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如果在過去幾十年不斷擴張的大企業的地位相對安全，考慮到它們驚人的增長速度，我們會發現有越來越多的經濟成分（企業和產業）處於穩定地帶，它們不會招聘和解聘太多員工；在穩定地帶之外，處於發展（新興企業）、增長（成功企業）和萎縮（失敗企業）地帶的經濟成分會越來越少。如0–1所示，1989~2007年出現了就業破壞的下降趨勢，越來越多的員工安全地處於大型老牌企業的保護中，美國經濟似乎進入了冰凍狀態！在同一時期，就業創造也出現同樣的下降趨勢，越來越少的勞動力人口進入或離開新興企業、成功企業和失敗企業。簡而言之，美國釋放出員工流動率不斷下降的信號，這是經濟活躍程度下降的典型標誌。
上述政府活動說明，曾經被視為促進社會繁榮和發展的政府角色出現了腐敗趨勢。1830~1930年，美國聯邦政府的工程項目和幹預措施都是出於對資源和生產率的古典主義的考慮：修建運河和橫跨大陸的鐵路、購買路易斯安那、興辦公立學校等。後來把注意力擴大到產業界，如給工人、債權人和投資者提供保護等。當時沒有旨在穩定或調整消費的措施和幹預，如給私人保險提供補充的社會保險項目。隨著俾斯麥時期社團主義政府概念的複興，這種情況開始發生改變。到20世紀40年代末，各種類型的社會保險製度已經在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建立起來：養老保險和殘疾保險（美國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美國的退休醫療保險），以及失業保險等較小的項目。到60年代末，各種類型的社會扶助項目層出不窮：為窮人的醫療需求（美國的醫療補助計劃）、食物需求（食品券）和住房需求提供各種補貼。歐洲國家所說的“社會模式”是實現醫療的社會化，采用公立醫院、由政府雇用醫生的辦法；而美國的模式則是把醫療服務完全社團化，通過各種措施監管服務、限製價格，為私人醫生和私立醫院提供報銷服務。如今，這些社會項目全都過分膨脹，混亂不堪。
新企業創建越來越少……
但新興企業在就業創造方麵至關重要……
但依舊薄弱……
幾乎沒人知道這些社會福利項目的巨大規模。在社會開支方麵，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確遠遠落後於歐洲國家，到1990年，歐盟21國政府的社會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20.5%，而美國隻有13.5%。美國此後逐漸縮小了這方麵的差距，而德國和瑞典卻在2003~2007年壓縮了社會開支。2000年，歐盟的支出占比為21.5%，美國提高到14.5%；2007年，歐盟為22.0%，美國已達16.2%；2012年，由於失業救助力度的加大，雙方的支出都有所提高，分別達到24.1%和19.5%。美國的社會支出水平如今已非常高，接近全國可支配收入的1/2，在可支配收入中與非工資收入（紅利、利息收入、財產利潤和土地收入）的份額接近。因此，美國人從所謂的社會財富中獲得的收入已經和從私人財富中獲得的收入相當。此外，社會財富帶來的收益幾乎不用繳稅，而私人財富帶來的收入卻不能享受這種待遇。
在美國和法國（還有其他一兩個國家，但程度稍輕），社會福利支出還將快速攀升。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大量人口達到退休年齡後，將大大增加社會保障和退休醫療保險的年度支出需求。而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口退休之後並沒有大量的勞動力補充進來。因此，或遲或早，政府必須通過增稅應付這兩項支出，通過削減政府的“隨意”支出項目轉移資金的做法將不再可行。這樣一來，可支配收入將減少，福利收入會壓倒工作收入。金融學家瑪麗·米克爾（Mary Meeker）通過研究發現，美國人福利權利的折現價值在2010年年底已達66萬億美元，相當於可支配收入的569%，遠遠超過約10萬億美元的公共債務總額。社會財富總額也超過了美國私人財富的總額。官方數據顯示，2011年中期家庭淨財富約為60萬億美元，相當於可支配收入的517%，其中資產為74萬億美元，負債為14萬億美元。因此，盡管人們普遍認為美國社會福利係統與歐洲的社會模式相比還差得多，但實際上已非常龐大。
在解釋福利體係的膨脹時，有人認為，議員們之所以允許社會福利的擴張，是因為他們相信經濟增長速度會為這些福利提供支撐，以免赤字惡化。然而，隨著生產率大幅減速現象的延續，這種預期最終會被證明是巨大的錯誤。在城市和州政府的政治改革中充當鬥士的理查德·拉維奇（Richard Ravitch，曾任紐約州副州長）說：
美國政治一直都是在競選時向民眾承諾更多福利，但突然間，我們已沒有錢支付所有這些強加在自己身上的福利了……
當然，大多數承諾的福利是經過計算的。即使在過去10年，推出的新福利也主要是那些成本在後期才會出現，或者初期規模不大、不需要大規模增稅的項目。這種做法導致福利的擴張能夠從尼克鬆到小布什時代得到兩黨的共同支持。小布什總統於2003年簽署的法案把退休醫療保險的範圍從醫院服務擴大到藥品費用，這會使福利承諾的現值一次性地提高數萬億美元，法案得到了兩黨的共同支持。許多共和黨議員發現，工人階級的成員在裏根時代加入了共和黨，於是改變了他們原本對福利製度的厭惡態度。民主黨則發現，其依靠的中產階級希望盡可能借鑒歐洲的社會模式，自然也不會反對這類法案。
傳統價值觀對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政策製定有著更激進的影響。眾所周知，共和黨不願意動用政府的稅收權力進行再分配：從本國人到外國人，從利潤到工資甚至從高收入者到低收入者。根據他們的學說，收入應該用於公共服務。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從尼克鬆到小布什的共和黨人都把各種形式的政府福利解釋為公共利益服務，包括社會保險項目、抵押貸款補貼和教育補貼等。
對社會福利擴張的另一種理論解釋是，公共支出會很自然地隨著人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瓦格納法則。然而，1973~2007年的收入增長速度明顯慢於“二戰”後初期的幾十年。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理論則認為，福利的巨大擴張與大企業的擴張非常類似，是組織發展的自然現象，不斷索取能實現其目標的資源，以盡可能地擴張並且持久。一旦去除對政府的傳統限製，公共機構就會無情地擴張。
這種大肆擴張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其他政府項目被顯著邊緣化，如修繕破敗的國家基礎設施，或給低收入者提供就業和工資補貼。消費福利（以及更廣泛的公共消費）對全國的勞動參與率的影響，在公共財政的經典理論中早已被確認。人們所熟悉的觀點包括：提高收入增稅以支付社會福利會打擊工作積極性。政府提供的免費福利會使人們節省相應的開支，可以彌補多交的稅收，但人們可以少做一些工作，減少自己的稅負，並且不會減少政府福利。
福利和就業之間還有兩種聯係且都與稅率無關。我們已講過，財富增長的“財富效應”會降低勞動參與率（勞動供給），從而減少就業。當然，雇主支付的稅後工資（或淨工資）的提高會產生相反效應，吸引人們參與經濟活動，導致就業增加。在很多經濟模型中，淨工資與財富的比例很關鍵，工資和財富同比提高的效應會相互抵消。隨著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生產率增長再度加速，這一比例在50年代早期到1965~1975年持續提高，這可以很好地解釋就業水平在60年代達到頂峰的原因（見0–2）。在生產率增速顯著下滑後，工資增長減速，該比例也隨之下降，這可以部分解釋1979~2008年就業率普遍較低的現象。1995~1996年的就業率比較正常，也恰好對應著正常的工資財富比。20世紀90年代後期和21世紀前10年中期的劇烈波動可以用互聯網泡沫和房地產泡沫解釋。如果我們把社會財富的因素加入工資財富比中，使分母增大，則可以為2011~2012年後危機時期的高就業率和1995~1996年的正常水平的差距提供一半的解釋。
另一種聯係通過對勞動的需求產生作用。如果政府主要通過發行債券為將來的福利支出籌集資金，之後再通過增稅償還債務（與戰爭支出一樣），那會產生未來甚至當前的利率上升的預期，並且可能會在某個時點提高稅率。即便在今天，雖然儲蓄者願意以較低利率貸款（因為對未來發展的期望降低），利率提高的預期也會壓低股票價格和企業資產評估，而企業需要這些資產開展經營活動，包括廠房、員工和海外顧客等。
新增福利對就業的影響可以從所謂的“希臘病”中看到，它甚至可以被稱為“美國病”。有效的財政政策應該是公布一段時期的財政收入增長情況，這會降低公共債務，進而減少人們的私人財富，減少數量相當於新福利帶給他們的社會財富的增量。通過這個辦法，新項目可以“中和”就業和儲蓄的財富效應。這種策略是筆者首先提出的。然而在小布什總統任期內，政府采取了其他策略：在2001年和2003年實行減稅政策。我曾在2001年2月的一篇專欄文章《不支持減稅的理由》（The Unproven Case for Tax Cuts）中斷言：
減稅將給未來帶來負擔，要麼減少公共服務，要麼增加公共債務。這些負擔……表明不支持減稅的依據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小布什的減稅政策造成的負擔會永遠存在，其激勵效應（刺激勞動供給）的有效期則有限。隨著時間的推移，激勵效應會逐漸減弱，就業的結構性提升將消失，因為工人和經理稅後工資的提高會使他們的財富增加……如果不削減公共服務，稅率必然會提高，以應付公共債務的擴大。但據我們所知，未來的經濟形勢並不明朗……小布什的經濟政策背離了美國人傳統的用自己的努力讓國家變得更美好的願望。在20世紀50年代和90年代，這種改善精神表現在把稅率定得足夠高的政策上，以清償政府債務，並提供在未來降低稅率的可能性。在華盛頓大規模減稅、更大的支出增長這一失敗選擇背後，有著深刻的、令人不安的經濟哲學觀的變化。
當然，議員們會讓稅收負擔滯後於他們製造的福利項目，這並不奇怪。如果在推出新福利項目時就明目張膽地增稅，這樣的福利項目可能難以得到足夠的讚成票。通過減稅，他們給人的印象是，專家們認為未來並不見得必須增稅，這也是對稅收不足的一種解釋。
最後還是會涉及創新的議題。我們已經看到，豐厚的福利減弱了人們獲取收入的動力，進而削弱了市場的作用，其途徑要麼是提高稅率（財富不會增加），要麼是增加財富（稅率基本不變）。這反過來會減弱市場上企業從事創新活動的動力。正如斯密所說，創新規模受到市場規模的限製。例如，假如每個人每周都隻工作30個小時而非40個小時，創新存量的增速會減慢，這與資本存量是一個道理。
美國政府管轄範圍和規模的顯著增大還催生了一個副產品，即提高稅收的需求。整個社會似乎達成了某種政治協議，即收入較高的一半人口向收入較低的人口提議說：“如果你們同意讓我們來決定你們可以從教育、公共項目中得到哪些福利，那我們會負擔你們需要支付的稅收。”其結果是，政府對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支出不足：如果納稅人必須為自己的兩個孩子以及不納稅家庭的孩子埋單，那為什麼還要給孩子們安排音樂課呢？這種政治協議的後果是，收入較低的那一半人接受了服務不到位的公共部門，以降低家庭間的福利不平等——但這種降低隻是一種假象。
由於製度、價值觀和經濟政策方麵的不利趨勢，美國的經濟活力嚴重退化，並導致創新乏力。盡管創新率有波動，但自20世紀70年代早期以來，大多數產業部門的創新率在大多數時間都呈現下降趨勢。由於反對現代主義的價值觀和政策的興起，較為低端的勞動人口的現代價值觀相對薄弱，而且其處境在初期較為不利，因此相對於其他人來說，其蒙受的損失更為突出，向上發展的流動性也因此下降。
第二次轉型
作為本書的敘述終點和高潮，我們在這裏需要對主要現象和推論做一些總結。
美國經濟的運行方式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前10年的變化可謂影響深遠，其他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比如英國、法國和德國）在更早的時候也出現了這種變化。美國經濟的新動向形成了第二次轉型——在1820~1930年催生現代資本主義的大轉型過去一個半世紀之後。現代資本主義的第一次現身並沒有帶來最小政府，它借助激進主義政府決定是否購買新國土、是否提供基礎設施投資、是否收取用戶使用費，以及最好通過哪些稅收獲取運轉所需的經費等。資本主義的這一現代版本可以給企業提供低收入者工資補貼，以擴大包容性，同時不至於削弱現代精神。不過，盡管需要政府在政治領域做基本判斷，但私人領域的最終決定權卻在個人手中，比如由財富所有者（資本家）判斷最好的投資方式是什麼，如何利用有想象力的商業人士的創意和機智能幹的企業家的熱情。這樣的現代資本主義在19世紀成為世界征服者，獲得了驚人的自主創新的本土實力。願意並且能夠采納這一製度的少數國家取得了空前的經濟繁榮、較高的工作滿意度、奇跡般的生產率水平，並在人類曆史上首次結束了人民的普遍貧困。
第二次轉型給美國經濟注入了某種隱蔽的、有巧妙說法的社團主義。現代資本主義被捆住了手腳。（醫療和教育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限製領域。）美國現有的製度沒有墨索裏尼或俾斯麥的製度那麼原始和露骨，但它們的政治本質是相似的：在政府和市場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製造出與市場經濟抗衡的並行經濟，並成為另外一種風險根源，嚴重威脅到創新。社團主義的管理型政府承擔了各種責任，從中產階級的收入到大企業的利潤，再到產業發展方向。社團主義者認為，他們期盼的所有目標不需要付出代價就能實現。
那些曾經是現代資本主義表率的國家近期的經濟表現堪稱災難性的，然而這並不能歸咎於運轉良好的現代資本主義（甚至缺乏監管的運轉粗糙的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缺陷，而是新社團主義的惡果：
這種新社團主義扼殺了經濟活力，不利於培養敬業態度、加快經濟增長、提供更多的機遇和包容性。新社團主義保護那些缺乏生產力卻有背景的企業，排擠有活力的新企業和局外人；追求消費、社會保險、救助等目標，不重視培養敬業、創造和探索的生活態度。今天，航空公司、汽車製造商、農業公司、傳媒公司、投資銀行以及很多其他產業都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極其重要的部門，其命運不受自由市場主宰，都以“公共利益”的名義獲得了政府援助。
社團主義的成本無處不在：破舊的企業盡管已不能滿足客戶需求，仍然可以存活下來；生產率增速下降導致經濟僵化；缺乏敬業態度和工作熱情；年輕人缺乏發展機遇；政府為解決這些問題導致自身破產；財富越來越嚴重地集中到少數能夠在社團主義交易中占據有利位置的關係人士手裏。
悲劇的是，這種模式的經濟製度在世界某些地區（尤其是北非）被普遍稱為“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要歸私人所有。然而，這種製度實際上是被政治權力集團（政府領導人以及通常由同一精英群體產生的政府扶持企業的領導者組成的聯盟）所主宰，而不是由私人資本（即馬克思所說的那種進行殘酷競爭的、純粹追求利潤的資本）說了算。諷刺的是，在美國、英國和歐洲大陸國家，這種社團主義製度的辯護者和受益者竟然指責說，最近出現的各種問題都是因為“不謹慎”和“缺乏監管”，並認為“資本主義的未來”取決於更多的監管審查，也就是說更強烈的社團主義。
在所有關於政府和社會（政府和個人）之間的廣泛聯結渠道的數據中，沒有明顯證據顯示企業、銀行和個人在多大程度上是這種製度的推動者，政治家們又發揮了多大的推力。在2012年的一部紀錄片《搶劫：誰偷走了美國夢？》（Heist: Who Stole the American Dream?）裏，企業和銀行被視為同一類型的煽動者：
1978年，最高法院法官劉易斯·鮑威爾（Lewis Powell）敦促美國的企業對政治和法律施加更大的影響力……同時在最高法院，他成功地為企業的政治捐款權進行辯護……自1994年開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鼓勵開展勞務外包，1999年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中關於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業經營的部分內容；2000年的《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又放鬆了衍生產品的櫃台交易，放縱金融機構的投機狂熱。兩個主要政黨都推動了放鬆監管的熱潮。
這些指控需要結合背景具體分析。它們沒有提到，最高法院很早以前就根據社團主義精神把政治捐款權賦予了工會，後來隻不過是將這一權利擴展到企業，而且社會上並沒有太大的不滿反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走向自由貿易的進步措施，這在美國和歐洲社會被絕大部分民眾接受。它們也沒有提到，使衍生產品的櫃台交易合法化，對美國來說是為了追趕由意大利人發明和法國數學家分析的結構性金融產品。此外，是美國政府給銀行提供了次級抵押貸款的工具，而沒有關注創新與解決政府赤字，是美國政府誘使很多人追求超出他們支付能力的消費和休閑。
但這些內容其實並不重要。雖然今天的股東、債權人、財富所有者普遍比約翰·加爾布雷思生活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具有更大的政治權力（加爾布雷思認為當時是大企業操縱局勢，而國會卻不能或不願意批準促進社會進步的法案），但企業福利的膨脹、利己性質的規則、監管的放鬆以及龐大的社會保險都依賴於政府官員和議員們的意願和熱情，需要依靠他們保護既得利益，通過拉攏特殊利益群體換取選票或資金支持。這是一種緊密相聯的社團主義製度：政府、產業機構和勞工組織。在勞工組織的力量較為薄弱時，前兩者形成雙方合作形式。這個製度的內在動力是自我中心和假公濟私的政治經濟文化。某些時候勞工組織占優勢，產業界力量相對薄弱，某些時候則反過來。
現代經濟自19世紀中期到70年代早期的成功發展，以及對人類精神的提升是此前1 000年裏其他事件不可比擬的。這是現代道德觀和活力論的勝利，輔以少許古代物質主義的催化。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經濟遭遇了政治腐敗、文化衰落以及經理人的背叛。雖然如凱恩斯所說世界由思想主導，但現代資本主義這個新思想還沒有被廣泛理解，其倫理基礎和道德基礎還沒有充分發展起來。社團主義則是一種古老的觀念，其中的很多因素更令人感覺舒適。因此就像過去一樣，觀念之間的競爭即便到21世紀末也未必會結束。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在經曆了100多年的輝煌發展之後，現代資本主義被削弱了，並且處於危險之中。
如果我們想開展改革，那麼就必須詳細解釋價值觀和目標：何種類型的職業和經濟生活是最能產生回報的，何種經濟製度能夠創造美好生活，它又如何保障社會公平與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