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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人非常喜歡以草木之名命名宮殿。未央宮的後宮佳麗成群,她們所居住的宮殿,或稱合歡殿,或稱蘭林殿,或稱蕙草殿,華木香草非常繁茂。
合歡樹的葉子是羽狀,白天張開,夜晚閉攏,夏秋花色粉紅,嬪妃居合歡殿確實相宜。合歡花就是馬纓花。蘭並不是後來常指的蘭花,而是古代的木蘭或澤蘭。茝即白芷,外形很像杜若,俗稱竹葉蓮,花為紅色,都是香草。蕙也指蘭,花呈黃綠色,也屬於香草。
漢宮內的六大文化性建築
未央宮宮城內有很多文化類建築,這些建築足以顯示出西漢時期對文化的重視。未央宮中的文化性建築物大多是用於存放圖書、曆史檔案和開展學術活動。
這類建築主要有石渠閣、天祿閣、麒麟閣、承明殿、曲台殿和金華殿等。
石渠閣在未央宮西北部,石渠閣因“石”而得名,所謂“石渠”,即以礱石為渠。
據傳石渠閣是蕭何主持建造的,秦朝末年,劉邦率軍進占鹹陽後,蕭何收秦朝圖書典籍和檔案。西漢初期,石渠閣建成後藏之於其中。
石渠閣實際是西漢時代中央政府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之一。漢成帝時,曾把漢朝政府的國家檔案,收存於石渠閣中。由於石渠閣中有大量圖書和檔案材料,許多著名學者、文人都曾到那裏查閱資料。
西漢中晚期,石渠閣又成了長安城中的學術討論中心,學者們在這裏談古論今。大學者韋玄成被任命為淮揚中尉以後,皇帝就曾詔命他與蕭望之等“五經諸儒”在石渠閣研討問題。
此外,當時的社會名流和文人都曾在石渠閣舉行過各種集會和活動。該遺址迄今還在未央宮前殿西北,今存夯土台基南北長65米,東西寬67米,高約8米。
天祿閣在未央宮北部,西距石渠閣500多米。天祿閣遺址中部為高台建築的夯土台基,現存高10米左右,底部呈方形,邊長20米,台頂有後人修建的“劉向祠”,這是人們為了紀念西漢大學者劉向在天祿閣整理典籍、著書立說而營建的。
天祿閣的功能主要是存放文史檔案,也藏有許多重要典籍。除上麵提到的劉向之外,西漢時代不少著名學者,如大文學家揚雄等,都曾在天祿閣中工作過。
麒麟閣,也稱麒麟殿。據說在漢武帝時,人們捕獲了一隻麒麟,這在當時確實是一件大事情。為了紀念這件事,特意下令修築了這座建築物,並將麒麟的圖像繪在殿閣的牆壁之上,這就是麒麟閣名稱的來曆。
麒麟閣內的壁畫十分有名,除了繪有麒麟的壁畫之外,還有西漢功臣的畫像壁畫。公元前51年,匈奴首領單於來到長安,謁見漢朝天子。漢宣帝為了紀念這件事,就把許多功臣的畫像,作為壁畫繪製於麒麟閣上。
壁畫上的人像繪製十分逼真,呼之欲出。人像旁刻上各自官爵姓名。麒麟閣也是藏書之地,大文人揚雄曾在此校閱圖書。該遺址在天祿閣的西北。
承明殿位於石渠閣附近,約在石渠閣與天祿閣之間。承明殿屬於“著作之庭”。文人學者們在這裏飲酒作賦、著書立說。
曲台殿和金華殿是講授禮教學問的地方,所謂“曲台說禮,金華說書”就是這個意思。曲台也是學者們校閱精典、著作文章的地方,漢武帝曾讓後倉在曲台校書著文,他在曲台高談闊論禮教之學達數萬言,所以人們送了他個綽號,叫“曲台說”。
曲台官員有署長,孟喜曾出任過此職。鄭寬中、張禹曾在金華殿給漢武帝講解《尚書》、《論語》等文獻。
這樣由6個文化類建築組成一個學術文化活動中心,足以反映出西漢時期對文化建設之重視。
未央宮中還有朱鳥堂,也稱壽成朱鳥堂,這裏主要收藏地理方麵的書籍。西漢末年,全國各地地理學者都彙集於朱鳥堂,校閱地理書籍。
[旁注]
韋玄成 魯國鄒人。少年時即好學,在路上遇見高人,便請求與其同行,並用車載送,以方便探討學問。對貧賤之人,更加有禮。漢宣帝時,韋玄成曾受詔與當朝重臣蕭望之以及“五經諸儒”在石渠閣雜論異同,闡發詩意,得到皇帝的賞識。
揚雄 字子雲, 西漢官吏、學者。少年時非常好學,為人口吃,博覽群書,長於辭賦。成帝時任給事黃門郎。王莽時期任大夫,校書天祿閣。揚雄是繼司馬相如之後西漢最著名的辭賦家。在劉禹錫著名的《陋室銘》中“西蜀子雲亭”的西蜀子雲就是指揚雄。
後倉 字進君生,西漢經學家。精通《詩》和《禮》,還是研究《孝經》的專家。公元前198年,劉邦在未央宮建“曲台”,將先秦舊書移於宮內,後倉在“曲台”校書數年,與劉向、揚雄等博學之士,商討古今,讎校古書,並掌管三閣所藏圖書。因在“曲台”校書,著《曲台記》。對《禮》有深刻研究,所說論記數萬言。
鄭寬中 西漢扶風平陵人。以博士授太子漢成帝《尚書》。漢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皇帝更加尊重他了。
蕭望之 (約公元前114年~公元前47年),字長倩,是蕭何的六世孫,是西漢宣帝、元帝倚重的大臣,又是著名的經學家。蕭望之主治《齊詩》,兼學諸經,是漢代《魯論語》的知名傳人。
劉向 (約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 原名更生,字子政,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和文學家。劉向的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讎古書的“敘錄”,較有名的有《諫營昌陵疏》和《戰國策敘錄》,敘事簡約,理論暢達、舒緩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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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初年,長安作為統治階級的國都開始設計修建時,丞相蕭何就在未央宮中主持修建了天祿閣與石渠閣。
西漢初,繼續推行秦朝的“挾書之律”,即規定民間不準藏書的禁令。漢惠帝時,為收集和整理圖書,廢除“挾書之律”。漢武帝更積極地收集整理書籍,命令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漢成帝時又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並分類整理。經過幾代帝王的努力,秦末散佚的圖書又被發掘和整理出來,集中到長安的書籍共有約600家,13200得卷,藏於天祿閣與石渠閣。後來司馬遷就是參考這些書,寫成了50多萬字的不朽巨著《史記》。