵的視覺衝擊力。
古璽文字通常有著多邊的外廓，可以方便地對它從不同方向，作不同幅度的變形、擺動、伸縮與扭曲而不出現絲毫的牽強做作。朱文璽印都出於鑄造，大都配上寬邊，印文線條細如毫發，形成鮮明的對比；白文古璽加有邊欄，或在中間加一豎界格，文字或鑄或鑿。
這種現象不僅反映出先民的審美法則，而且還可和國家統治者“璽有邊界國有疆”的階級意識有關。
春秋中期還出現了一種鳥蟲書，是以鳥、蟲、魚為修飾圖案的美術字體，主要流行於春秋中後期，於戰國時達到鼎盛，盛行於吳、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諸國的一種特殊文字。把以鳥、蟲、魚為修飾圖案的美術字體統稱為“鳥蟲書”。將“鳥蟲書”作為語言符號與象形文字即漢字一同解讀符合漢語語言文字的發展規律。“鳥蟲書”不僅出現在璽印上，也出現在青銅器上。
鳥蟲書亦稱鳥篆，筆畫作鳥形，即文字與鳥形融為一體，或在字旁附加鳥形作裝飾。這種書體常以錯金形式出現，高貴而華麗，富有裝飾效果，變化莫測、辨識頗難。
鳥蟲書幾乎都出於楚係，除少量的禮器如《者氿鍾》、《王子午鼎》等，又多施於兵器。楚國的有《楚王酓璋戈》、《敚戟》等，曾國的有《曾侯乙戈戟》等，吳國的有《王子於戈》、《大王光戈》、《攻吾王光劍》等，越國的有《越王勾踐劍》、《越王州句劍》、《越王州句矛》、《越王大子矛》等，蔡國的有《蔡侯產劍》、《蔡公子加戈》等，宋國的有《宋公翀戈》、《宋公得戈》等。
以上作品大都隨形布勢，與器形妙合無間。錯彩鏤金與戈戟森森相映成趣，筆畫的交織組構與鳥蟲綴蝕編織出一個個極富想象力與創造性的空間，使人遐想無盡。
總之，古璽篆刻充分展現了古代勞動人民的藝術智慧和樸素的審美觀，也為後來的秦漢印的風格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是曆代篆刻家從事藝術創作和研究工作的重要參考資料，從而發展成為具有我國民族傳統的篆刻藝術。
[旁注]
《散氏盤》 又稱夨人盤，西周晚期青銅器，因銘文中有“散氏”字樣而得名。盤高20.6厘米，口徑54.6厘米。圓形。淺腹，雙附耳，高圈足。腹飾夔紋，圈足飾獸麵紋。內底鑄有銘文19行、357字。記述的是夨人付給散氏田地之事，是研究西周土地製度的重要史料。
《毛公鼎》 西周晚期毛公所鑄青銅器。鼎高 53.8厘米，口徑 47.9厘米。圓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口沿飾環帶狀的重環紋，造型端莊穩重。銘文長達497字，被譽為“抵得一篇尚書”。記載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為國獻策之事，其書法乃成熟的西周金文風格，奇逸飛動，氣象渾穆，筆意圓勁茂雋，結體方長。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刀法 篆刻刀法是指鐫刻印章運刀的方法。為了取得刻印的理想效果，必須根據印材質地、印石大小、印文朱白，筆畫疏密、刻刀利純等不同情況，而處理好用刀速度快慢、動作大小、節奏變化、力量強弱等各種關係。但不管運用何法，行刀原則是一樣的，必須做到“胸有成竹，大膽果斷，心手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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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年間的1851年，毛公鼎是被陝西岐山縣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裏挖出來的，有古董商人聞名而來，以白銀300兩購得，但運鼎之際被逮下獄，以私藏國寶治罪。後毛公鼎輾轉落入古董商蘇億年之手。毛公鼎幾經輾轉，後來到了钜賈陳永仁手裏，1946年，他將毛公鼎捐獻給政府。
1965年，我國台北故宮博物院正式建成，稀世瑰寶毛公鼎成為台北故宮的鎮館之寶之一，放在商周青銅展廳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換的展品。
戰國璽印的篆刻方法
戰國時期，由於各個諸侯在割據中致力於壯大自己的實力，使得政治、文化、經濟異常繁榮，璽印自然大量產生和使用。由於當時各國文字的不同自然會出現不同的璽印，根據戰國璽印的篆刻方法不同，主要的有燕璽、齊璽、楚璽、晉璽和秦璽。
燕國是戰國之時偏安於北方的比較弱小的國家。初都於薊今北京附近，在戰國晚期的燕昭王時期，又以薊西南不到70公裏的武陽為下都。
燕國係璽印，文字辛辣，多陽剛之美，印式自成體係。其官璽，橫畫方頭方尾，豎筆畫和斜筆畫則方頭尖尾，具有犀利之感。章法大開大合，疏密對比強烈，揖讓之間自然錯落，靈動多姿，具有很強的視覺衝擊力。
比如“西方疾”是燕國的一方私印，它把三個字放在一個圓形的印麵中，但字的大小明顯不同，相差較大。整方印所留出的空白很大，給人一種疏朗的感覺。作者根據筆畫的多少來安排三個字所占的空間，“疾”字獨占左邊，下麵的三條長筆畫從左到右依次變長，這樣處理是為了配合外麵的圓形邊框。“方”字刻得非常小，躲到了印麵的右下角，仿佛一個害羞的孩子。“西”字的大小則處於“方”字和“疾”字之間，與“疾”字靠的較近，這樣整篇章法中就有大有小，有疏有密，有參差錯落、穿插移讓，顯得十分豐富。
再如烙馬璽“日庚都萃車馬”，如天馬行空，一向被推為千計古璽的壓卷之作，是戰國時期燕國最負盛名的烙馬印。原璽印達6.9厘米見方，為朱文鑄造的烙馬巨璽，其大開大合，縱橫錯落，靈動輕逸的章法為印人所稱道。其形象靈動多姿，具有很強烈的視覺衝擊力。
齊國是東方大國，控有今山東、河北東南、河南東部和江蘇北部一帶。所謂齊係還包括齊附近的魯、任、薛、滕等國。齊係古璽印麵形式上除也常用邊欄外，印的上方或有一突。齊璽文字修長，裝飾趣味濃厚，筆畫均勻，斜線多45度分割空間，大量使用點線對比。
比如“王倚信璽”，這是一方齊係姓名璽，造型十分有趣，布局也打破了傳統四字印的章法。“王”和“信”字較小，因為筆畫少，“王”還在兩橫下麵加了一個圓點，與“信”字右邊的圓點起到了同樣的作用，添補了空白，又避免了空間分割的過於單調。“倚”字把“亻”移到下邊，把“大”移置上方，變為上下結構的字，與左右結構的“璽”字剛好錯開。“璽”字左重右輕，“金”的四個點也有所變化，各不相同。此印下部較密，上部的留紅比較多，疏密有致，方圓結合，堪稱璽印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