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木頭鎮，我們一路無話。
我知道，夏天對我之前的描述產生了懷疑。她無法從現在的兒童救助中心，想見當年曾經發生的一切。
夏天的懷疑，或者說她臉上表麵出來的平淡，讓我覺出了緊迫。我們在木頭鎮分手。我對夏天說：
你自己回深圳，我要回廣州。
我知道，我要做我該做的事。連夏天都對我講述的過往產生了懷疑，我無法想象，再過若幹年，這段往事是否還會重見天日，是否還會有人相信。罪痕被歲月抹去，一切將被繁榮所粉飾。而我，能做一些什麼。對於一個將死的人，我不想就這樣無聲無息來到這世界，又悄沒聲息地離開。我要為我們這一代人的苦難作證。計劃在我的腦子裏漸漸清晰起來。
黃德基，李中標，馬有貴。
在我餘下的生命中，必需找到他們。我告訴自己，不能再沉醉在溫柔鄉裏。我要和他們談談，我想讓他們做點什麼。我要公開謝罪。我要將被塵埃遮掩的罪行公之於眾，我要讓他們三人和我一起接受法律審判。我希望以我們的謝罪為切入口，讓那隻翻開一頁就早早合上的過往再次呈現在世人麵前。我知道這很難。事實上，如果不是死期將至，我也做不到。我無數次在作品中寫到過去，寫到我的罪孽，但我並未真正觸及真相，我總是顧左右而言它，在作品中小心翼翼地掩飾著真正的罪行。我從來未能進行真正的贖罪。我理解黃德基、李中標的處境。一個是前程似錦的官員，一個是雄心勃勃的企業家。隻有馬有貴，我不知道如何找到他，不管他現在是富貴還是貧窮，我想他總會有家庭，有了家庭，逼迫他認罪，他將如何麵對家人？孔子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我知道。但要做的就是將其施於人。其實，我也沒有想好要讓他們出來做什麼，發表一個聲明認罪？還是像李中標那樣，用別的方式，來做有益的補償。
前不久，中山大學一位名叫李德南的博士給我做了個文學訪談。他說，在一些年輕作家的筆下，越來越多的出現了贖罪的意識和書寫。他舉出了兩部小說，當然，還指出了我的作品中彌漫著罪感意識，問我是基於什麼樣的選擇。我說我沒讀過他舉出的作品，無法對他們的寫作做出評價。我知道，救贖是個時髦的主題，許多青年作家在寫作這樣的主題。於我而言，我寫救贖，是因為自己曾經的罪惡，希望通過寫作來舒緩內心的罪惡感。我不希望通過寫作來獲得自我救贖，不過是想在寫作中坦白我曾經曆過的一切。但我軟弱，無力，缺少直麵自我的勇氣。我並未真正在寫作中將自己的外皮撒開，露出血淋淋的真實給人看。我那部名為《荒原紀事》的長篇小說之所以總寫不完就是基於此，基於我缺少勇氣。
女士們、先生們，你們不知道，我對自己有多麼失望。就像我無法對夏天坦白，在遙遠的俄羅斯，我有過的短暫的瘋狂。就像我無法對我的前妻坦白，我和她之間，隔著一個名叫北川的女孩。
北川。
女士們，先生們，我終於說出了這個名字，我要正視這個名字。
我要去找黃德基，去找李中標，去找馬有貴。
我想和他們談談北川。反正我要死了，還有什麼可害怕的呢？
和夏天分別後，我給黃德基、李中標發了短信，我在短信中說：
是時候了，讓我們正視過往，正視發生在溪頭村的往事。
發出之後，想了想，又發了一條短信：我想和你們談談北川。
這位先生，您問我，誰是北川。您可否容我喝口水。我已經講得口幹舌燥了。雖說我是罪人，但我想，我還是有基本的人權……好，好，我少廢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