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後的幾十年裏，德國和意大利的各種指標是否顯示它們擺脫了社團主義的陰影，發展出了更現代的製度、政策和文化？還是表明它們依然保留、複興甚至強化了社團主義？英國和法國是什麼情況？美國又如何？這些問題都很少有人研究。
在“二戰”後的最初幾年，西歐大陸（尤其是德國）的確進行了一些自由放任或者可以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改革，這與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社團主義政策相比是很大的轉變。歐洲各國的經濟對外貿易開放度大幅增加，首先是雙邊貿易或易貨貿易，然後是多邊貿易。後來各國又逐步對資本流動開放，取消了各國政府把私人資本禁錮在本國境內的限製權力。最後，各國允許金融業和其他產業進行跨境競爭，甚至轉移公司總部。這些工作的組織有很多是由歐洲經濟委員會負責，它是聯邦德國、法國、意大利及比荷盧經濟聯盟在創建歐盟時建立的機構。
在德國，政策急劇轉向的先兆是1948年由經濟和勞動部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領導的經濟改革，宣布1949年建立的聯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將執行新自由主義原則，而非社團主義模式。在1957年出版的《大眾的福利》中，艾哈德認為，聯邦德國的國民產值在1949~1956年幾乎翻番，應歸功於競爭的重生以及重建了控製通貨膨脹的信心，不會再剝奪債權人。艾哈德堅信，聯邦德國既抵製了影響個人激勵的社團主義傾向，又抵製了幹預財富分配、超出生產率提高所允許的幅度的社會主義傾向。
艾哈德的分析非常明智，但在無意中也顯示，在1949年，當聯邦德國的國民產值重新回到1936年和平時期的水平時，已經沒有被破壞的資本項目需要重建，因此後來的國民產值翻番應該歸功於競爭的強化和信心的增強（與希特勒時期相比），以及由此帶來的投資的增長和生產率的進步。當然，這裏顯然忽略了事實上出現過的資本項目建設，如鐵路和工廠還需要修複，這些項目有很大的產出收益需要在未來若幹年裏逐步實現，與競爭是否增強無關。這個重要的省略迷惑了所有歐洲國家，讓它們以為自己已經進入羅斯托所說的永遠“持續增長”的快車道。當時的人們並未意識到，歐洲大陸的生產率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企業可以尋找、借鑒和采納已經在美國使用的新產品和新工藝，不需要太高的成本，就能使生產率和利潤提高。它們的借鑒對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英國和少數非歐洲大陸國家。主要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鑒於政治形勢劇變以及社團主義導致的封閉經濟轉向，這些成果沒能及時被歐洲大陸采納。對這種出色的“追趕”增速，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競爭和信心不足以給出合理的解釋，真正的原因是大西洋對岸有大量現成的果實可以摘取。
那麼在工廠和鐵路重建之後，社團主義是否卷土重來？1949年之後呢？如果我們要在這個問題上通過統計學測算社團主義回歸的程度，那就需要一係列指標的列表：年度或者10年期指標，有關社團主義的強度，如對政策的影響。這些指標應該包括政府對生產的幹預：監管規定（法令和裁決）的數量、官方審批（許可證等）的數量、對產業和職業進入的限製、“產業政策”以及稅收政策等。相比之下，社會主義更關心做事的手段，而不是做事的內容。另外一套指標則是反映收入的轉移或控製：社會保險補貼、產業和工會對工資的“協調”、政府不尊重股東產權導致的股票價格縮水，以及大量不讓出售或解散的僵屍企業的存在等。公共部門的大量就業崗位是另一個指標，因為對私營部門的幹預總是需要人手來執行。此外還有反映價值觀（期望和信仰，符合或反對社團主義思想）的影響的可量化指標。在接下來的兩章，我們將利用反映社團主義影響力的指標測試社團主義的一些說法。
不過在本章，我們主要采用曆史學家的視角，關注重大事件：高潮或者低穀。有兩個發展趨勢表明，社團主義的回歸不需要等待很長時間。在德國因為“韓國繁榮”而遭遇的一次危機中，阿貝爾斯豪塞寫道：“德國產業中有影響力的部門開始重建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國家社團主義體製。”不同雇主協會的合作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重新出現，讓一位學者看到“曆經考驗的德國傳統在納粹經濟製度被終結和1948年改革後依然完好無損”。
另一個發展趨勢是社團主義框架內部的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權力轉移。從一個角度來看，社團主義導致政府與產業部門結合，很多產業活動是通過與政府協商而非通過市場決策，當然其中有很多同時也要受市場力量的影響。勞工組織與政府的聯係是否緊密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到20世紀60年代末，勞方在歐洲國家的發言權增大，甚至使傳統社團主義學說中的“三方合作”實際上變成了“兩方合作”。
勞方的新力量的表現之一是在大公司監事會中的席位。這種情況的出現在德國並沒有被當作大事，因為那裏對大企業的社會主義的敵意從未完全消失。直到20世紀90年代又取得了新進展，工會在公司的投資委員會也占有了一個席位。這次德國人感到害怕了，他們擔心這項變革會阻礙有利可圖的投資項目，或者妨礙公司為生存開展的改革。隻有企業生存下去，部分工作崗位才能延續。但經濟學家其實不需要擔心。有關醜聞在2005年被披露出來，德國汽車廠商大眾公司給工會領導人提供賄賂已經有十幾年的曆史。
德國經濟部在1967年明確了“三方合作”的辦法，啟動了一個“協調行動”，將勞方、資方和政府聚到談判桌前。雖然這種正式的三方合作機製僅延續了10年時間，但非正式的三方合作機製卻延續了下來，得到了工會和雇主雙方的“自由派”社團主義者的配合。同樣是在這段時期，意大利也發展出自己的三方合作機製，並開始使用“會商表”（Tavola di concertazione）這個術語表示勞方、資方和政府之間的正式協商機製。歐洲國家“二戰”後的這種三方合作機製究竟是口頭的表演，還是的確產生了影響？
三方合作有過輝煌的時刻。1982年，當歐洲經濟處於衰退期時，荷蘭的勞方和資方組織達成了“瓦聖納協議”，開啟了一個控製工資水平的新時期，似乎還創造了某些就業機會，但這兩方麵的成果是否長期持續則證據不詳。從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以下簡稱“經合組織”）搜集的成員國數據來看，20多年後的2004年，荷蘭的失業率處於經合組織成員國的中遊，居於英國和美國的失業率之間，雇員的平均工作小時量卻幾乎是最低的。因此，當初的協議對勞動力市場的持續影響僅從表麵上很難分辨。另外在2003年，通過社會民主黨的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der）總理的勸說，德國達成了一係列名為“2010年日程”的協議，以壓縮工資成本，增強勞動力市場的彈性。產業部門的勞動力成本在這個十年持續下降，並被認為是德國近年來實現出口繁榮的重要原因。然而今天的德國勞動力市場數據看起來並不出色，如果暫不考慮受到危機困擾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那德國近年來的失業率與歐洲平均水平接近，雇員的平均工作小時量僅比荷蘭和挪威略高。如果人均工作時間更長，德國的失業率可能就不會這麼低。然而前文的討論已經指出，正式或非正式的社團主義措施的影響遠不止工資談判這一個方麵。
有人或許會猜測，漸進地走向三方合作，或者更普遍地說，“社會夥伴”在公司監事會中的重要作用預示著社團主義在德國和意大利迎來了第二春，甚至還包括大多數其他歐洲大陸國家。那麼前文介紹過的反映社團主義程度的統計數據能否證明這種趨勢？在“二戰”後的數十年中，有數據表明公共部門的地位在幾個國家有所提高。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德國也有這方麵的普查數據，1933年，德國的公共部門雇員占全國雇員總數的9%，到1938年提升至12%，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軍隊的擴張。到1960年，這一數據依舊為8%，但是到1980~1981年，卻已增長到15%。公共部門的規模已經高於20世紀30年代和平時期的社團主義經濟的水平，這非常引人關注。另一個反映社團主義的驚人數據是政府總支出的增加，包括購買消費類產品和服務以及購買資本品（如廠房和設備）的支出，在同一時間跨度內，政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60年的32.5%提高到1981年的49%。意大利的公共部門雇員比重從9%增長到與德國相當的15%，政府總支出從30%增長到51%。德國當時的數據幾乎達到了峰值，到2006年，在經濟嚴重下滑前，德國的公共部門雇員比重下降到12%，政府總支出的比重降至45.5%。而在意大利，這兩個指標反映的政府規模到20世紀90年代早期達到新的峰值，到2006年，公共部門雇員比重依然在15%左右，政府總支出的比重則減少到49%。至少在西方國家，這些統計指標顯示政府幹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似乎證明歐洲大陸的社團主義非但沒有消退，反而更具影響力了。此外我們應該很想了解，與某些參照國家相比，這些歐洲國家的社團主義性質是否更顯著。
法國的社團主義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讓–巴普蒂斯特·柯爾貝爾（Jean-Baptiste Colbert）的時代，從現在來看，以各種反映社團主義的統計指標測算，法國與意大利或其他一些歐洲國家沒有多大區別。法國的公共部門雇員比重也在上升，從較高的起點13%提高到1981年的16%乃至2006年驚人的22%。法國政府總支出的起點也更高，在1980年達到和意大利相近的49%，到2006年更是進一步提高到52.5%。
這三個國家在反映社團主義的另一個指標（政府審批）上的表現如何？根據1999年的調查，法國在這方麵與意大利相當，超過其他國家。德國的審批較少，但明顯多於英國和美國。
法國和意大利的勞動關係在外國觀察家們看來依然充滿衝突，而工會則抱怨說它們並沒有公眾想象中那麼大的權力。法國在2008~2009年危機中爆發了大量“綁架老板”運動。法國的大罷工（令人恐懼的示威活動）有時會造成經濟癱瘓，意大利與之類似，隻是程度略輕。至少在公開的議論中還沒有哪個歐洲國家比法國更反感“市場社會”、對商業活動更為疏遠。
回溯這三個國家“二戰”之後的曆史，影響最大的社團主義發展現象似乎是工會的崛起，其政治權力的影響已經和產業利益集團相當。勞方的勢力並沒有超過企業或公司的勢力。在產品市場上，總體的壟斷程度甚至顯著增強。工人和投資者可以通過工會、公司和商會等非市場渠道發揮作用，對經濟行為和發展方向產生複雜而深遠的影響（通常是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這種觀念深入人心。由此導致公共部門的活動大幅增加，監管規定越來越多。這裏需要回答的問題是，這種新製度及其伴隨的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通過何種途徑限製了變革和創新？為保持穩定和維護現狀，給產業活動的回報造成了多大的影響？
在英國也出現了與法國類似的社團主義趨勢，直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才轉向。公共部門雇員的比重在1960年已達到15%左右，高居歐洲之首，到1981年更是迅速躥升到驚人的23%。英國的政府總支出規模在1960年與意大利和德國相當，到1981年提高到47%，略低於意德兩國。然而到2005年，英國已降至45%，明顯低於意大利的48%和德國的47%。20世紀80年代英國發生的變革在近年來的研究越來越多，那場使英國分裂了整整10年的關於經濟問題的爭論並不是針對“社會主義”的，因為英國的國有企業在總產出中所占的比重是所有發達經濟體中最小的，從“二戰”結束到今天，一直維持在1.3%左右。那場爭論其實是針對社團主義的，在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出任首相之後爆發。
如今很難想象撒切爾夫人在1979年當選給雇主們和工會帶來的衝擊，她給出的令人振奮的自由市場和放鬆管製的藥方使英國在“二戰”後的曆史上出現了最活躍興奮的時期。
英國工業聯合會在當時被撒切爾政府邊緣化，由於高利率和強勢英鎊加劇了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衰退，很多製造企業陷入困境，很多會員感到恐懼。但隨著經濟改革措施和嚴厲的工會法開始生效，社會上的態度出現軟化。與撒切爾關係良好的詹姆斯·克萊明森爵士（Sir James Cleminson）做了很多工作，以消除工業聯合會總是尋求政府扶持的嗷嗷待哺的原有形象。他在1985年說：“產業界人士開始承認，要求政府做的事情中有4/5其實是可以自己做的，他們希望政府做的就是鋪好道路而已。”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態度延續至今。
在這段時期之後，英國逐漸改變了社團主義立場，脫離了以法國為首、意大利緊隨其後的傳統陣營。根據1999年的統計，在西方七國中，英國阻礙企業發展的官方審批數量遠遠少於其他國家。
最後，我們來看看社團主義在美國的影響。1960年，盡管經曆了戰後的大規模裁軍，但美國的公共部門雇員占全體勞動力的比重仍高於英國水平，是西方七國中最高的。到1980年，美國的這一指標雖然被英國超過，但依然高於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相對而言，在政府總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這一指標上，美國在1960年仍居中遊，僅為27.5%；到1980年更是西方七國中最低的，為35.5%。在官方審批數量方麵，美國在1999年顯著低於意大利、德國和法國。
在剛過去的10年中，社團主義在美國的影響肯定有所上升。聯邦要求的監管規範的數量持續快速增加。有證據表明，某些新的監管規定降低了企業從事具有不確定前景的新項目的意願，如《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要求首席執行官為公司提供的會計方法承擔法律責任。
政府對資源配置的幹預在個人所得稅法中表現得尤其突出。1981年的裏根減稅法案消除了各種稅收征管漏洞，給政府增加了數十億美元的收入，以彌補稅率結構下調的損失（涉及從最低到最高的各檔邊際稅率）。然而，稅收漏洞以及使特定個人和企業受益的法規卻越來越多，美國的稅法長達16 000頁，而法國稅法隻有1 900頁。
美國的另一個驚人發展趨勢是訴訟的大量出現和隨之而來的對訴訟的恐懼。雖然與20世紀30年代相比，美國人可能沒有那麼多工會保護自己，但他們今天能夠借助龐大的法律體係和法院係統保護自己在社會對變革和進步的不懈追求中不會被他人置於不利位置。對於訴訟的擔心給個人的行動和判斷造成了顯著影響，並涉及創新活動：
我們創造了一個被訴訟恐懼搞得癱瘓的社會。醫生們疑心重重……校長們碌碌無為，教師們甚至沒有維持教室秩序的權威。在沒有人負責的情況下，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避免任何可能的風險……在美國上方矗立著一個巨大的未知起訴人的紀念碑，使我們每天的行動選擇都籠罩著陰影。
因此，我們很難說社團主義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在“二戰”後有所削弱，更大的可能是其影響力逐漸增強。
上述證據指向的結論是，總體而言，“二戰”結束後的幾十年，社團主義對歐洲國家的影響擴大，至少是得到了鞏固。有人認為美國的變化不明顯，但某些證據表明那裏的社團主義同樣在擴張。英國是個例外，社團主義的影響在1980年前一直在增強，此後有所減弱。戰後數十年來社團主義的主要演化趨勢顯然是工會勢力的增強，在某些國家已足以同產業界的勢力抗衡，甚至還有超越的時候。
與之相伴的一個深刻的觀念變化是：永遠不能假定市場是正確的，資方、勞方、職業人士和其他群體的聲音應該通過遊說等非市場渠道發揮作用。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仍沒有解決的一個大問題是，社團主義通過對市場活動的限製，是削弱還是激發了實現自主創新所需要的經濟活力？
新社團主義
前文提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經典社團主義過去半個世紀在若幹國家延續下來。盡管在大多數國家，社團主義都或早或晚接受了工會成為與產業組織平等對話的“社會夥伴”，但它們仍然屬於經典社團主義。相對於18世紀的自由主義而言，這種思潮要求擴大政府權力，形成由國家引導的經濟發展。這種經典社團主義追求一係列目標：以秩序取代無序，以團結精神取代個人主義，以社會責任取代反社會行為。“二戰”後，這種基本版的社團主義還加入了以勞資協同取代所有者控製、以利益相關者取代公司自身利益的主張，不隻是關注實現所有者和工人共同利益最大化的目標。這些觀念極大地增加了政府可能以國家利益之名給利益集團輸送的好處，拓寬了幹預經濟的空間。今天，社團主義又出現了新內容。
最近幾十年來，一種新型的社團主義發展起來。這種新社團主義或者改變了權力格局，或者提供了雙向流動機遇。政府不再是選擇方向的向導，而更像是在扮演駕駛員的角色，由乘客付錢，把乘客帶到他們想去的地方。某些權力被轉移給巨額財富的擁有者和企業重要崗位的掌控者，即使這些人都是分散的個體，政府也不得不關注債券市場和其他市場的風雲變幻。政府可能在某些領域保留經典社團主義的特征，當全社會或絕大部分人陷入困境或出現期望時，還會主動采取一些措施。
這種新社團主義還接受了社會契約的觀念，超越了經典社團主義的各種群體——包括那些參與集體談判的群體和加入“協調行動”的群體。社會契約觀念的含義是：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是心照不宣的契約簽署者，這種契約的內容是所有人都了解的，而且根據契約，任何人的利益都不能在沒有賠償的情況下受到侵害。這種民粹性質的社團主義產生了深遠後果，在過去，隻有律師、藥劑師或服裝工人等組成的群體可以獲得社團地位，掌握壟斷權，而現在所有類型的群體都可以要求發出聲音，要求維護自己的權利，或者尋求政府的保護。社團主義的這種新元素超越了經典社團主義用國家控製改善社會狀況的範疇（例如通過政府指導促進增長，或者通過協商實現產業和平），它們要求任何時候的社會發展都不能在促進某些人進步的同時忽略另外一些人。這種新思潮呼籲政府采取行動，保護所有人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損害，至少是盡可能做到。覆蓋所有人的社會保障就是新社團主義的座右銘。
於是，政府獲得了全套的新職能，可以為那些由於經濟發展、外國競爭乃至暴風雨而受損的人提供補償，可以為各個地區和城市提供花樣繁多的資助，當然，這樣做的潛在功能（這是羅伯特·莫頓的術語）是以這些資助換取政治或資金上的支持。遊說集團受到鼓勵，向立法、監管和法律解釋機構提出各類要求，提供賄賂尤其受到歡迎。對產業界的監管被強化，以保護企業和員工免受競爭威脅。通過對修建新機場、垃圾場等工程頒布禁令，保護有政治影響的社區的環境。社區、非營利組織或政府敲詐企業，索取捐助或其他好處。集體訴訟把收入從合法受益人那裏轉移到接受補助或賠償的人那裏。其結果並不必然導致政府規模的擴張，但使得政府不受約束，這才是關鍵。第十章還將討論新社團主義的另外一些特征。
因此，新社團主義經濟中充滿了對政府、利益相關方、工會以及大量提起訴訟的個人和企業的敲詐的擔憂。我們已經知道，在一個勞動和資本無法自由競爭的經濟體中，企業將永遠重複生產過時的產品，投資活動會萎縮。而且，社團主義社會中對現有企業產生威脅的各種勢力將對這些企業的利潤前景和股價產生嚴重影響，從而減少投資活動、縮小就業規模。另外需要補充的是，如果貪得無厭的利益集團要求對任何創新都分一杯羹，令潛在創新者深感憂慮，那普通人就不能指望獲得興旺發達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整個經濟都將逐漸過時，陷入越來越嚴重的蕭條。
社團主義的陰暗麵
接下來的兩章將進行一些經濟學分析，以驗證有關社團主義經濟的核心觀點。當然，隻需要借助一些常識，我們不用經濟學知識也能看到社團主義的一些弊端。
理想化的社團主義製度取消了個人主義和競爭，它們被妖魔化為醜陋的、非人性的事物。但這個製度隻是把個人主義從市場移植到了政府，那裏的人也在為爭奪權力而鬥爭。這個製度可以終結廠商之間爭奪眾多市場買家的競爭，但取而代之的是廠商和職業人士爭奪政府訂單和政府扶持的更陰險的競爭，而且此時隻有一個買家——一個全能的買家。這個理想中的製度消除了勞資雙方的衝突，但“二戰”後的體製最後隻是給工會和大企業授予了壟斷權，授權雙方進行協商。有人說這個製度重建了物質主義和文化發展的平衡，但它並不符合大多數偉大的文學和藝術作品的主題，因為那些作品都宣揚個人主義。與它取代的現代社會的混亂相比，這個製度被讚譽為科學的製度，但它隻是用政府創新活動的不確定性取代無數個人創新者要麵臨的不確定性，由此造成的不確定程度可能更大。社團主義者攻擊現代經濟賦予了富有的產業巨頭或金融投機商權力，把他們的新製度描述為全社會的公仆，但這個製度最後卻讓少數政治巨頭及其經濟支持者掌握了更加可怕的權力。
可以理解，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市場力量會讓參與者感到自己像羔羊一樣聽任環境的擺布（當然在這方麵，市場的仁慈之處在於，它是讓人們自願做那些為改善資源配置必須要做的事情），因此重商資本主義時代可能不夠美好。但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經濟參與者第一次能夠普遍地參與到構思和探索新產品和新工藝的過程中來，開辟新的職業生涯。這樣的個人機遇意味著精神激勵、職業投入以及從挑戰和個人發展中獲得回報。社團主義壓抑了這些個人機遇，很多人甚至要靠獻媚取寵才能獲得批準，才能進入某個產業、爭取成功。這無疑是一種壓迫式的製度。社團主義觀念激發了各種類型的極權主義（這是墨索裏尼的說法），把大多數社會成員真正變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