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金錢文化中……人生的價值由在金錢遊戲中展現出來的能力決定……工薪階層的父母最大的夢想就是讓他們的孩子進入商務階層或專業階層……最受讚譽的個人品質是對自身利益的清晰判斷，以及不惜任何代價進行捍衛的決心。
杜威繼而分析了這種新 “金錢文化”可能的來源：
工商界追逐利潤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而是古已有之。然而機器的發明賦予它們前所未有的強大力量和影響範圍……機器和貨幣的最新組合形成了當代文明的金錢特征……這顛覆了個人主義觀念的以適應金錢文化的現實。
杜威的說法可以朝不同的方向解讀。市場規模的擴大刺激了高層經理人要求更高薪酬的欲望。裏根時代下調高層經理人、銀行家和投資人的高端所得稅稅率，也促成了20世紀90年代對金錢的瘋狂追求，而這種瘋狂又被布什在21世紀前10年的減稅政策繼續放大。用杜威的觀點來看，隨著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全球化進程和90年代的信息技術革命，金錢文化在世界範圍內再度被強化：從上海到慕尼黑再到矽穀。企業走向世界、個人成為億萬富翁的壯麗景象很自然地點燃了許多企業和個人的激情。股票市場在60年代的巨大收益，私募股權機構在80年代通過並購積累的財富，以及90年代的互聯網投機熱潮，都證明了獲得永無止境的超級回報的可能性。
本章要回答的問題不是“貪婪到底好不好”，這是下一章的話題，現在的問題是，對金錢和財富的欲望升溫，與70年代早期以後美國經濟增速顯著放緩有沒有關聯——導致增長率下降、失業率上升、工作滿意度下滑以及大規模財政刺激、監管機構的失職和投機熱潮？答案是肯定的。追求財富與追求創新之間存在衝突，很多人因此離開了創新之路。而且投資人和經理人對掙快錢的興趣提高了，金融業通過增加資金杠杆在其熟悉的領域投入巨額賭注（對居民家庭貸款、從事政府債券和外幣交易等），並進入沒有太多經驗的領域（資產抵押證券和信用掉期交易等）。而實業部門的擴張和投資則被擠壓。由於可觀的金錢回報，越來越多有天賦的年輕人選擇投身金融業，而非產業部門。大量資本也從產業部門轉移到金融行業。由於這種趨勢是全球性的，不能完全依靠外幣存款提供資金，本國的產業投資必然會受到影響。
對金錢的過分癡迷無疑是美國社會好訟的一個重要因素。有些人羨慕他人才華，但對此幾乎無可奈何而嫉妒他人財富的人卻可以抓住（必要時甚至故意製造）機會起訴對方。訴訟文化必然使創新經濟失去某些活力，因為人們把寶貴的時間和精力用於相互間的訴訟，而非創新。矽穀的一位企業家評論說，當下的新興企業需要的律師數量和工程師數量一樣多。
還有幾位觀察家分析過當代社會主流文化發生改變的其他原因，其中撒切爾夫人的觀點與我們頗有共鳴：她發現，過去人們更渴望做成某事，而不是獲得某個社會地位。在社會地位或身份為主導的文化中，人們為壓倒他人而戰，隻想著往上爬，而不是創造財富，傑出的成就反而得不到承認。這種文化會貶低有成就的人通常具有的品質（如意誌力、判斷力和關懷），卻對他們平時的習慣和小毛病吹毛求疵。近年來，許多描寫傑出人物的傳記，通行的寫法都是關注主人公的失敗之處和違法亂紀行為，包括埃德溫·哈勃（Edwin Hubble）、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和艾爾弗雷德·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傳記等。最近有關托馬斯·傑斐遜的傳記更是如此，書中描寫他讚同奴隸製，實際上他對於奴隸製的厭惡在他的公職活動中表露無遺。某些評論家把更多的篇幅用於指責批判，而不著力描寫他們作品的主人公因為哪些貢獻受到後世的認可和崇拜。諷刺的是，最近有人評論撒切爾夫人的傳記電影《鐵娘子》，說這部影片是在“講述她個人生活的痛苦”，而電影實際上追溯了她的整個職業生涯，並用大量鏡頭記錄現場活動、演講、政治談話、政治經濟狀況和她周圍的社會，包括她想“做成某事”的評論。
然而，美國的社會分歧已滑落到更低的層次。最近幾十年，一種自我中心或自以為是的文化發展起來。許多曾經不斷嚐試新觀念的學者如今自視甚高，從來不做研究卻到處指手畫腳。打進陌生電話和發送垃圾郵件的人給他人的印象仿佛是有緊急情況讓他們有充足的理由打擾別人的生活。十幾歲就生育小孩的女生像養育寵物一樣強調自己的重要性。這種自以為是的感覺的不斷增強，有助於解釋社會安全網絡的費用不斷上漲，它人為地增強了私人財產無法提供的經濟獨立性，使企業更難找到忠誠和願意努力工作的員工。這種生活態度也使新興企業更難招募到具有主動精神、願意幫助他人、擁有專注力和判斷力的員工，這些都是成功的重要基礎。自以為是的文化也是訴訟泛濫現象的一個原因。
美國的許多觀察家都討論過所謂的青春期文化崛起的現象：年輕人通常都願意冒險，許多金融企業也一直在拿老本當賭注。這些觀察家發現，人們的儲蓄意願有所減弱，但一個國家的高儲蓄並非高水平創新的必要條件，因為可以從外幣儲蓄或者其他投資活動中把資源轉移過來。然而，開發創造性的新產品卻離不開願意獻身的企業家。不管這些創新項目有多麼吸引人，如果企業家把開發項目需要的資金用來給自己發工資，項目還是很有可能失敗。不幸的是，19世紀的新興企業通常具有的這種可以在一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為了事業而勤儉節約的精神，如今已經萎縮。投資社交媒體的風險資本家彼得·蒂爾（Peter Thiel）在和初出茅廬的新興企業的首席執行官會麵時發現，這些年輕的企業家都給自己發10萬美元以上的年薪——直到他遇到隻給自己發很少工資的臉譜網的馬克·紮克伯格為止。此外，原創性要求人們願意並有能力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高度的專注力。最近幾十年，這種能力也在減退。一位教育專家告訴著名作家埃利·威塞爾（Elie Wiesel），莎士比亞的《裘力斯·愷撒》（Julius Caesar）已經沒法在紐約州的高中講授了，因為學生們沒有足夠的專注力把作品讀完。很多人已注意到，今天的年輕人獨處的時間總體而言比上代人要少。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到60年代中期，進入勞動力隊伍的人裏有很大一部分當時還是少年心態，他們從成長中學會了獨立思考和追逐夢想。自那以後，這種保持童心的人變得越來越少。有時間獨立思考的人如今還會受到社交媒體的吸引——這是一種通過網絡實現自我滿足的經濟。今天的年輕人需要通過博客、電子郵件和推特（Twitter）等工具保持密切聯絡，這占據了思考的時間，強化了人雲亦雲的風氣。越來越多的人願意接受其政黨、宗教或朋友的安排，而不是通過工作努力爭取自己的位置。這種循規蹈矩之風不對產業界的創新造成消極影響才怪。
隨著美國經濟中群體現象的興起，人們或許會認為群體的支持會增強安全感，而感到安全的人會願意冒險、創新。然而，群體的運轉也可能導致人們更加不願意失去群體利益，例如收入水平和雇傭狀態。
除上述的新價值觀外，某些傳統價值觀也開始複興，從另外一個方向破壞經濟活力。例如，重新關注家庭價值觀的風潮給企業增加了壓力，允許員工在家辦公，目前很多員工也的確獲得了這種權利。大批員工離開辦公室肯定會減少員工之間的交流，這不但會弱化遠距離辦公員工的創新能力，也同樣會影響留在辦公室的人。這不僅僅是猜測。一篇頭版的新聞報道就描述說，雅虎公司近年來在家辦公的員工比例增加到令人擔憂的程度，以至於新任公司負責人瑪麗薩·邁耶（Marissa Mayer）在2012年大膽采取行動，把在家辦公的員工請回了辦公室。
總之，現代價值觀依然可貴，依然有利於豐富生活和個人成長，這是本書倡導的主題的基礎，而本書的主題是，草根活力和自主創新必須成為每個有能力做到的國家的發展目標！傳統價值觀並不都是有害的，一個能夠包容現代價值觀和部分傳統價值觀的社會才能開創創新生活。
政府和經濟的更廣泛聯係
“左”翼和右翼對政府角色都提出了批評：政府的行動遠遠超出了彌補市場失靈和糾正經濟不公的傳統定位。政治家們利用政府權力分配利益，希望借此拉選票。政黨接受來自公司、工會、政治基金和富裕個體的捐助，並為他們的特殊利益服務。在競爭選票和競選經費的過程中，會出現某些經濟上的低效和不公結果。然而人們還沒有認識到，政府行為的政治化即便不會使靜態的低效和不公現象惡化，也會使現代經濟喪失部分活力。
社會上總是存在某些形式和某種程度的社團主義，它反映著政府同勞資雙方的相互關係。但在目前，政府與產業經濟的聯係有了更大範圍的拓展，其中很多發生在過去的10年。本書第六章回顧了美國社團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的發展，工會在當時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在“二戰”後的幾十年裏，隨著美國公司像錢德勒觀察的那樣逐步被中高層經理人掌控，工會在私營企業的勢力有所減弱，但從那時起，工會的影響逐漸擴展到公共部門。第六章還回顧了始於50年代的社團主義的發展趨勢，實力雄厚的公司對政府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些動向被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看得清清楚楚，他在1963年的卸任演說中特別提到了“軍事—工業複合體”的概念。
近年來出現的“國會—銀行複合體”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以往的任何集團。人們原本以為，政府的職能之一是監管銀行，因此兩者應該是一種對立關係。然而，銀行和政治利益集團為了共同利益卻達成了新協議。銀行與政府的關係之一是，銀行持有大量美國政府債券。監管機構通常要求銀行具備相應的資本金充足率，以免在資產價格出現輕微下跌時破產。政府債券並不是絕對安全的，政府可以破產，而且還沒有破產法院保護債券持有人，但美國的銀行持有的美國國債卻沒有相應的資本金要求，國際清算銀行達成的多邊協議也免除了所有銀行持有各國主權債務的資本金要求。這給銀行帶來的巨大好處是節省了股本的資本成本。對政府的好處則是，債券發行價格可以提高（利率可以降低）。銀行可以用持有政府債券節約的成本購買更多政府債券。政府也可以利用利率成本降低的好處銷售更多的公共債務，以支撐越來越嚴重、越拖越久的財政赤字。可以獲得更多更廉價的借款，這對各個政黨的好處也顯而易見：歐洲國家在2011~2012年挽救希臘債務危機的借款就直接送給了持有希臘債券的各家銀行，以滿足這些銀行繼續持有大量主權國家債券的願望和能力。可是，給國債提供這樣的特權對社會並沒有任何好處，因為它會使產業部門的資本支出成本和創新項目的融資難度加大。勸誡和防止政府違約的幹預措施則會破壞信貸市場的正常秩序，資金就會流入那些負債累累的國家，影響這些國家及其貿易及金融夥伴國的經濟穩定性，加劇全球經濟波動。對於風險已經很高的創新項目來說，這是沉重的打擊。
銀行與政府的另一種關係體現在住房貸款上。1970年，美國國會授權當時的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房利美）購買沒有其他機構擔保的私人抵押貸款，並創立了美國聯邦住房抵押貸款公司（房地美），以便展開競爭。從此，銀行業有了兩家政府背景的企業。1992年，老布什總統簽署法案，要求這些所謂的政府支持企業將貸款範圍擴大到“中低收入家庭”的“可負擔住房”上。克林頓政府於1999年推動房利美進入次級抵押貸款市場，並放鬆了對次級抵押貸款借款人的信用要求。同年，美國國會要求這兩家政府支持企業在各自市場上購買新建住房30%的抵押貸款，並要求銀行加大購買兩房抵押支持證券的力度。到2006年，房利美和房地美已購買了價值2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占美國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7。當然，政府在此扮演的角色並不足以解釋房地產投機泡沫的膨脹，因為在2008年，高端住房與低端住房的違約率一樣高。政府的角色也不足以解釋房產價格在大跌之前為什麼會出現60%的增幅，其中肯定有投機狂熱的因素，因為住房建設增長30%似乎不會導致價格暴漲60%。
這些金融領域的關係隻不過是冰山一角，背後是政府和私營產業形成的社團主義共同體，其盛行程度反映在第七章和第九章介紹的不斷增加的監管規定上。集中議程網（Unified Agenda）上的資料顯示，1997~2006年，每年約有80項新的重要法規出台，每項法規每年需要1億美元左右的成本。每年出台的重要法規的數量2007年後攀升到更高水平，2011年達到150項，這已經不僅是預兆和趨勢，1996年以來積累的新法規可能已經對創新的投資和興趣產生了顯著影響，新興企業需要越來越多的律師幫助其穿越不斷擴大的監管叢林。
專利和版權領域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1704年，當親王和貴族們組成的“文學作品委員會”不再能滿足公眾對閱讀的需求時，小說家兼經濟學家、當時最重要的知識產權擁護者丹尼爾·笛福抱怨說，文學作品複製如此之快，以至於沒有人能通過寫作謀生，這是典型的市場失靈。於是，英格蘭在1709年安妮女王時期通過了《安妮法案》，首次在世界上建立了版權保護製度。早在1623年的詹姆斯一世時期，英國議會就通過了保護專利的《壟斷法》。早期，專利保護對新工藝和新產品的鼓勵作用顯然大於其消極影響（擔心其他人拖欠專利費和因為專利費爭執而產生的法律費用）。對最早的專利擁有者而言，世界還是一片空白。然而，今天的經濟生活已被專利擠滿。在高技術產業，專利密度如此之大，以至於新工藝的開發者必須請到與工程師數量相當的律師才能推進項目；在製藥產業，過度的專利保護引發了訴訟和藥價上漲。版權保護隻是到最近才出現爭議，文學藝術產業似乎還沒有被版權保護擠滿，以至於要把很多作家、藝術家和設計師排擠出去。但我們有必要知道，越重要的創新，其用途也越廣泛。美國國會在1998年通過的《鬆尼·波諾版權期限延長法案》將版權保護期又延長了20年（到作者去世後70年），以防範沃爾特·迪士尼的作品以及音像公司的很多表演作品被盜用。但版權保護的時間長度也可能阻礙創新活動，因為很多創作需要借鑒迪士尼公司或百代唱片的產品。美國的國會議員們在延長版權和專利權保護期的問題上是有私心的，他們可以從少數獲益者那裏分得一杯羹，讓社會其他成員分擔不起眼的成本。
政府成為重要的監管者或保護者，這使這些產業與政府接觸密切，尤其容易索取過度補貼。路易吉·津加萊斯（Luigi Zingales）曾寫到，產業界利用了新機遇：借助政治上的影響不但削弱了政府的作用，還可以為公司利益服務。這很好地總結了社團主義的一個重要影響渠道，成為公共機構與私營企業之間緊密聯合的互利製度，這種製度形成了事實上的平行經濟，其倡導者要求推行產業政策，其批評者則要求滿足社團福利。
補貼本身不見得是壞事，但是對產業的補貼（撥款、貸款、擔保和稅收優惠，包括對農業的補貼）經常打著調整市場經濟發展方向的旗號，其真實目的則是給議員們的支持者和親朋提供好處。這些好處並不是小數目，在2006財年，公司福利性質的補貼達到920億美元。一些重大補貼項目因為災難性的後果而臭名昭著：20世紀70年代的超音速客機項目和美國合成燃料公司項目，90年代的乙醇補貼項目，以及過去幾年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補貼項目。當然，很多私營企業（例如好萊塢影城）也遇到過災難。但問題在於，這些補貼項目由政治家充當經濟創新決策者，他們缺乏深入的專業知識，與私營企業的業務脫節。而私營企業的決策是由創意者、企業家、金融家和市場專家負責，他們會綜合考慮是否有更好的項目可以探索和開發。
廣泛存在的公私部門之間的聯結對某些特定產業的影響要深刻得多。政府對教育和醫療產業的控製直到最近才引起重視，這種體製已無法用監管、保護和補貼這樣的詞語描述，而是形成了有機的、顆粒化的狀態。阿諾德·克林（Arnold Kling）與尼克·舒爾茨（Nick Schulz）的一篇論文對此類政府控製做了如下描述：
醫療和教育產業的政府主導程度越來越強。這種主導引發了兩種不良效應，使產業的發展持續惡化：通過發放補貼，政府幹預人為地擴大了對醫療和教育的需求；通過提供保護、阻礙市場競爭，降低了這兩個產業的供給效率。
效率不是唯一受到負麵影響的方麵，某些創新通路也被阻斷。如今，私立中小學、大學和私立醫院產業的進入空間很小，而這些機構曾在20世紀引領了美國教育和醫療產業的進步。此外，醫生脫離標準治療程序、教師嚐試新課程和新教學方法的空間也非常有限。
人們很容易在政治家所做的事情中找到其陰暗麵，這是那些偽裝成善舉的行動的“潛在功能”。但我們也容易忽略一個事實：大多數監管、保護和國有化除了成本之外還有好處，否則這些措施很難通過。因此有人會問：社團主義思潮到底會給經濟活力造成多大的製約？幸運的是，社團主義關係在經濟中的擴張如果像上文所說的那樣普遍和深入，那肯定會留下各種證據。我們知道，社團主義政府喜歡和由少數大企業組成的產業打交道，而不是由很多小企業組成的產業，官員們都保存著產業巨頭的電話號碼。還有證據表明，在過去的60年中，美國經濟的產業集中度大幅提高。在金融業，大銀行成為巨獸，小銀行逐漸萎縮。在非金融產業，經濟活動也急劇地從創新主要依靠的中小企業集中到大企業，這可以從2011年的官方數據中看到200家最大企業的總利潤在全美企業總利潤中的比重從20世紀50年代早期的15%提高到60年代中期的26%，1966年之前基本穩定在這個水平，然後持續提高，2004~2008年提高到30%左右。銷售收入也表現出同樣的趨勢。在某些零售行業，4家最大企業的市場份額從1992年到2007年都基本翻番，達到令人震驚的水平，例如書店行業為71%，計算機和軟件商店以及普通商品零售店都達到73%。由於政府監管和工會規則的影響，城市寫字樓建設項目經常會被拖延。拖延的時間之長，會讓很多新創意最後通通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