驗證辦法之一是，在現代經濟開始確立並發揮效力時，測算所謂的工人階級（手工勞動者或其他體力勞動者）的藍領工資水平是否停滯或下降。那麼實際情況是這樣嗎？人們的普遍印象是，由於機械化水平提高，非熟練工人的工資在19世紀有所下降，至少是相對於熟練工人的工資水平而言。
但事實上這又是一個錯覺。根據之前提到的英國的研究，在1815~1850年，平均工資水平的增幅比藍領工資水平的增幅多出了20%，但這主要是由於農業中的體力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停滯，而農業的困境也不能簡單地歸咎於現代產業的影響。另一項資料估計，在那一時期，英國非農業部門的所有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水平的增幅僅比非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水平的增幅多出7%。克拉克在2005年整理的關於英國手工業者和建築業幫工的日工資數據顯示：18世紀40年代之後，兩者的相對工資沒有明顯變化；從19世紀第一個10年開始，幫工的工資漲幅不及工匠；但從19世紀中葉起趨勢發生改變，到19世紀90年代，已回到之前的相對水平，在之後的10年裏幫工的工資增速依然更快。那個時代的人也提到過這樣的印象。例如英國首相格萊斯頓（Gladstone）就看到各類工資收入者繳納的稅收均快速增長，他在下議院評論說：
如果像我原本認為的那樣，這樣不同尋常的稅收增長隻來自處境優越的階層，那我會感到有些難過，但比較容易理解……然而……看到富人在變得更為富有的同時，窮人的情況也有所改善，則給人莫大的安慰……我們可以看看英國勞動者的普遍狀況，不管是農民、礦工、操作工還是技工，各種無可爭議的證據完全可以證明，在過去20年裏他們的生存條件都得到了巨大的改善。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地宣布，這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的曆史上都是沒有先例的。
在當時的英國，現代經濟並沒有拉大工資收入的差距，至少沒有係統性和持續性地拉大差距。
所謂勞動者在19世紀的整體收入的增長速度慢於資本的說法，也和其他誤解一樣缺乏根據。最近得到的數據顯示了單位雇員的日工資與國家人均產出的比值。在英國，這一比值呈上升而非下降趨勢，從1830年的191升至1910年的230。在法國，該比值從1850年的202提高到1910年的213。德國是從19世紀70年代早期的199提高到20世紀初的208。1887年，英國記者（兼政府首席統計師）羅伯特·吉芬（Robert Giffen）對此進行了規範的記述，他收集了1843年英國開征所得稅之後的個人收入數據，表明在其後的40年裏“富人”的總收入翻番，但其人數也翻番，體力勞動者的總收入增幅超過一倍，而其人數增加有限。
富人的人數多了，但平均來說，每個人的富裕程度並未提高；窮人的平均收入幾乎是50年前的兩倍。因此，過去50年來巨大的物質進步的好處幾乎全部落到了窮人的頭上。
盡管在19世紀的幾十年裏，非熟練工人的相對工資依然較低，但實際工資水平的上升趨勢仍然可以帶來兩方麵的好處，具有明顯的社會價值。好處之一是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給人們帶來了解放，使那些工資水平較低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非熟練工人）能夠從以前不得不從事的工作轉移到更合心意的工作。例如，在“家政經濟”中做家庭主婦或者在別人家做幫工的人可以轉移到不那麼孤獨的職業中去；在地下經濟中工作的人可以到合法的經濟部門謀取職位，獲得更多的尊重，減輕人身依附；有的人可以離開原來的崗位，尋求回報更多的機會，如能發揮更多主動性、能承擔更多職責和需要更多交流的崗位。通過這些機製，工資的提高會使我們常說的經濟包容性增強，使更多的人參與社會的核心項目，並獲得相應的回報。對經濟包容性的描述和肯定將在下一章裏詳細討論，此處暫不展開。
工資的提高還有其他社會意義，例如減少貧困現象。當時的兩位著名經濟學家根據自己的觀察得出結論，19世紀的所有現代經濟體的貧困現象都顯著減少，至少有數據記錄的經濟體是如此。1887年，在討論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變化趨勢時，吉芬注意到赤貧者（免於償還債務的個人）的數量持續下降，從19世紀70年代上半葉的4.2%降至1888年的2.8%，這還是在人口增速創紀錄的情況下實現的。吉芬同時發現，在現代經濟來得更晚的愛爾蘭，“赤貧人數增加，同時總人口數量下降”。戴維·威爾斯（David Wells）在19世紀90年代分析美國的情況時，在討論赤貧現象的兩頁文字中提到：“窮人在總人口中的比重通常在下降，盡管核查赤貧現象存在很多困難，尤其是在美國這樣每年都從歐洲國家接納大量貧困人口的國家。”對於現代經濟損害了民眾利益的說法，還有一種驗證辦法，即核查傳染病、營養狀況及死亡率方麵的數據。結果與上麵的情況相似，並不是簡單的直線改善。數據表明，這些指標自18世紀開始發生變化，到19世紀顯著改善。令人驚訝的是，主要造成幼兒死亡的天花導致的死亡數量從17世紀到18世紀中期的商業經濟全盛期一直在上升，導致2/3的兒童在5歲前夭折。天花流行的原因不能歸咎於現代經濟（因為現代經濟在當時還幾乎沒有充分運轉），而是由於國際貿易的增加：隨著全球貿易量的增長，各國進口了更多被感染的動物品種。此後，天花導致的死亡率開始下降，到19世紀的第二個25年，兒童死亡率下降了2/3。這個改善似乎更像是19世紀前10年起步的現代經濟的影響，而非18世紀70年代爆發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如前所述，那場工業革命僅限於單一的產業部門，時間也較短。隨著現代經濟體在19世紀的增強，天花導致的死亡率加速下降。威爾斯在報告中說：“在1795~1800年，倫敦的年均天花死亡人數是10 180人，到1875~1880年已下降到1 408人。”
主要影響成人而非兒童的傳染病的危害在19世紀也迅速降低。威爾斯提到：“鼠疫和麻風病在英國和美國幾乎消失了。斑疹傷寒曾經是倫敦的痼疾，如今據說已從這個城市完全消失。”死亡率因此大幅下降。“倫敦在19世紀60年代的平均死亡率為24.4‰，1888年已降至18.5‰。維也納的死亡率從41‰降至21‰。在歐洲其他國家，死亡率降幅約為1/4~1/3。美國的死亡率降至1880年的17‰~18‰。”
這些是否應該歸功於科學？專家們的看法並非如此。拉澤爾和斯賓塞指出，倫敦市的各種傳染病的危害全麵降低，包括天花、熱病（斑疹傷寒和傷寒）和抽搐病（痢疾和腸胃病），應該是收入提高所帶來的公共衛生和健康措施改善的結果：
這些疾病中大部分都是衛生狀況不佳引起的。死亡率的降低幾乎同等出現在富裕人群和非富裕人群中……有可能是環境的改變對疾病發生率產生了影響……用亞麻和棉織品替代了羊毛衣物，出現了更好的洗滌方法，包括將衣物煮沸，這些可能是逐步消滅斑疹傷寒和虱子的原因。
威爾斯還指出，高收入促進了飲食的改善：
雖然衛生知識和監管措施的改進也有作用，但食品供應的豐富和廉價才是主要原因，這反過來又促進了生產和分配方式的改善……美國人的身高和體重明顯增加，如果大眾的生活水平下降，這種情形是不可能出現的。
通過這些途徑，現代經濟幫助降低了發病率和死亡率。經濟生活的生產率提高給家庭和社區提供了以日常的私人和公共衛生手段對抗疾病的必要條件。醫院條件的改善，例如防腐劑的使用，有助於控製傳染病的傳播。此外，現代醫院是現代經濟的組成部分，醫院中得到的新觀察和新知識及其在整個醫療衛生產業的傳播，是現代經濟所產生的知識爆炸中引人注目的一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