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三方體係從1926年起開始逐步運轉，到1935年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係統。這種製度在當時是新鮮事物，獲得了很多人或羨慕或嫉妒的關注，包括溫斯頓·丘吉爾、蕭伯納和約翰·凱恩斯等。自20世紀30年代起，完成經濟製度設計的墨索裏尼轉而追求他的帝國夢，向埃塞俄比亞和亞得裏亞海地區擴張，然後利用國家力量對同性戀者、吉卜賽人和猶太人等群體展開迫害，最終使其政府遺臭萬年。不過在20世紀30年代前期，意大利的社團主義經濟製度建設卻吸引了世界上很多人的注意，並顯然對其他國家走上社團主義道路發揮了激勵作用。
其中之一就是德國。早在意大利的樣本完全實現之前，德國就有了自己的社團主義思想。事實上，德國社團主義的發展還早於意大利，甚至在利奧十三世發布關於社會責任的通諭之前，德國就出現了對資本主義的社團主義批評：斐迪南·滕尼斯在1887年的論文中提到，社區和行會被摧毀；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迪爾凱姆（émile Durkeim）則認為資本主義增加了沒有規則約束的衝突。在20世紀20年代，德國政治生活中逐漸出現了對意大利實踐的社團主義思想元素的回應，包括對個人主義的反感、對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摒棄以及對小資產階級的蔑視。不過其他各種思潮在德國更流行，社會主義在德國的根基比意大利更牢固，因此要建立意大利式的社團主義經濟，過程將更複雜、需要的時間也更長。
阿道夫·希特勒發揮了同墨索裏尼非常相似的關鍵作用。作為生於奧地利的一位藝術類學生，希特勒在1919年為慕尼黑的德國軍隊工作，他被派去當間諜，監視“左派”的德國工人黨（與老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競爭的新興勢力）的活動。希特勒隨即發現自己與德國工人黨的主張不謀而合，倡導德國民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作為一名善於蠱惑人心的演說家，他獲得了德國工人黨的全力支持，還招募了一批武裝力量。1920年，他建議把黨名改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後來被稱為納粹黨，這個名字凸顯了民族主義立場，並希望繼續利用社會主義的號召力。
納粹黨在20世紀20年代及以後所奮鬥的一個主題是希望重新恢複德國經濟的良好發展勢頭——他們關注“效率”，這與墨索裏尼的政黨關注生產率如出一轍。1920年的工人黨的第一份綱領（所謂“25點”）與1919年的意大利法西斯黨宣言類似，都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內容，要求廢除不勞而獲的收入、對企業托拉斯進行國有化、開展土地改革以及培育“健康的中產階級”等。此外還表達了近乎仇恨的對自私行為的反對：
個人行為絕對不能與整體利益衝突……而是要為整體利益服務……我們要求與所有給共同利益造成損害的行為進行無情的鬥爭……包括高利貸者、其他投機商、猶太物質主義……黨組織堅信，隻有堅持共同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原則，我們的民族才能保持內在的永遠的健康。
納粹黨在國會獲得了多數席位，希特勒也於1933年被任命為總理。勝利的推動力是1929年的德國經濟蕭條，加上納粹黨攻擊魏瑪共和國政府在處理戰爭賠款等問題上軟弱無能（其實魏瑪政府已經兩次通過談判降低了賠款額，而且實際上幾乎沒有支付任何款項）。從1933年開始，民族社會主義者著手建立包含三個組成部分的社團主義經濟製度：資方、勞方和政府。1934年的《全國勞動組織法》建立了若幹產業群體，每個群體中都由各級“領導”統率成員。1935年，工會受到監管，要求它們尋找非商業性的動力來提高生產率。卡特爾組織幾乎遍布整個經濟，加入組織成為強迫行為。然後成立了國家經濟商會，以領導所有協會，它有權發布法律和指令。整個製度帶來的結果是，政府的幹預程度可以完全取決於自身的需要。
有一段時間，德國政府試圖直接指揮很大一部分經濟的運轉：要求企業招募指定數量的工人，安排企業生產產品的類型和數量，並對工資和價格進行管製。但是到1937年，政府開始後退：國家經濟商會得到指示，不要進行更多的價格和市場管製，重新通過卡特爾製定價格和工資。納粹政府的關注點當時已轉向外交政策，企業在很大程度上能在市場上較為自由地爭奪顧客和政府訂單。然而，不受限製的政府權力已足以保證沒有哪家企業敢過於違背政府的意願。企業還可以成為政府的臂膀，爭奪政府的合同和補貼。哈耶克在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中說，德國的商業人士被迷惑了，誤以為自己還保留著經濟現代程度較高時所擁有的不受政府約束的自主權。
與意大利一樣，社團主義的元素在德國出現的時間遠遠早於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商業行會、手工業行會和職業人士行會等組織從12世紀起就在德意誌地區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它們試圖控製產品的價格和標準，而且還對各省乃至全國的統治者和立法機構發揮著影響。然而，資本主義帶來的競爭浪潮削弱了這些組織，拿破侖更是在整個帝國範圍內禁止這些組織的活動，因此它們的影響力至少在19世紀的現代經濟中被大大削弱。1866年，德意誌各州同奧地利帝國的聯盟被普奧戰爭終結。1871年，德國曆史迎來了轉折點，俾斯麥把整個德國統一到威廉皇帝領導的普魯士下麵。曆史學家烏爾裏希·諾肯（Ulrich Nocken）把德國社團主義興起的時間確定在1871年，凡爾納·阿貝爾斯豪塞（Werner Abelshauser）則認為1879年標誌著“現代社團主義利益協調製度的誕生”。德國新興的現代經濟在某些方麵走向了社團主義，名為工商業“商會”的雇主協會興起，承擔了政治遊說、價格談判、製定工資標準等職能。大多數規模較小的產業工會也發展起來，相對於“一戰”時期和“二戰”之後的德國工會而言，其實力還較為薄弱，尤其是在1879年反社會主義法律製定到1890年廢止期間。雇主協會和小規模的工會都成為政府的重要合作對象，這是威廉統治時期的經濟特征。在1871~1890年擔任帝國首相的俾斯麥未能複製約束普魯士議會的普魯士經濟委員會，建立一個擁有對議會的否決權和建議權的國家經濟委員會。雖然不得不與國會分享某些經濟事務的權力（這點不同於希特勒），但這位鐵血首相還是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並借此為19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展鋼鐵產業的融資鋪平了道路。因此，19世紀後期的德意誌帝國可以說已經發展出了曆史學家們所說的自願的或協商的社團主義，但與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強製性和全麵的社團主義並不相同。德國自願性質的社團主義在1919~1924年魏瑪共和國早期仍繼續受到工會的青睞，而雇主協會在“一戰”期間不得不屈服於強勢的工會，被迫與對方平等地坐到談判桌前。
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社團主義受到普遍歡迎：大量的集會和廣泛的支持，當時的觀察家們的直接報道，還包括藝術家們時代情緒變化的間接反映。人們在很多領域有了新道路和新發現的感覺。社團主義得以流行，其背後的推動力很容易看到，那就是公眾對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日益排斥。社團主義成為“第三條道路”，用曆史學家澤夫·斯坦賀爾（Zeev Sternhell）的話來說，就是“既不左也不右”——至少不屬於傳統的“左派”或者右派。穿越時代的話，可以說“二戰”後的新社團主義也是新右派和“新左派”之間的中間道路。因此，社團主義既可以吸引被資本主義損傷的利益群體，也可以吸引恐懼社會主義的利益群體。前者可以通過社團主義避免現代主義和現代經濟造成或可能造成的損害，如市場競爭的威脅、工作的不穩定以及產業發展的盲目性；後者可以把社團主義作為對社會主義經濟的替代，避免被剝奪財富和快樂，包括被禁止創辦企業和難以發展個人事業等。社團主義政治家可以聲稱，這種社會結構能夠重新鼓舞人們追求共同目標，並由政府進行協調補充，從而徹底解決資本主義的勞資衝突和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同其他群體的衝突。政治家們無法在實驗室中建立一個社團主義經濟模型與實際的資本主義經濟對比，這給了他們借口，要求直接砸碎資本主義的框架，用新的社團主義經濟取而代之。他們的首要目標是使國家擺脫資本主義經濟，把社團主義經濟調試到最優狀態成為次要任務。世界經濟在1929年陷入危機，“大蕭條”籠罩前方，使他們更容易把現有的資本主義經濟描述成應該盡快拋棄的製度。最後，納粹政治家們吹噓說他們即將采取行動，而當時議會中主張改造資本主義的黨派和主張建立社會主義的黨派勢均力敵，因此是做不到的。他們如果掌權，必將大有作為，絕不像其他人那樣一事無成、隻求不把事情搞得更糟。於是在若幹有著社團主義元素的國家，大眾激動地期盼新時代的到來。
社團主義並沒有止步於意大利和德國。1936年政變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終結了西班牙共和國的社會主義路線。不過社團主義思想在西班牙未得到普及，社團主義的上層建築也從來不像意大利那樣廣泛。葡萄牙的獨裁者安東尼奧·薩拉查（Antonio Salazar）[科英布拉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查爾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及利奧十三世的崇拜者]在1932~1968年擔任總統期間主要依靠社團主義思想，他的實驗在法國引起了強烈的關注。在1934年，奧地利隨著恩格爾伯特·道夫斯（Engelbert Dolfuss）擔任首相，也采納了塞佩爾牧師（Monsignor Ignaz Seipel）的某些社團主義學說。社團主義在愛爾蘭則興起於1937年，被新芬黨這樣的反資本主義黨派推崇，並得到了教會的支持。
法國的情況如何？20世紀初，巴黎的沙龍裏滿是好鬥的知識分子，希望把終結個人主義的社會主義同民主製度結合起來，其中包括莫裏斯·巴雷斯（Maurice Barres）、喬治·索雷爾（Georges Sorel）和查爾斯·莫拉斯等人。然而法國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並沒有采納墨索裏尼和希特勒引入的社團主義製度。當德國士兵在1940年進入巴黎後，組建於1941年夏天的維希政府很快建立了社團主義精神的經濟計劃體係。幾年之後維希政府垮台，戴高樂將軍領導的戰後政府在1946年引入了計劃指導，1946~1958年的法蘭西第四共和國采納了五年計劃，這借鑒了20世紀30年代意大利和德國執行的四年計劃。法國政府希望通過這個辦法指引法國工業向他們期待的方向發展。
在南美洲，社團主義的元素是在熱圖利奧·瓦加斯（Getúlio Vargas）統治時期進入巴西，尤其是在1937~1945年的獨裁時期。巴西的勞動法一字不差地照搬意大利法律，建立了卡特爾以控製主要產品的生產，政府還希望掌控工業化的發展方向。不過態度較為溫和的瓦加斯與薩拉查一樣鎮壓了法西斯和納粹黨派，還取締了普利尼奧·薩爾加多（Plínio Salgado）領導的激進的天主教黨派。另一種顏色的社團主義則在1943~1955年胡安·庇隆（Juan Perón）的第一任總統任期來到阿根廷，產業工會成為庇隆主義黨派的基石，對工業和農業進行廣泛幹預。
在亞洲，日本的大型垂直壟斷企業（財閥）通常是由某個大家族控製，它們自19世紀最後幾十年的明治時期起步，在“一戰”之前已變得非常顯赫，與中央政府保持密切聯係。社團主義製度發展起來，日本帝國政府既沒有與其保持距離，也沒有將其拆解。在1945年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後，韓國也形成了社團主義結構，韓國政府把日本人留下的工廠和其他好處送給少數韓國企業，以換取利益回扣。
對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來說，如果說它們也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建立了類似於意大利和德國的社團主義製度，那是很大的歪曲。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和英國的工會的規模和影響力都顯著增強，而這些組織在意大利和德國卻受到束縛。在歐洲大陸各國都忙於建立卡特爾時，美國人繼續堅持進步主義時代的反對態度。但問題在於，美國經濟和英國經濟是否也或多或少帶有類似於意大利和德國的社團主義特征？在1929~1933年可怕的經濟衰退直至“大蕭條”之後，美國也出現了政府對經濟的廣泛幹預。富蘭克林·羅斯福以巨大優勢當選總統，於1933年開始執政，各種新政的立法也隨即推出。根據1933年的《全國複興法案》，美國成立了國家複興署。在各個產業都組織了領導團隊，設定價格和工資標準，以防止螺旋式通貨緊縮，因為羅斯福相信這種緊縮加劇了失業問題。加入這種團隊不是強迫性的，但是每家執行行業標準的企業都能得到政府的認證，必然給其他企業造成社會壓力。電視觀眾至今還能從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的電影《鴨子湯》（Duck Soup）的第一幀畫麵中看到這樣的認證印章。許多被認為頗有思想的評論家都把國家複興署視為走向“集體主義”的社團經濟的令人憂慮的一步：
這個製度的關鍵本質是，每個加入標準的產業都能獲得對美國市場的近似的壟斷權，其壟斷利潤使其足以支付高工資。但為了保護壟斷權，必須排除競爭對手的進入。於是在更“先進”的標準中，對新企業和新工藝設置了障礙……通過國家權力完全禁止任何進口，把整個老牌產業都保護起來。
然而對大多數觀察家而言，新政的幹預力度不能與毫無約束的歐洲大陸社團主義相提並論，那些國家的幹預不需要立法，議會權力被剝奪，沒有法院執行司法審查的權力。而在美國，國家複興署在1935年最高法院審理謝克特家禽公司訴合眾國案（Schechter v. United States）中被一致裁定為違憲。羅斯福很快要求增加最高法院人數，希望使其更加聽話。但國家複興署最終還是沒有重啟，法院的聲譽得到了提升，而非下滑。
隨著新政的施行，美國的社會思潮（雖然並不總是反映在社會行動上）與19世紀的自由主義出現了很大差異。國家複興署領導人唐納德·裏奇伯格（Donald Richberg）的一份聲明非常引人關注：
我們沒法回到戴著“粗俗個人主義”麵罩的鍍金時代的無政府狀態。如果各產業的私營業主和經理人不能充分組織起來，使這些至關重要的產業的運營能承擔與巨大的公共利益相稱的公共義務，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對這些私人產業進行政治控製。
然而，實際行動似乎沒有口號那麼可怕。“大蕭條”時期，美國政府采取了一係列不常見的甚至比較激進的措施，並創造了一些新職業。例如，美國民間資源保護隊雇用攝影師和紀錄片導演記錄美國鄉村的畫麵和聲音，以備這些景象會走向消失。美國公共事業振興署啟動了重大的建築工程，聯邦政府此前曾經提供借款支持鐵路建設，州政府也曾參與運河建設，但胡佛大壩這樣的巨型聯邦水壩項目還是很罕見的。這些新措施與德國采取的某些做法類似，不過在公眾看來，這些新措施主要是臨時安排，而不是從資本主義文化向社團主義文化的根本轉變。這就好比維斯康蒂（Visconti）的經典影片《豹》（The Leopard）中，薩利納親王說：“要想維持現狀，必須有所改變。”
新政當然引發了其他一些永久性的變化。佩科拉委員會披露了銀行業和證券業的利益衝突的泛濫和不利現象，美國國會於是在1933年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要求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實行分業經營，1933年的《證券法》規定可以對股票發行中的錯誤信息提起訴訟，1934年的《證券交易法》創建了負責證券交易監管的美國證交會。1935年又創建了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以防止和糾正“私人雇主和工會的不當勞動處理行為”。不過這些措施也很難說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致命打擊，它們給潛在投資者和潛在雇員提供的保護促進了市場信心的極大恢複。
向社團主義方向前進的重要一步是1935年的《國家勞動關係法案》，它承認雇員享有組織或加入現有工會的權利。美國國會認為，雇主和雇員之間的“不對等談判權”造成了“經濟不穩定”，公司拒絕談判會引起罷工，這些都會影響商業發展。該法案是個新動向，以前的政府沒有鼓勵勞工聯合，而是分拆卡特爾或其他類型的壟斷組織。西奧多·羅斯福20世紀初領導的進步運動的目標是打破壟斷。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態度也同樣如此：“我支持大企業，但我反對托拉斯。”在1923年的蒂波特山油田醜聞曝光聯邦官員的賄賂事件後，政府更加注意同產業界保持距離，不給它們提供更多的法律照顧。產業界和華盛頓的關係在20世紀30年代較為疏遠。
這些變化以及其他措施並沒有讓美國人感到他們拋棄了這個國家的傳統價值觀。我們可以認為富蘭克林·羅斯福對社團主義做了某些妥協，但最後保留了現代資本主義，而不是被社團主義徹底取代。有證據表明，社團主義真正在美國紮根並對現代資本主義產生致命威脅是在羅斯福去世後很久才發生的。
歐洲大陸（尤其是德國和意大利）的新興社團主義經濟的表現如何？能否與美國和英國這樣延續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匹敵？意大利的社團主義經濟是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成型的，希特勒的體製成型於1933年，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快就在30年代末爆發。因此，這樣短的曆史沒有太多可以借鑒的“自然實驗”，其中一項實驗是在發生嚴重衰退的初期——英國是從1926年開始，其他國家則在1929年爆發。而希特勒和羅斯福都是在1933年年初上台的。
人們普遍認為，希特勒采取的社團主義措施在短期內把德國經濟拉出了衰退，而羅斯福則受製於大多數國民的自由放任思潮，不得不坐視經濟滑坡，並陷入延續8年的“大蕭條”。然而，德國和美國的產出數據向我們揭示了另外一番景象：
到1936年，德國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幾乎恢複到1929年的水平，這無疑算是很快的複蘇，但與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組合的美國相比，在相同的時間跨度內，德國的複蘇並不比美國強勁。同時在增長率方麵，納粹德國的表現也並不比魏瑪共和國在1926~1927年冬季的首次複蘇出色，那12個月的增長率高於第三帝國的任何時期。因此，如果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也可能出現類似的迅速複蘇。從這種嚴格假設的意義上講，不能說納粹黨的經濟政策是德國經濟複蘇的原因。
假如羅斯福及其前任赫伯特·胡佛擴大了資本項目的建設，也不會使美國經濟徹底走向社團主義或者接近於社團主義，但可能使美國經濟的複蘇步伐加快，快於德國經濟的複蘇速度。這種情況隻是可能，因為促進總就業的政府措施能否如願發揮作用，並不像用杠杆和支點撬起重物那樣肯定。如果仔細分析四大經濟體衰退（英國從1926年開始，其他國家從1929年開始）後的複蘇過程，可以發現其產出都在大約6年內逐步回升。
如果分析以單位小時國民產出或其他更複雜的指標測算生產率，會得到更驚人的結果。美國的生產率在1930~1941年實現了創紀錄的高速增長，甚至快於上一個10年，而意大利和德國的生產率增速在20世紀30年代遠遠落後於美國，比它們在20世紀20年代的水平也隻有微小的進步。有一種解釋認為，美國在20世紀20年代出現了創新高潮，其中很多都涉及與電氣化有關的新產品和新工藝的開發。這些創新到20年代末還沒有完全滲透至整個經濟，但是給新產品和新工藝在30年代的進一步普及鋪平了道路。後來的創新普及導致許多工人失業，加上美元價值高估和其他國家抵製美國擴大出口，他們的處境堪憂。
生產率差距的擴大在希特勒那裏起初並不引人注意。在“飯桌談話”中，他曾抱怨說德國汽車廠商在20世紀30年代幾乎沒有縮短製造一輛汽車所需要的工時，而美國的福特公司則將其壓縮到了之前的很小一部分。曆史學家們後來注意到，美國傑出的生產率使其製造出了成千上萬的坦克、卡車和戰鬥機，這才是它在“二戰”中最終擊敗德國的原因，而不是依靠對德國城市的狂轟濫炸。生產率噴湧帶來的波動不安在20世紀30年代給美國的現代資本主義造成了短暫的威脅，但最終把它從社團主義思潮的侵略威脅中解救了出來。
軸心國在“二戰”的失敗推翻了意大利和德國以及它們占領的各國的極權政府，並做好了回歸過去的民主政體的準備。1947年，意大利通過了第一部憲法，納入了對行政機構的政策和議會通過的法律進行司法審查的條款。德國隨後於1949年通過的憲法在精神上也更接近於魏瑪共和國憲法的社會民主目標，而不是俾斯麥在1871年製定的帝國憲法。
“二戰”後，某些激進的右翼政黨生存下來，並出現了新的黨派。他們在重複法西斯主義的一些主張：“擔憂墮落和衰敗，強調民族和文化的同一性，擔心不能歸化的外國人對民族認同的威脅，要求有更大的權威處理這些問題。”但為了獲得足夠的選票以取得代表資格，這個派別的多數政黨不得不讚成較為溫和的右派綱領，並且用“後法西斯主義者”這種含糊的稱呼掩飾自己，並不管這個詞的含義到底是什麼。即使是極右翼的黨派也不再攻擊民主製度和法治。
德國和意大利出現的這些政治方麵的進步提供了一個機遇——重新檢討在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形成的國民經濟製度的性質和效果。這樣的檢討是否會使歐洲國家在製度、政策和思想上淡化社團主義色彩？還是說社團主義總體上會在此後幾十年繼續擴大？社團主義的哪些規則會被拋棄，是否會出現新規則？
社團主義在“二戰”後的演化
在人們通常的印象裏，社團主義思潮的影響在“二戰”後消退了，因為支持這些思想的力量已被削弱。這些支持力量之所以被削弱，是因為困擾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社會緊張局勢（包括戰爭造成的創傷、瘋狂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大蕭條）已成為曆史。還有，如今的民主製度如此穩定，人們可以通過選票爭取保護，不像過去那樣隻能通過工會、遊說集團和強力政府來實現。然而，社會民主製度和社團主義經濟並不是相互對立的觀念，我們不能確認它們無法共存。歐洲有少數嚴肅的經濟學家曾經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提出，他們的國家並沒有認識到未能保持企業的相對自由會造成怎樣的持續傷害，包括德國的赫伯特·吉爾施（Herbert Giersch）、法國的雷蒙·巴爾（Raymond Barre）以及意大利的路易吉·埃諾迪（Luigi Einaudi）和保羅·賽洛斯–拉比尼（Paolo Sylos-Labini）。然而，對20世紀下半葉的社團主義迄今並未做出過係統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