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比倫有空中花園，古埃及有金字塔，雅典有衛城，羅馬有大競技場，布魯克林有大橋。
——1883年紐約布魯克林大橋開通儀式上的標語
我們在前一章裏通過結構剖析確定了經濟的不同類型，而這些經濟類型的真正意義在於其影響。現代經濟的到來使幾個國家的生產率水平從19世紀開始持續增長，並且產生了劃時代的結果。卡爾·馬克思雖然反對自己身邊的經濟製度，但絲毫沒有忽視這種持續增長的重要意義。1848年，在現代經濟體還沒有達到最快成長速度之前，馬克思就已經注意到了生產率問題，提出了現代經濟體的“進步性”。如第一章所述，生產率的增長具有全球意義，因為新工藝和新產品可以被其他經濟體接受和采用，甚至包括很多較為原始的經濟體。我們看到，某些國家起步較早的現代經濟在20世紀之後出現現代性的退化，例如法國，可以說到“二戰”後的某個時期已喪失了大部分經濟活力。還有些國家在20世紀30年代轉變為非現代或反現代性質，例如德國。不過，也有些國家的經濟變得更為現代了，例如加拿大和韓國。因此總的來說，現代經濟生存了下來，而且至少在大多數市場環境中，某些現代經濟體保持著大範圍的創新活力並由此取得了成功。
本章的目標是讓讀者了解運轉良好的現代經濟的活力和影響。我們可能無法準確解釋很多奇跡出現的原因，但奇跡般的現代經濟是在特殊時刻出現的，當時並沒有其他大事發生，因此我們可以將19世紀與18世紀的生活狀態的巨大差異歸結為現代經濟誕生的影響。對現代經濟產生的這些影響的檢測非常接近於實驗室裏的工作。當然我們首先需要注意，不關心水平的提高，隻關心最終達到的高水平是沒有意義的。就像電影業從業者愛說的：“你的表現隻不過和上部片子齊平。”同時，如果處於很低的絕對水平，隻談增長也沒什麼意義。
最後，我們感興趣的是現代經濟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更確切地說是對人們的社會生活的影響。人均產出和平均工資這樣的數據不具有說服力，它們並不能充分反映現代經濟體中的實際生活：在那幾十年裏，這樣的產出和實際工資能買到什麼，獲得這樣的產出和工資的經曆又能帶來什麼收獲？我們希望了解現代經濟體如何改變了工作與生活，最好是真實而廣泛地調查參與者的各種付出和收益。
本章和下一章將指出，現代經濟體及其背後的現代性具有深遠的影響，這些影響大部分是正麵的。本章將分析現代經濟體的有形的影響，即物質上的愉悅和關懷；下一章主要分析無形的影響，它關係到人們的生活意義。
物質收益的豐饒之角
現代經濟體帶來了人均產出（勞動生產率或簡稱生產率）的持續攀升，並且延續至今。從定性的角度看，進入現代經濟的國家（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被卷入全球經濟的國家）從靜止狀態躍升到爆炸式的無盡增長狀態。如果每年的生產率增幅隻有0.5個百分點或更低，很多人可能根本注意不到變化，因為以這樣的速度，需要144年才能使人均產出翻番。現代經濟不但帶來了沒有止境的增長，還帶來了真正快速的增長。
人均產出在那個所謂的漫長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的增幅之大令人激動。到1870年，西歐的人均產出比1820年提高了63%；到1913年，又比1870年提高了76%。在英國，該指標在這兩個階段分別提高了87%和65%。在美國，分別是95%和117%。對熟知中國在1980~2010年增長奇跡的當代讀者來說，上述增幅或許不算什麼，但中國可以從海外借鑒大量的生產經驗，而當年的歐洲和美國卻隻能自己摸索。
從起飛階段到1913年的累計增幅使英國和美國的人均產出分別增長到原來的3倍和4倍，給普通人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18世紀不可想象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革命性的直接影響，之後的章節還將詳述，另外還有間接影響：隨著經濟體的總產出和總收入不斷增長，家庭財富與收入的比例將發生變化。在過去的靜止狀態下缺乏儲蓄的人們開始增加儲蓄，收入越來越多，儲蓄也越來越多，這使財富存量的增速不至於過分落後於收入的增速。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將看到現代經濟中的勞動參與率遠遠高於商業經濟時代，隻是苦於沒有數據可以驗證這一猜想。
工資（而非生產率）是最重要的反映物質收益的指標，尤其是對那些沒有太多繼承財富的普通人而言。足夠高的工資是通向重要福利的大門，至今依然如此。尤其在19世紀，普通人能賺取的工資是他所能負擔的必需品的決定性因素，包括住房、醫療等。工資還能滿足所有人內心都渴望的非物質需求，例如得到一份穩定的工作、擁有家庭、參與社區生活的權利。
生產率的提高並不總能實現工資的提高，反之，在生產率沒有提高時，工資也有可能提高。本書曾提到，極負盛名的法國曆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發現，雖然16世紀的偉大探險家和殖民者給國王帶回了大量白銀，但這些收入卻沒有推動工資的提高。盡管人均工資與人均產出之間存在相關性（有人曾說經濟學中的任何指標之間都至少通過兩種渠道相互作用），但從生產率到工資的影響渠道可能受到其他特殊因素的影響。但不必擔心，現代經濟體的確使勞動者的工資得到了大幅提高，實現了天量的白銀沒有達到的成就。
有關工資的討論曾談到，現代經濟體的出現打破了布羅代爾觀察到的悲觀發展模式。我曾指出，在現代經濟體出現前的16世紀、18世紀以及1750~1810年，工資水平在下降——至少有數據表明英國屬於此種悲慘情況。但是從1820年左右開始，英國手工業者的人均工資（如果用真實水平或者購買力計算）持續提高，與人均產出的起飛基本同步。在比利時，工資從1850年左右開始增長。法國的工資水平隨後起飛，一直緊隨英國，直至1914年。在德國各城市，工資水平像坐上了過山車，從19世紀20年代早期到整個40年代一直在下降，由此引發了1848年的暴動，1860年後又開始持續增長（另一項資料顯示是從1870年開始）。可惜美國沒有那麼早的數據。總之，現代經濟體中的建築工人、工廠工人和農場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都伴隨著生產率的起飛而高漲。
這裏提出的問題是，工資是否表現出了與人均產出同樣顯著的增速？如果勞動在產出增量中所占的收入份額下降，工資增速或許會落後於生產率。實際上，普通的城市非熟練男性工人的名義日工資（以當地貨幣計算）不但能跟上人均產出的貨幣價值的增速，甚至還更快。1830~1848年（又是那個糟糕的年份），英國的工資—生產率比略有下降，到19世紀60年代終於趕上並超出了以前的水平，70年代再度下降，此後到90年代再度超出，直至1913年。法國的這個比值反映出了類似的變化趨勢。在德國，工資—生產率比在1870~1885年保持穩定，到19世紀90年代有所惡化，但到20世紀前10年時已提到很高的水平，直至“一戰”爆發。此外，這些數據並未反映出這麼一個事實，即各國工人的收入並不都用來購買國內產品：由於供應量增加、運輸成本下降，他們實際上購買了大量價格更低的進口消費品。英國的一項研究表明：“在長期停滯後，實際工資水平在1820~1850年幾乎翻番。”因此，現代經濟中工資收入相對於非工資收入的份額下降的觀點並不成立。當然，弱勢群體、下層社會民眾的工資水平在這些經濟體中的變化趨勢可能有所不同。
在公眾看來，對那些不得不在工廠、礦山和家政行業中謀職的底層工人來說，19世紀興起的新經濟製度簡直是人間地獄。有人認為，這種社會狀況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幾乎沒有改善，直到社會主義思潮席卷歐洲、美國興起新政之後才發生變化。有的文學作品可能會給人這樣的印象，但描寫的年代並不吻合。例如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主要描述了1815~1832年的路易·菲利普王朝的社會緊張狀況，而不是反映幾十年之後出現於法國的現代經濟的陰暗麵。當然，19世紀中期的許多作品也很出名。狄更斯在1839年出版的小說《霧都孤兒》中細致地描述了倫敦的貧困現象，奧諾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的畫作生動地刻畫了持續到1870年的巴黎工人抗爭運動。它們給人的印象是，在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大量勞動適齡人口因為工資水平下降而受苦，或至少是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陷入悲慘、失業和空虛的狀態。這種說法需要得到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